王振耀，男，汉族，生于1954年3月，河南省鲁山县人，1982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2000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行政管理硕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1年夏，担任救灾救济司司长，具体推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全面建立和“应保尽保”的实现，全国民政系统于2001年底至2002年上半年整体行动，使2200多万的城市低保对象全部纳入了保障制度。

2003年，开始推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设，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建设，城市医疗救助制度建设等。

2004年，推动组建了民政部最低生活保障司。

2008年9月，开始负责组建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并担任司长，提出了要建立与中等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的理论并正在直接推动中国福利制度特别是养老服务产业的规划与发展。

2008年，被中国改革开放30年论坛暨评选活动组委会评选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

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非经济分析室副主任，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农村处处长、基层政权建设司副司长，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副司长、司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创始院长。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副理事长，中国扶贫基金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

在救灾救济司任上，他推动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体系。在公益慈善领域内，首倡并大力推广“平民慈善”、“以善治促慈善”等理念，广泛号召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率先提出了“通过五年努力，争取使我国人民捐款数额接近或达到年人均50元的目标，力争使我国的慈善年捐款额达到500亿元。”这一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2006年10月，在他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下，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正式成立，力图通过促进信息公开和行业自律，推动中国的慈善事业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王振耀司长推动了慈善公益事业的信息公开，在促进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提高合维系民众的公共道德水准方面进行了制度化创新。

著作

1．王振耀：《迈向法治型选举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2003年；

2．王振耀：《村民自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宗教出版社出版，2000年；

3．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中国村民自治前沿》，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

代表性学术论文

1．王振耀：《建立与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2009年第2期

2．王振耀：《建立与中等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儿童福利制度——从极端贫困救助增量入手的一种基本行动战略》，《社会福利》，2008年第11期

3．王振耀：《未来五年我国收入分配政策渐进调整路线图构想》，《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2期

4．王振耀：《中国政治发展战略选择论纲：在稳定状态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4期；

5．王振耀、田小红：《中国自然灾害应急救助管理的基本体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05期

6．王振耀：《走向以农村为本的农村发展战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3期

7．王振耀：《构建和谐社会应注重体制建设》，《内部参考》，2005年12月16日

8．王振耀：《努力构筑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体系》，《中国民政》，2002年第12期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13日在广州称，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扩大底线民生，首先是要将贫困人口的人数扩大起来，不能偏严，况且有的地方偏严，已经激化社会矛盾，造成较大的社会悲剧，应引以为戒。

王振耀认为，广东保障底线民生，应扩大城乡低保面。为此，他算了一笔账：2011年，广东省城乡低保人口为224万人，仅占当年广东总人口的2.1%，远低于5.6%的全国平均水平。“辽宁人均GDP略高于广东，其城乡低保人数占总人口的4.8%，高于广东；粤东西北城乡低保比例甚至还远低于湖南、广西等相邻省份。”他说。

王振耀认为，广东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原因是实行了不合理的体制，“让地方财政和基层财政占大头，负担低保的主要支出，结果他们就把人数抠得很死。”

56岁的民政部慈善司司长王振耀近日辞去职务，跳槽到北师大当院长。初闻此消息，相信人们会有两种反应：一，会不会是因为仕途上升空间不大，他才选择辞职；二，官员退休以后做什么的都有，到大学里挂名做院长的也不鲜见，王振耀并不是特例。

这是基于国情产生的功利主义论调。我们无从确知他辞职的具体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大部分官员，即使已经到了仕途的天花板，他们在退休前做的最后的事情一定不是潇洒辞职，而是死死把握，以享受权力带来的最后荣光。普通的官员尚且如此，遑论国家部委司长这样级别的高官。很多官员干一辈子为的可能就是公务员优厚的退休待遇，对于已经做了十几年司长的王振耀来说，已经到了56岁的坎儿上，最明智的事情似乎应该尽力争取一个更高的行政级别，以保证退休之后的待遇。但他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选择了辞职，到北师大得到的仅仅是一个二级教授的待遇。

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看，如果说王振耀是一个迷恋官位热爱名利的人，那么他的机会成本也太大了。机会成本越大，说明他离开的决心越大，说明他的跳槽是货真价实。而他即将担任的院长和人们常见的高官挂名做院长也有本质不同。王振耀即将就任的公益研究院并不是一个学科成熟的院系，而是一个国内新兴的学科，需要的不是一个只要守成即可的院长，而是一个具有创业精神的院长。我们常见到有些高官退休之后耐不住寂寞，喜欢到大学里挂个院长的名，虽说贡献余热的精神可嘉，但往往名不副实：一方面其精力有限，往往只在学期的开始露个面，多数学生只知其盛名，却从来不见人影；另一方面，学院乃学术之地，某些官员自己的水平一般，当官好和学术好是两码事，怎么管理得好一个学院的学术?我们所熟知的王振耀是管理慈善事业的官员，但他另一个身份却是慈善业的专家学者。他不仅发表过关于慈善的不少论文，更是与慈善业的学者和从业者有着广泛的接触，在不少国内慈善论坛中都见到王振耀没有官架子侃侃而谈的身影。以他做慈善工作多年的经验、在慈善学科方面的研究以及对于慈善工作的热情，的确是公益研究院院长最适合的人选。

王振耀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国外很多官员离开岗位以后会作出新的人生选择，他说他的辞职受到屠童事件的触动，他愿意将自己56岁以后的人生投入到中国慈善事业中。我丝毫不怀疑他的真诚。的确，在国外，不要说司长级别的官员，就是总统在卸任以后也会重新开辟新的事业。比如致力于公开演讲和人道主义的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致力于中东问题和国际经济问题的前英国首相布莱尔。对于他们本人来说，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通过社会活动继续发挥自己的人生价值，为社会作出新的贡献，这种贡献已经跟他们当年的手握大权没有关系。传统中国的权力路径恰恰与之相反，上了高位就下不来，下来了也会受到各种猜测。王振耀却是这种官本位模式下的一个特例，他打破了一些官场惯例，所以，他值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