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扶之，男，别名王硕，1923年9月24日出生于陕西子洲，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荣立大功三次。

1923年9月24日生于陕西省子洲县三眼泉楼砭傅家新庄。世代为贫苦农民，五岁丧母，随爷爷和父亲长大，后因家中日益窘困，父亲只好背井离乡到延安的一家远房亲戚的地主家打工，从此就成了地主家的一个小放牛娃。稍大些，就轮流到附近的一些富裕农家打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父亲求人将王扶之送到一家私塾上了3个月学。尽管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这却是他文化启蒙。

王扶之12岁那年，延安一带常有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活动，看到这些与穷苦百姓休戚与共，与当时的旧军队根本不同的红军，他萌发了要当红军念头。凭着自己12岁身高1米6多的个子，告诉红军说自己有17岁，于1935年7月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26军，当了一名小红军战士。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6年13岁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26军78师少共营战士、红25军75师战士、红15军团第78师测绘员；参加了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和重大战略行动。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测绘股长，新四军第3师8旅22团通信参谋，2营6连副连长，师司令部通信股长；随其所在的英勇善战的部队，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七省，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张店、盯店、讨代“顽固派”石友三、曹甸、郑潭口、淮海区和盐阜区反“扫荡”、叶纤子、阜宁、两淮等战役和战斗。其所在部队与兄弟部队一起，先后开辟了晋东北、晋西（平山地区）、晋东南（太行山）、冀南、冀鲁豫、豫皖苏、皖东北、苏北、皖江和淮南等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营长，东北野战军2纵5师作战科长，5师14团副团长，第4野战军39军343团团长；随其所在的部队转战东北、华北、华中南三大战略区，参加了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夏季、秋季、冬季攻势、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历经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天津、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广西等13个省、市、自治区，征程万余公里，战胜了零下40余度的东北奇寒和零上30几度的江南酷暑，从东北的松花江，一直打到祖国南疆镇南关。在战斗中，王扶之曾多次立功受奖，在姜家店迫击、攻克锦州、平津战役之攻克天津的战斗中，先后荣立大功三次。在攻克锦州和攻克天津的战斗中，担任主攻团副团长、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年10月21日首批入朝参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39军115师343团团长，而后任115师师参谋长、第一副师长、师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先后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战役，1951年阵地防御作战，1952年春季、夏季巩固阵地作战、秋季战术性反击和朝鲜西海岸反登陆、反空降防御备战准备，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53年5月回国后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115师师长。195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毕业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116师师长、1960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39军参谋长、第1副军长，1968年调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工作，任作战部副部长，部长，在1969年和1974年任总参作战部部长期间，协助军委首长叶剑英、邓小平参与指挥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和西沙海战。1975年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中共山西省委书记，1980年任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是中共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常务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和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1998年离职休养。

那时，延安一带常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活动。从小见过不少反动军队的王扶之头一次觉得，红军是一支令人可亲的部队，因为他们经常为老百姓挑水扫院子。

“我想跟你们到队伍上，行不行？”1935年的一天，12岁的王扶之突然萌发了当红军的念头。

回话的红军看他一脸稚气，不免疑惑：“你多大了？”

“你看我有多大？”王扶之不知哪来的机灵。

“有十六七了？”

“还真差不多。”

就这样，12岁的王扶之成了一名小红军，来到红26军“少共营”。这个“少共营”最大的17岁，一般只有十五六岁，但像王扶之这样年纪的孩子还少有。这是1935年7月的事。说是当红军，其实他依然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手持梭镖。后来在与侵犯陕北的国民党军队作战中，王扶之才第一次有了一支“马拐枪”。

1935年10月1日，红15军团成立后的第二天，徐海东、刘志丹定下了围城打援的方案。红75师在陕北劳山路东，红78师、81师一部在劳山路西，形成一个夹击的态势，就等敌人送上门来了。很快，东北军110师进入红军的包围圈。10月1日下午2时左右，我红75师、78师、81师一部发起冲锋，一下子把敌人分割成好几段。敌军110师就地慌乱地组织防御，我军则就地各个围歼。“少共营”共有200多人，负责攻打一个小高地。那时王扶之还是个“红小鬼”，因为红军枪支数量很少，他就扛着一柄梭镖冲锋上阵。

营长给他们分配了任务，全营分三个梯队：一个梯队正面进攻，另两个梯队从两侧迂回。“少共营”的这些娃娃兵冲到高地底下，就听到敌人在用东北话喊：“底下都是些‘小疙瘩'，不成气候。”小孩有一个特点，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敌人一叫喊，这些“红小鬼”更来了劲，正面进攻牵制，两侧迂回就攻上去了，子弹嗖嗖地从他们头顶上飞过。敌人盯着正面放炮、打枪时，两侧的娃娃兵已经冲到眼前了，王扶之端着梭镖直奔一个举枪瞄准的敌人，“缴枪不杀”，梭镖抵到了敌人脖子上，敌人只好跪下，双手将枪举过头顶，王扶之一把就夺了过来。从此，他拥有了从军以来的第一支枪。

1952年8月，抗美援朝战争进入胶着状态。王扶之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115师代师长。8月2日9时许，《人民日报》记者刘鸣为采写报道，来到了这里。王扶之见刘记者在烛光下写作很吃力，便请刘鸣到自己的位置上来，他自己则在坑道深处，点着蜡烛与作战科长苏盛轼、参谋陈志茂研究工作。几分钟后，“轰隆”一声巨响，一枚重磅炸弹在作战室顶上爆炸，坑道被炸塌了。老将军回忆道：“在坑道爆炸的瞬间，我只感到被股凶猛的力量一推，便失去了知觉。当我醒来时，四周漆黑一片，耳内嗡嗡作响，一条腿被圆木和岩石压着动不了。”当王扶之意识到自己还活着时，努力回想刚才的经过，在记忆中搜寻当时在坑道中的人员姓名：记者刘鸣，作战科长苏盛轼，参谋陈志茂、张釜山，侦察科参谋小刘，书记员小杨，测绘员小梁，共7人。而后，他开始急切地呼唤他们的名字，可除了苏盛轼和陈志茂两人低弱的声音外，其他5人没有回应。接下来，王扶之才弄清他们都被爆炸的气浪推进洞底了，己被坍塌的土石埋在下面。由于3人之间都有一段距离，又各自受困负伤，相互间无法帮助。王扶之一边鼓励他俩自救，一边奋力用双手扒开压在身上的木头、石块。

他挣脱了出来后，又急忙帮助另外两位同志脱身。此时，他们3人的情况是：王扶之和陈参谋腿部负伤，苏科长有3根肋骨被砸断，不能动。为了与外面联系，他们摸遍了所有能找到的电话机，但都无法通话，又试着敲打脸盆、水桶之类的东西与外面联系，均无效。在坍塌的坑道之外，115师工兵连的指战员们正冒着敌机轰炸，紧张地实施救援作业。在志愿军总部，彭德怀司令员得知王扶之等同志被埋在洞中的消息后，亲自打电话给中国人民志愿军39军：“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王扶之等同志抢救出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39军军部，吴信泉军长也不断催促：“要想尽一切办法救人！”并指示，工兵不够，可迅速从军直工兵营派出一部分进行增援。副军长张竭诚当即前往现场，和115师政委沈铁兵、参谋长程国璠等一起指挥抢救。

3日上午10时许，4架敌机向指挥所扫射、投弹，我115师高炮连立即迎头痛击，击落敌机1架，其余3架敌机仓皇逃走。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王扶之等人生还的希望越来越小，但所有救援的人都不言语，仍在埋头挖掘。沈铁兵政委命令警卫连找来几个当地人盛咸菜用的大坛子，准备盛殓烈士的遗体。参谋长程国蹯说：“师长个子大，还是给他准备一口棺材吧！”在红军时期，吴信泉军长就是王扶之的老上级。悲痛之下，他含泪给志愿军总部发出了一份王扶之等同志生还无望的电报。彭总当即表示：就是牺牲，也要找到遗体，送回祖国安葬。就这样，志愿军总部干部花名册上，王扶之一栏的后面被注上了“牺牲”二字。

第二天下午，工兵连副连长刘文才突然发现有两只苍蝇从坍塌的石缝中飞出来。他欣喜若狂，立即将这一发现报告师首长。苍蝇能活，人就能活！沈政委立即决定，再增派部队，加快救援速度。当晚11时30分，在经历38个小时之后，王扶之等3人获救，记者刘鸣和其他4人牺牲。

1973年，王扶之向叶剑英建议，为加强渤海海湾地区协同作战能力，由他带领一些人员到山东半岛勘察地形和调查研究，以便制定作战计划。对这一建议，叶剑英十分赞同。于是，王扶之他们来到山东地区。说来凑巧，王扶之所到的部队，事前有江青的追随者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前脚“驾到”。这些在“文革”中红极一时的人物，当时有恃无恐，狂妄傲慢。对这些人的表现，部队官兵怨声载道。跟随王扶之的一位参谋出自义愤，事后未和大家商量，将耳闻目睹的事实写成一封信寄给周恩来。没想到，这封信被“四人帮”截获。于是，这封信成了“告黑状”，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批给总参，要求严加查办，并要追查黑手和后台。王扶之又一次首当其冲。

在追查王扶之的同时，那位写信的参谋被当作反革命隔离审查，进了“学习班”。当时与王扶之同行的还有数人遭到牵连和诬陷。在“四人帮”眼里，王扶之的这次“山东之行”是受叶剑英指派的。当时“四人帮”的爪牙三天两头找王扶之谈话，其目的是要从王扶之嘴里掏出叶剑英的所谓“罪行材料”。王扶之早就看出他们的野心。为了保护叶剑英，王扶之在谈话和“交待问题”时从不涉及叶剑英，自己全部承担起来。

审查期间，王扶之被免去了作战部部长职务。1975年，对王扶之的的审查结束，给他的结论是：“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调离总参，到山西担任省委书记。

王扶之在山西一呆便是5年。直到1980年，叶剑英问起王扶之时，他才被重新安排工作。不久，他赴乌鲁木齐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以后还担任了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