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玷，原名王思璜，曾用笔名王一民（王亦民），1895年出生于山东省兰陵县兰陵镇西南圩村。

其曾祖名王晓荣，字春旭，系清朝的举人，任过知县，为官清正（参见《临沂县志》卷十）；祖父王绍翀，庶出受歧视；其父王赓庸，一生勤俭，无功名，有地200余亩，在当地属中小地主。

王思玷自幼酷爱文学，受学于清末秀才王思颖（系当地塾师），后来受同代文学先锋的影响，走上了创作道路。他生活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深切痛恨反动的北洋政府，同情在苦难中挣扎的广大农民。

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他自愿在兰陵小学任义务教员，而不要任何报酬。在教学时，他常以“怎样做一个人”为题，向学生们灌输爱国思想。

1919年“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使忧国忧民的王思玷受到鼓舞，他不但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文人的作品，还经常给他的学生讲鲁迅、茅盾、郁达夫等文化先驱的作品，宣传自由和民主思想，鼓励学生们长大后要为救国救民做贡献。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他的许多学生后来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有的还成为著名的革命家和作家，如田兵、王秋岩、孙立晨等革命前辈，都曾是王思玷的学生。

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他不但自己募捐，还发动别人参加募捐，并将兰陵小学作为当地的募捐大本营。

1921年，《小说月报》在第12卷第5号上以“风雨之下”为题，征求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和长诗。王思玷闻讯，立即投笔参加了这场刚刚兴起的文学革命。他怀着一腔孤愤，写下了处女作《风雨之下》，以第一人称的笔法叙述了混乱世事给农民造成的灾难，控诉了北洋政府统治下农民的疾苦。

小说在当年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9号上发表，被评为入选的优秀作品。此后，他又连续写了六篇小说，均发表在茅盾、郑振铎先生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这些作品，不但引起了当时文坛的注意，而且得到了茅盾先生的高度评价。另外，他还写过许多散文、诗歌，分别发表在当时的《东方杂志》、《鲁南时报》上，在当地广为流传。

1925年，国共两党积极酝酿北伐。兰陵有一个名叫袁永平的国民党人士组织起一支队伍，约有两万余人，被编为河南国民二军山东游击队第一支队，由袁永平任司令，组织起义，迎接北伐。王思玷认为救国救民的时机已到，毅然弃笔从戎，在袁部任参谋之类的小官。但他很快发现，参加起义的人员多是纪律松弛的农民和被吸收的军阀残部，内部思想混乱，起义的目的也不明确。

因此，他力劝袁永平不要急于求成，应先整顿队伍，筹备粮饷，尔后再行动。但袁永平不听劝告，于1925年秋天率部攻打军阀张宗昌的部下盘踞的鲁南重镇临沂城。

但由于革命的不彻底性，起义军攻城胜利不久，便被山东军阀张宗昌、江苏军阀白宝山的部队击败。袁永平被诱降尔后被杀，王思玷则坚贞不屈，率残部继续转战于苍山与临沂一带，后于1926年秋天不幸被反动武装杀害，时年仅31岁。他的死，无疑是新文学运动的一次巨大损失。新中国成立之前，鲁南根据地的民主政府曾追任他为革命烈士，并发放抚恤金给其妻子，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解放后便无人过问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王思玷的名字和业绩几乎被世人遗忘了。但十年浩劫仍没放过他，造反派们掘墓破棺，毁坏了他的坟墓，至尸骨皆无。

他的妻子也历尽磨难，于1974年离开了人世。“文革”之后，王思玷的亲属们一直想修复他的坟墓，因各种原因，一直没能如愿。

王思玷生有一女，名王缤和，解放前随夫南下，后在台湾任教员，现仍健在。他还有一养女名王绘和，嫁给了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南乐庄一户姓孙的农民为妻，今也健在。王思玷排行居二，其兄王思璞与其弟王思瑕曾将王思玷的所有诗文抄成一集，将其中一部分诗稿经山东文化界老前辈杨希文转交给抗战时我党领导的山东某家报刊，后下落不明。

在2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应该说王思玷是一颗明亮的星。他的溘然消失，令人惋惜，堪可悲矣！

王思玷留给我们的作品并不多，但为什么茅盾先生说“单单这少数的几篇也就值得我们再来提起”呢？我想，除了王思玷在小说艺术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之外，与当时的历史背景也有直接关系。

早在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先后发表文章，倡导“用白话文写文章”，虽有人响应，但为数极少，直到1921年，许多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仍沿用古文。

1921年8月，鲁迅用白话文写出来第一篇反映农民生活的小说《风波》，王思玷则于当年的9月便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用白话写成的、真实反映农民疾苦的小说《风雨之下》。这篇小说在写作方法上“完全摆脱”了章回小说的影响，非常成功地运用了“活人的口语”，真切的表现了“活的人生画图”，这恰恰是当时文学作品所缺少的。虽然与王思玷同时代的作家殷夫、肖军等人的作品，在直面揭示人生艰辛方面要比王思玷深刻，但他们的作品则是1924年以后才问世的。由此可见，王思玷的小说从题材到表现方法都起到了先锋的作用，他的作品受到茅盾先生及后人的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

1935年，胡适、鲁迅、茅盾共同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图书公司出版），这是一套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煌煌巨编，入选作品从艺术到内容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而王思玷虽然仅有七篇小说问世，却有三篇被选入该书（这三篇小说的题目是《偏枯》、《瘟疫》和《几封用S署名的信》），成为广为流传的文章。同时，茅盾先生还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用了千余字的篇幅对王思玷的小说进行了详细分析，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已极少有人提起王思玷的名字，但他的小说却没被世人忘记，国内出版社的许多重要短篇小说选都收入了他的作品。1979年，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三校中文系联合编选《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一书时，又选收入了王思玷的《偏枯》。

由此可见，王思玷的小说是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时光不但抹不去他作品中闪射着的思想和艺术光辉，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作品的认识价值也越来越高。

总之，王思玷虽然从事文学实践时间并不长，但他对“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杰出贡献，却是不应被历史忘却的；他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也不容忽视。他像一颗光芒四溢的彗星，虽然一现就不见了，但他却用自己的才华织成艺术的火焰，闪射出了灿烂的光辉！

王思玷一生写了多少文学作品，我们已无从查考，当下能够见到的，只有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七篇小说。这些小说的篇名及刊载时间分别是：

《风雨之下》（1921年9月·载12卷9号）

《偏枯》（1922年11月·载13卷11号）

《刘并》（1922年12月·载14卷2号）

《归来》（1923年5月·载14卷5号）

《瘟疫》（1923年12月·载14卷12号）

《一粒子弹》（1924年7月·载15卷7号）

《几封用S署名的信》（1924年8月·载15卷8号）

从《小说月刊》的发表时间可以推算出，这些作品大约写于1921年至1924年间。茅盾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说：“我记得他的稿子都是从枣庄寄的。”由此可见，这些作品均是在鲁南写成的。据王思玷的侄子王伦和介绍说：当时兰陵没有邮局，只有一个代办人负责寄平信，若寄挂号，就只好到别处去。王思玷在枣庄有亲戚，经常走动，所以他到枣庄寄稿子也就很自然了。

这几篇小说，比较真实地描绘了20年代初期鲁南农民的痛苦生活，愤怒地谴责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疾苦，活灵活现地塑造了几位贫苦农民形象，被茅盾先生称赞为“活的人生图画”。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很少写出真实地反映民众生活的作品。就在这种情况下，王思玷与另外几位青年作家一起登上了文坛，奉献出了几篇从题材到艺术形式全新的文学作品，给新文学运动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为现实主义的文学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开端，所以茅盾先生兴奋地说：“他们的作品……我以为有值得注意的两点，就是在题材方面不是单调的学校生活和恋爱，技巧方面也有自己创造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以茅盾先生最喜爱的小说《偏枯》为例，谈谈王思玷小说的艺术价值。

这篇小说大约写于1922年秋天，全文约4000余字。故事讲述的是：在一个暖风染绿枝头的春天，有一个名叫刘四的“苦人儿”得了半身不遂病，“失去了一切举动的自由”，也就不能抚养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了。

他的邻居张奶奶是位心地善良的好心人，为了帮助刘四一家渡过难关，不至于被饿死，热心当中间介绍人，把刘四的大儿子卖给庙里当和尚，并让刘四的妻子带着二儿子给地主当奶妈，张奶奶则将尚未断奶的三儿子抱去抚养。作者在讲述这一悲惨故事时，并没有设置离奇的情节，而是在淡淡的叙述之中推动情节的发展，将主要笔墨用来展现贫苦农民的善良品格，以极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贫农夫妇在卖儿卖女那一瞬间的悲痛心理”（茅盾语），从而较深刻地揭露了北洋政府统治下的黑暗现实，用血与泪的事实控诉了残暴的军阀统治给人民带来的悲惨命运，成为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千百万农民的痛苦缩影。

小说在艺术形式上取得的成就，也值得我们加以研究。作者以深沉而含蓄的艺术风格，用白描的叙述手法，将一个本来错综复杂的悲剧故事，仅仅用几千字就生动地展现到了读者面前，这不能不让我们惊叹作者创作技巧的完美。同时，作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颇见功力。

如小说中塑造的刘四的妻子这一普通妇女形象就是很成功的。当着不公的命运逼她卖掉儿子然后去另寻生路的时候，她非但不埋怨无法养活全家的丈夫，而且临走之前还强忍着泪水给丈夫打麦草苫子，用家中仅有的一个鸡蛋给孩子烧煎饼汤。当刘四为不能养活妻儿老小感到愧疚时，她却恨自己的无能，安慰丈夫说：“这不是你的病累赘你，是我累赘你。

”这些生动的细节描写，真实地再现了伟大的母性之爱，成功地塑造了一位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形象，那是千百万鲁南妇女形象的高度概括，难怪茅盾先生在评价这篇小说的人物塑造时称赞说：“……登场人物有六个，而这六个人物没有一个不是活生生（的）——连那还在吃奶的三儿也是要角，不是随手抓来的点缀品。

另外，王思玷的小说语言，在吸收乡土语言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搁上”、“累赘”、“怪好”、“难为”、“不出奇”、“应承”等等均是鲁南群众的口头常用词汇，把这些生动的乡土语言揉进小说里，不但增加了人物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而且也为作品增添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特别是在当时用白话文写小说的人还极少的情况下，作者敢于大胆运用乡土语言写作，其意义则更加深远。

总之，王思玷虽然是一位一闪即逝的作家，但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就是用当代人的眼光去衡量，也不失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