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安（1908年10月12日—1980年7月25日），原名王见安，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1月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曾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是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1908年10月12日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桃花区朱家垅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曾给地主打短工，并偷偷学会写字、背诵三字经。1924年离家到武汉，在直系军阀吴佩孚部队当兵。1926年冬回黄安，参加农民协会和赤卫队。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参加黄麻起义，率先登上黄安西北城墙的云梯。1928年在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当班长，参加创建鄂豫边苏区的斗争。1930年4月任红1军1师3团排长、连长，参加杨家寨、杨平口、花园、四姑墩、新洲等战斗和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反“围剿”。1931年1月红1军和红15军合编组成红4军后，任第10师营长，参加双桥镇战斗和鄂豫皖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同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后，任第10师28团副团长，参加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等战役和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12月任第10师30团政治委员，参加创建以通江、南江、巴中地区为中心的川陕苏区。1933年任红30军88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仪南、营渠和宣达战役。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初期，在88师师长牺牲的情况下，独自率全师作战，给敌以重创。后任红4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广昭、嘉陵江战役。他经常深入第一线组织指挥作战，并善于组织部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被称为“军政双全”的指挥员。长征中率部参加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1935年冬入红四方面军随营学校，任高级干部队副队长。1936年到陕北后，入抗日红军大学（后为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率部先后在鲁北庆云、宁津等地歼灭伪军1800余人，并收复宁津县，打开了冀鲁边的抗战局面。1939年6月任山东纵队副指挥兼第1旅旅长，参与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军民多次挫败日伪军的“蚕食”和“扫荡”。1942年8月起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3年3月任鲁中军区司令员。在1944年春季攻势中，指挥6个团的兵力对驻鲁山南麓的伪军发起讨伐战役，歼伪军7000余人，攻克重要据点40余处，扩大了鲁中抗日根据地。1945年率部连续攻克临朐、博山、益都、莱芜、淄川、新泰等城镇，并协同兄弟部队解放章丘和临沂城。

抗日战争胜利后，率部参加山东讨逆战役、胶济路反击战和平安、鲁南等战役。1947年1月起任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参加莱芜、孟良崮、沙土集等战役后，随华东野战军主力进军豫皖苏边区。1948年任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亦称山东兵团）副司令员，先后参与指挥豫东等战役和济南战役。所部第9纵队25师73团、第13纵队37师109团，曾被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1团”、“济南第2团”称号。1948年10月22日提出有关淮海战役使用兵力的建议，被中央军委所采纳。1949年2月任第7兵团司令员，4月率部参加渡江战役。占领杭州后，兼任浙江军区司令员。

1952年9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秋季战术反击作战中，总结推广小部队活动的经验，集小胜多胜为大胜，以消灭敌之有生力量。1954年春因病回国。1956年12月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61年10月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曾参与组织军区部队进行群众性大练兵活动。1969年8月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经常深入部队、工厂和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向中央、军委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调查报告。

1956年1月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王建安曾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是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

1979年3月25日上午9点20分，方毅团长、王建安等副团长和43名团员及随员，乘三叉戟专机离北京西郊机场前往昆明慰问对越自卫反击作战部队。韦国清、乌兰夫、余秋里、胡耀邦、宋任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机场欢送。专机在飞行途中，方毅收到从昆明报来的请示，云南省委为欢迎中央慰问团准备了午宴。方毅征求了王建安的意见后表示：“代表团一律乘面包车；不准宴请，如吃‘便饭’时，代表团上街找饭馆吃；每餐四个菜一个汤，绝对不能超过标准。”在云南慰问期间，中央慰问团自始至终乘面包车、每餐四菜一汤，从未超过标准。

1979年4月4日，王建安要听取省纪委和军区纪委的工作汇报。接下来的日子里，王建安在广州、福州、上海、杭州分别听取了广东省纪委和广州军区纪委，福建省纪委和福州军区纪委，上海市纪委，浙江省纪委的工作汇报。王建安与省市纪委和军区纪委的领导同志座谈时每次都强调要认真汲取“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撤销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摧毁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在党内大搞法西斯专政的沉痛历史教训，呼吁各级党委要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一言堂”。凡涉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重大人事变动，都应提交委员会或常委会集体讨论，不能由个人擅自决定。要求党员讲真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要认真维护党规党法，搞好党风，坚决按照中纪委第一次全会的要求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反倾向斗争必须从实际出发，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人的处理要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工作初期，信访件特别多，凡是涉及军队的信访件，中纪委领导一般都批转给王建安阅批。王建安唯一的秘书，在跟随王建安七年的时间里，协助他处理了大量的信访件，遵照王建安的要求，用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便笺，请打字员打印了“您的来信，王建安已收阅，现已批转……查处”的回复信，做到了件件有回复。

王建安对他在战争年代的老战友、老部下从不袒护和包庇，对高级干部存在的问题总是如实地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反映。邓小平曾在王建安的调查报告上亲笔批示：“总政要特别注意这种调查报告，随时掌握干部的情况，适当时加以调整。”有一次，机关在印发王建安向军委的报告时提出，是否不提被批评的军委某领导人，王建安没有同意。王建安说：“共产党员就是要敢说真话，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怕个鬼呀！不但书面材料要发，王建安秘书见到他还要说。”对与自己发生过冲突的人，王建安不歧视、不排挤。某军区有位副参谋长曾因工作和王建安争吵过，但当王建安了解到该同志是个德才兼备的干部时，主动向总政干部部提出了晋升建议。

王建安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为了党的事业和部队建设，他任中央军委顾问、中央纪委常委期间，每年搞调查研究的时间都在四五个月以上。在调研过程中，王建安最反对的是前呼后拥层层陪送。

王建安常说，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公仆，要讲廉洁，要严于律己。王建安对亲属和子女要求十分严格，王建安的夫人抗美援朝回国后服从组织决定退役，本来有几次机会可以再穿上军装，而且已有先例，可王建安却坚决拒绝给他夫人办理再入伍手续。王建安对党忠诚、对群众关心的高风亮节时刻激励着大家做好纪检监察工作。在“做党的忠诚卫士，当群众的贴心人”主题实践活动中，在市直机关纪工委提出了扎扎实实树形象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要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爱憎分明的政治立场、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党的忠诚卫士、当群众的贴心人。

1948年7月，豫东战役胜利结束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正在酝酿攻打济南的方案。中央军委决定尽快拿下济南，并召王建安来西柏坡面谈，听听前线的意见，再作出具体的部署。王建安带着豫东战役胜利的喜悦和征尘，匆匆赶到西柏坡。毛泽东展开一张地图，指着用红蓝铅笔划出的地方，向王建安讲述了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及当前的任务。讲完以后，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建安同志，根据军委的决定，这次让你来，就是要交给你一个重要的城市攻坚任务，攻下济南！”王建安不假思索地答道：“服从军委的决定。”说着，站了起来。毛泽东很高兴，用手示意王建安坐下，并解释道：“中央考虑了，山东兵团，大都是山东人，许世友在胶东部队里很有威望，你在鲁中、鲁南也颇有名气哩！你们是山东‘两雄’。人言‘两雄难并立’，我则说‘孤掌难鸣’，你们二人手要击得响，同心协力，那我们的战士会跟随你们去赴汤蹈火！”

王建安明白毛泽东的话中话是“团结”二字。他心想，主席是怕他不服许世友，而且他们过去又有过一些争执和误会。1937年，在延安批判“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斗争中，抗大的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许世友、王建安、陈再道、洪学智、詹才芳等十多位军师级干部准备拖枪出去，回四川打游击。临出发前，王建安觉得不妥，立即向抗大校方作了报告，党中央、毛泽东果断地处理了此事，但许世友因此对王建安持有成见，两人之间结下了疙瘩。

王建安没有犹豫，王建安当即站起来向毛泽东表态：“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协助许世友打好这一仗！” 毛泽东笑了，再一次示意王建安坐下，并说：“那好！我们来演一出《失空斩》：失了街亭，打不下济南，先斩许世友，然后打你40军棍。我也向中央请罪，官降3级。好吗？”说罢大笑起来。随后，毛泽东安排王建安去找周恩来商谈关于解放济南的战略部署。王建安与周恩来促膝秉烛长谈，一直谈到翌日东方发白。等到王建安告别周恩来的时候，他的手上就多了件公文包。王建安的儿子王东波说，父亲在世的时候并未讲过这件公文包的来历，这件公文包后来伴随着父亲走过了几十个春秋，到底是毛主席赠送的还是周副主席赠送的，成了一个谜。

当日，王建安即赶往山东青州华野指挥部，向华野领导传达中央军委的最新指示，并竭尽全力配合许世友指挥部队，攻克济南。捷报传到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非常兴奋，认为济南战役的胜利证明，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济南战役揭开了国共双方战略决战的序幕。

1954年，王建安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历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王建安任中央军委顾问，尔后历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叶剑英元帅曾对王说：“建国以来，你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很不容易啊！”

人民日报读者

人民日报读者来信评价王建安深入细致搞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解决问题，“老八路作风和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又回来了！”“使不少人的心灵又萌起了对真理的信念”，“说出了群众的心里话，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使不少人又感到了党的政策精神，党的正确路线的温暖”。

解放军报评论员

解放军队伍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工作，不少同志还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逝世后，本着既严肃庄重、又俭朴的原则，适当举行悼念活动，包括开个追悼会，用以寄托我们的哀思，学习死者的美德，这是完全应该的。对领导干部，对每一个做了有益的工作的人，我们大家都应当纪念他、学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