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太庆，西方哲学史家、翻译家。生于1922年1月，安徽铜陵人。中国当代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

1943年入西南联合大学，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47～1949年在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翻译会任研究编译员，1949～1953年先后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哲学室与北京大学哲学系任助教，1953～1978年在北京大学和宁夏医学院任讲师。1978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曾任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和教授，兼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曾从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翻译古典哲学文献数百万字。

我爱钻研哲学问题，因此爱读古今中外的哲学书、历史书和文学书。这并不是象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只是出于好奇，而是由于我的时代向我的同胞们提出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人到哪里去？我和大家一样要给自己找出一个答案。我生在北洋军阀的时代，进小学时看到换了旗子，但是有一点不变，就是中国还在挨打。小学还没毕业就来了“九·一八”，丢掉半壁河山，高中一年级时爆发“七·七”事变，开始全面抗战。这一系列的打击板着面孔在催促幼小的心灵早熟。我父亲是只读过三年私塾靠自学成为知识分子的会计，他要我念书却希望我学“实科”，进农业或工业学校，靠技术吃饭。我没有他当学徒的痛苦经历，又靠着他从小县城毕业考上省城的初中，再转到上海有洋人的工业学校，看得多了，不能满足于单纯技术了。

我上初中接触了声光化电，可是最感兴越的是希腊故事，再就是文天祥的《正气歌》、史可法的《复多尔衮收》。念法文我偏喜欢看圣女贞德的抗英事迹，《马赛曲》也能背。进了高中，工厂实习成绩平平，假日却爱上四马路，到书店里站着看书，从尼采的《苏鲁支语录》看起，直看到杜兰的《哲学的故事》。看得似懂非懂，还想再读些别的；也正因为自己知道有许多东西不懂，想求助于别人写的文章，进一步把它弄懂，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我不懂的地方别人也很少说。我自己意识到中国人到哪里去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个哲学问题，但是我听来的那点哲学还远不够用。

抗日战争开始后，我离开上海回到故乡，起初是参加了抗日群众运动，办报纸，以后家乡沦陷，躲藏在乡下养病。这样，不但离开了学校，而且离开了书本。有三年多我只能苦思冥想，连谈话的朋友都没有。这才体会到两句古话：“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于是逃出沦陷区，先在黄山脚下做了一个学期刻腊纸的抄写员，然后跑到四川当流亡学生，念完高中课程。我不但补足了数理化，也恢复了自己学的习惯，把能弄到手的一本英文书Hays and Moon的世界史念完了，还读了冯友兰先生的新著《新理学》和《新原人》。冯先生的哲学吸引了我，因为他提出来的的确是哲学问题，与我自己想到的连起来了，但是他的主张和方法并没抓住我，我不能完全满意，因而没有满足。可是因为冯先生的缘故，我下定决心要学哲学，而且要到西南联大去学。

二

昆明很苦，而且老要逃警报，可是一进联大我感到回了老家，一辈子不想离开它。那里有最好的学习条件：老师们在以身作则地钻研，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生活比学生还苦，却没有一个人叫苦，也没有一个人下海。他们为了改变人的（首先是我们中国人的）命运，在不断地追求真理，修正错误。教师们在这样做，学生们也大都模仿着这样做。我们中国人比较现实，因此科学不发达，一说科学就想到船坚炮利，这种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的精神，只能达到船不坚炮不利的结果。这是中国人挨打的主要原因之一，科学精神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但是联大并不是单提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连清华缩影的联大工学院也不是这样。这里强烈要求抓住科学的根本，这是哲学问题。科学不只是应用技术，主要在于理论核心；而且科学不只是自然科学，此外还有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更是解决中国落后问题的关键。联大的物质条件非常差，实验室的设备是几乎老掉牙的，然而联大能出科学家，这主要是靠人的科学精神。这是我在这所大学亲身体味到的第一课，一辈子都忘不掉。

科学是实事求是的，不能讲排场拿架子，压抑别人抬高自己。联大同学好议论，对事不对人，没有什么为亲者讳的老毛病。我从这里头看到科学前进的希望，也学着这样做，不凭一时心血来潮下判断肯定或否定，一定要认真研究，如果判断错了，要再从头研究。

还在初入学的时候我选了冯友兰先生的“伦理学”。他讲的内容就是他的《新原人》一书，我早读过的。他的方法是让同学先提问题，他用解答问题的方式讲课。我每次课前都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写出来提问，他都逐字宣读了，然后一一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个方法我过去没有见过，听了觉得大有益处。并不是说在所有的问题上他都说服了我，而是说他的分析启发了我继续深入思考，使我的看法不停在原处而前进了。冯先生是不喜欢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但他的认真态度却正好教了我辨证思考方法。

我的另一位哲学启蒙老师贺麟先生在“哲学概论”课中给了我难忘的启迪。他并不是以客观方式照讲某个别人的思想，而是以他自已的哲学见解为纲贯串一些主要的哲学问题来讲授的，但是又不是空论，密切联系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史实立论。他的课好象物理、化学课上的实习，用亲身的活动示范，来教我们学哲学。我学到：哲学并不是什么脑子灵的人灵机一动，要学习，先跟古人学，对照着事实，看别人是怎么分析的，最后更上一层楼得出自己的结论。如果不学历史，那就等于初生婴儿，停留在呀呀学语的原始阶段。经验要全面，既要知道中国人的历史，也要知道外国人的历史。学习西方哲学的历史对于我们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正是西方人揍了我们，我们不知道那船坚炮利背后的根本，就还要挨揍。学历史，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念书。要想不念书耍机灵是不行的。

三

怎样念书？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感谢陈康先生。陈先生教我们希腊哲学．办法是领着我们一句一句读，读出它的本来面目，。（傻按：“，。”，原书如此。）既不把自己的想法往古人身上贴，也不把古人的说法拉来给自己的说法作注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做到“人我不混，物我分清”。这是最严格的科学态度。而且这并不是只呼一声口号，他亲身给我们作了榜样，有他译注的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为凭。这样做比较费力，乖巧的人不大情愿干。但是我反复考虑，接受了，因为这正解决了我们中国学习西方哲学不够认真，因而常常捕风捉影的毛病。

贺麟先生大力提倡翻译西方哲学经典著作，这是跟陈先生的科学读书法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过去我国的翻译不够，而且不严格，以致于想读书的人得不到书，得到的书又在内容上打了折扣。这样就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因而影响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我走了贺先生指出的路，从青年到老年都在翻译哲学原著，而且老在盼望着我国哲学翻译质量的提高。我也教书，目的也是和翻译一样，在于促进我们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了解。我没有著书立说，虽然有些人认为翻译只是传声筒，低人一等，我觉得这个传声筒也很值得一做，可能比自己著书立说的用处还要大一些。

总起来说，我认为只有科学是我们的出路，它是实事求是的认识，哲学的任务就在于为实事求是作论证。人的认识就是实事求是的发展过程：从实际出发，加上认识主体的分析和综合，求得一定程度的“是”，这是第一步。以后的人再继续这个过程，同时吸取前人的成就，加以批判的提高，求得进一步的“是”。后人的认识是前人认识的发展，前人的认识是初步的、相对的真理，后人发展了它，前进了一步，但还是相对的真理。如此反复，至于无穷。

我国习惯上以为“哲学家”是无条件的“哲人”或“智慧的人”（sophos），加以崇拜，便称之为圣人”。“圣人”是偶像化了的，其作用只能是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此我很不愿意做“哲学家”。当然我更不愿意做兜售“智慧”的即所谓“智者”（sophists）。的确我不是那个意义的“哲学家”或“智者”。但是我追求真理、爱好“智慧”（sophia），很愿意做个“爱智者”（Philosophos），用中国话说，就是“学哲学的”或“搞哲学的”。“哲学工作者”这个名字我也不敢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