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作左守鼎是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铜器。该鼎1860年“
火烧圆明园”后被掠夺并流失海外，后被
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购回，现收藏于
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
王作左守鼎高41、口径38厘米：口沿外折，上立粗壮的两耳，颈部略收，腹部稍鼓，腹下置三蹄足。颈和足的上部均有短棱脊，形制与小克鼎相似，但小克鼎的腹部似乎更深些。
保利艺术博物馆于2000年春收藏。
(将鼎)彝：(将鼎)字《说文》所无，《广韵》：“(将鼎)，煮也，亦作(羊鬲)。”《集韵》：“(羊鬲)，说文煮也，或作(将鼎)。”《玉篇》：“(羊鬲)，式羊切，煮也，亦作(将鼎)。”又云：“鬺，同上。”则(将鼎)也就是《说文》的“(羊鬲)”字。金文无“(羊鬲)”、“鬺”字形，故(将鼎)是正字，而(羊鬲)、鬺为俗体字。《
史记·封弹书》：“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裴骃《集解》引广曰：“亨，煮也。鬺音殇。皆尝以亨牲牢而祭祀。”
彝是宗庙常器，彝就是升牺牲以祭祀祖先的
青铜器。在西周时代青铜器铭文中，称彝的器有鼎、簋、簠、盘等。其中大量的是鼎和簋，这两种器主要是盛熟食的彝器。
左守，表示祭把所放的
位置和职掌，铭文既以此为享之祭器，则必置于宗庙固定的位置，而不能作为日常
生活用器。
夏商周时期，鼎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但更多被用作礼器，用来“别上下，等贵贱”。各级贵族因其等级不同，使用鼎的数量也不同，规定很严格，并以此来作为区别人们身份地位的重要标志。
据文献记载，当时周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元士用三鼎，士用一鼎；至于一般的平民百姓，是绝对不可以使用鼎的，甚至是会招至杀身之祸。“九，数之极也。”由于九是最高的数，故而周王使用九件鼎。这些鼎往往形制、花纹相似而大小不同，它们的尺寸依次递减，排列起来，就是古代所谓“列鼎”。这套制度被称作“列鼎制度”，在西周时期成熟并得到严格的执行。在河南、山西等地西周诸侯及贵族墓中发现的青铜列鼎的数目，就十分符合这套制度。春秋以后，随着周王室走向衰落，各地诸侯势力大增，“礼崩乐坏”，列鼎的使用制度逐渐被破坏，一些地位较低的贵族也开始享用起与自己身份不符的数量的鼎来。1978年，人们在发掘著名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时发现：战国早期作为楚国附庸的曾国的国君，曾侯乙竟然也用了周王才可享用的9件列鼎！这是典型的“僭越”。
周王所用的鼎到底是不是九件呢？目前仍难以确认。考古学家们苦心求索了近百年，一直没有发现周王陵墓的踪迹，目前所发现的明确的周王铜器存世不过六七件而已，别说九件列鼎了，就是一件周王鼎也没有见到过。直到1999年底，保利艺术博物馆入藏一件周王鼎，才弥补了人们的这一缺憾。
这件周王鼎，鼎内腹壁上有“王作 彝，左守”六字铭文，人们从而明确了解到它是周王专门用于祭祀的一件大鼎，当年陈列在左侧方位。这件鼎确实不失皇家气派，高近半米，胎壁颇为厚重，铸工精致，造型也十分雄浑端庄。外腹壁上装饰有十二只回首卷尾的大型凤鸟纹，凤鸟纹下还以细密的卷云纹作衬底，繁简相宜，相当精彩。根据大鼎的器形和装饰等方面判断，专家们认为这件鼎的主人应是西周中期的周恭王，或是稍晚的夷王和厉王。
周王鼎应该是目前所知西周时期等级最高的青铜器，是一件极为罕见的艺术珍品。它能够入藏保利艺术博物馆，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那是在1999年12月底，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香港一家古董店中偶然发现了这件周王鼎，不过当时它里里外外覆盖一层绿色的锈，铭文也深深掩藏在绿锈下面，但其典雅豪放之美还是显而易见的。大家判定：这是一件稀见的西周铜器珍品，能够拥有这样鼎的人，一定是个地位很高的贵族。虽然也有人曾为了找铭文在鼎内底上刮了几道，但没有找到，专家们明白鼎的铭文不太可能在底部，要有，也应该在内腹壁上，随即重点观察了鼎的内腹壁。突然，专家们在靠近口沿处的锈下隐隐约约发现有“字”的迹象，而且还能看出两个横道，会不会是个“王”字呢？如果真是“王”字，那就是件可遇而不可求的周王鼎！专家们不动声色，随即向货主提出要将这件鼎带回北京。这件鼎一到北京，就被送到有关单位做X光检测。检测结果验证了专家们的猜测，鼎内壁绿锈下果然有“字”。经过除锈处理，隐匿多年的铜鼎铭文终于彻底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