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镗（1868--1933年），字鲁生，中年号积铁子，晚年号积铁老人，天津人。中国近代著名书法家。幼习经史、词章，资秉高迈，后任陕西镇巴、西乡县知事。平生精研书法，治学严谨，于章草、今草的演变及不同特点有独到研究。编著并书《稿诀集字》，原石刻现陈列于汉中市博物馆内。著有《书诀》《论草书今章之故》《王世镗先生翰墨》等。

王世镗祖籍天津，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定居汉中市莲花池9号。幼年好学，天资聪颖。十七岁的时候，便博通经史，善于作文了。而且受了西学东渐的巨大影响，王世镗对天文数学很感兴趣，并很有特长。但就因为这一点，在参加一次科举考试时，因策问条对，数据演算过于详尽，遭到了主考官的怀疑，最终，他以被怀疑是新党而名落孙山。遂绝意仕进、致力新学，且与维新变法之重要人物谭嗣同、唐才常等相问讯。未几而戊戌祸作，即入关来陕依在兴安（今安康）做官之堂兄王世锳处校碑读书，韬匿光彩。民国三年（1914）任镇巴县知事，民国十二年（1923）任西乡知县，民国十七年（1928）由汉中道尹阮贞豫主持，将其《稿诀集字》刻石嵌于本市宝峰寺壁上（现移存汉中市博物馆），遂有拓片流行，扬名域外。

民国二十二年（1933）仲春的一个中午，阳光明媚，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先生，独自一人散步来到南京市区瞻国路的古董店观赏字帖。此店历史悠久，集古斋收藏各种字帖，内容十分丰富。店主叫张熙园，已近七十岁的老人，待人诚实，谈吐风雅，和蔼可亲。店主张熙园见于右任先生正在翻阅古书字帖时，便连忙递给他一本《章草千字文》字帖。于右任接过此帖翻了几页，想放下，张熙园老人站在他身旁，问此书是什么朝代的?于右任说，看此字帖至少是宋朝人所写的。张熙园让他再往后看，于右任继续往后翻，他翻到末页出现了“中华民国十年九月，陕西省汉中道镇巴县知事，津门王世镗书”的字样，顿时，于右任先生颇为惊讶地说：“从此帖看，这人不仅擅长章草，而且深通汉魏六朝书法，确是当代高手。我愿以师礼邀聘此人，但不知他住哪里?”．张熙园老人从他书桌上取了一个信封给于右任看。他念信封：“陕西省汉中道南郑(今汉中市)莲花池九号王世镗寄，”他说：“熙园，君子有成人之美，不知你能玉成此事否?”熙园老人说，你是否要我写信给王,先事疏通呢?于右任说：“信去人不去，未免太简慢了，能否劳你大驾亲赴汉中一行，代我致邀请之诚。”此时，张熙园店主便愉快答应下来。次日，于右任先生亲自送来一千六百元，并说：“五百元作为你往返路费，五百元补偿你营业的损失，下余六百元请奉上王世镗先生作贽敬之礼。”熙园店主便自京启程，乘火车北上洛阳和同业兑换了货品．游览了香山、龙门，又乘火车到陕州观音堂，换乘马车到达西安，游览了碑林，下榻于西安同业安善堂，兑换了货品，再乘马车经凤翔到宝鸡，又换坐滑竿越秦岭过凤县南下汉中。沿途饱赏洛阳龙门造像、褒斜栈道石门珍刻，买了一些汉魏十三品．夜宿土地庙。次日下山经过秤钩湾时，见山坳有茅屋三间，门楹上刻着民初汉中书法家周梦麟写的王体对联一副“闭户藏星月，开窗纳野云。”转一个弯，路旁有七间铺面的草房，檐前悬挂三尺长方灯笼，四面糊有白纸，上写：“仕宦行台，客商家园，未晚先投二十八，鸡鸣早看三十三”等字样。门框对联：“鸡鸣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却是与王世镗齐名的书法家、西蜀文成郁写的魏郑文公体。眼见这些风雅景致，荒村雨露，野店风露的情景就在鼻尖，真令人如醉如痴。在褒城邮局寄了货物，稍事休息，正午到达汉中市莲花池(原为明瑞王朱常浩王府花园遗址)东南角畔王世镗先生住宅处，见到了积铁老人王世镗，说明来意，奉上于右任的手书与贽礼。王世镗对张熙园先生远道而来，十分热情，留熙园住他家。经数日把家事安排就绪后，就同长子霞五、爱女霞云与张熙园先生一道启程赴京，到达南京下关后，暂在临江春饭店下榻，即用电话通知于右任先生。次日七时，于右任亲自把世镗父子接进他公馆，盛宴款待，口称王世镗为老师，王世镗肃然起立说：“先生与鲁生（世镗之字）年虽相若，但鲁生德望过浅，谬许朋辈已属僭越，请直呼世镗为宜。”于右任说：“恭敬不如从命，我俩人就结为良友吧。”意将王世镗留住于府，不几日，就荐举王世镗先生为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王世镗任职数日后，甚感生活不便，更不习惯。一天，王世镗对于右任说：“瞻园路古董店云集，我想住在那里，以便搜集书法、文学资料，进德修业。”于右任知其隐衷(王有烟癖，不便久居官府邸)，不便强留，就托人给王租了对门三间厦房。住了两个月，国民政府监察院给他发下简任三级秘书的任命状。王世镗每月只到监察院去几次，月薪三百元。从此，于右任常与王世镗谈诗论文，交流书法，结为挚友。谁知王世镗得遇于公仅仅七月，就突染疾病不起，经多方医治无效，于同年12月4日病逝。于右任先生十分悲痛，与之治丧，安葬在南京牛头山娃娃桥畔。墓碑刻着：“大书法家王世镗先生之墓，世愚弟于右任敬书。”

王世镗童多摹龙门石刻，喜其古拙博大之风。及至陕南，游褒斜，抚摩崖，

钩深探赜，广采博览。中年以后，习魏碑志外尤致力于《晋爨宝子碑》。其楷书，融冶魏晋，用笔朴茂恣肆，趣韵高古，别出新意，形成个人楷书的独特风格。曾集《宝子》联语达八百幅，足见其用功之勤，精研之深。王世镗书法之成就，尤在章草。他从文字学研究入手，改订旧《草诀歌》为《增改草诀歌》。王世镗曾主双石榷税，遂定居南郑（今汉中市）。先后任褒城、西乡、镇巴三县知事。在镇巴时，有邑绅请以《增改草诀歌》上石，惜石腐工拙，拓二十余本即弃置之。后又集百衲本，集以名帖，兼收章今，名曰《稿诀集字》。萃汉上名流沙品三、徐泽生、程履端、胡介人等九人或书释或题跋。民国十七年（1928），由汉中道尹阮贞豫主持，勒石嵌于汉中宝峰寺壁（现以移至汉中市博物馆），遂有拓本流传于世，王世镗亦由此名博海内。1980年，文物出版社根据旧拓，影印出版了王世镗《稿诀集字》，1989年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再次出版王世镗《稿诀集字》。

论草书章今之故

草书之有章、今，由于时代风气所致，其精神独到处，皆足冠绝群英，各适一涂，谓互有短长则可，谓孰为优劣则不可也。然今出于章，习今而不知章，是无规矩而强求方圆，未见其可也。石氏《草字稾》搜罗虽富、不入章草一字，来免数典忘祖。

盖不入汉儒之门，莫窥晋人之奥，此必经之阶级，其所由来者尚矣。论者但以波磔章奏为言，未足尽其微妙。约而论之，初学宜章，既成宜今。今喜牵连，章贵区别。今喜流畅，章贵顿挫。今喜放宕，章贵谨饬；今喜风标，章贵骨格；今喜姿势，章贵严重；今喜难作，章贵易识；今如风云雷雨，变化无穷、章如日月江河，循环一致；今喜天然，天然必出于工夫、章贵工夫，工夫必不失天然。难作者如天马行空，虽险无怖；易识者如鸿爪印泥，至终不变。今适于大，章适于小；大适肘臂，小适指腕。今险而章逸，今奇而章偶。

今欲速，速贵能留，留则罕失；章欲缓，缓贵能走，走则不滞。今收笔故抑，抑便就下；章收笔故扬，扬便截上；用意不同，取势自异。今多用之寻常酬答，章辄用之郑重文牍；所谓章草者，以草书用之章程奏事也。汉章帝诏章奏许用草书，上好下甚，遂成风气，观帝书是何修整，顾以下呈上而敢纵越耶？故其一种敬穆之气，流露行间，元非忩遽可为。盖今草任笔兴所致，不害为佳；章奏必平心静气而为之，尚恐有失规矩而不易识，此根本上之殊点也。《笔阵图》《书谱》疑之，然其言可借资考证。如《羲之题后》云；草书亦复须篆势、八份、古隶相杂，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纸；若急作，意思浅薄而笔即直过，唯有章草。噫！此殆欲尊重今草波及章草耳。夫章虽曰急就，又岂得令墨不入纸耶？谓[意思浅薄]，[笔即直过]，亦非具体之论，抽象言之。浅近白事、章程书，令人易晓，辄或有之，上奏可乎哉！或者谓汉时止有此体，《阁帖》《知汝》等书，在汉时不多见，为子敬、长史以虎邱作据。而张怀瓘《书断》乃云：章草之字区分，张芝变为今草，加其流速，上下牵连，则今草始于芝，而章草为古草矣。试观其一波三折，决非颠狂一往直前之概可比，不唯长史不能到，子敬亦膛乎望尘。不过此体书不适于奏章尔，虽诏许用，必通行已久，人多能作易识，不则又岂可强致耶？晋人今草虽不便章奏，然未有不本于章草者，假令彼时章奏许用，必不至于颠狂，盖祥金无能跃冶也。彼时已成为一种美术，人人矜重之，观止矣。蔑以复加矣。至唐人止重晋书，少章草一层工夫，翻欲出奇制胜，故流于颠狂，不可矜式。有学识者，多致力于行书，唐则有颜真卿，开宋四家，而苏为冠，然偶作大草，每苦于无根底而失规模，少有能知其故者矣。行书由唐至明、清，亦云观止，欲外此三者，再别创一体，皆自困之道，不则野狐禅耳！故唐人有一种书，不章不今，意在兼取，字体一律而不牵连，笔画一致而无波磔，一字一笔，如绳盘旋，略无姿势，既非难作，又不易识、两失章今之旨，强欲自成一家，绝无精神可贵之处。类此者，皆由于不知其层纍曲折，梢用功力，便欲外古人，异前程，而奇觚一新，予虽不敏，思过半矣。不甘为时代所汩没，特感功力未至，乃病臂不任书，又困于时地，交通不便，少有同志研究，而今老矣。尝有诗云：[佉卢飞舞遍人间，片假亦从东海还；赴急原非无国字，汉章雅命令重颁。]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既著《急就考正》复为此论，非敢问世，聊示后昆，俾知所致力云尔！

民国二十二年癸酉仲春积铁老人王世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