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护鸟类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爱鸟周”源于1981年，最初为保护迁徙于中日两国间的候鸟而设立。1992年国务院批准的《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将“爱鸟周”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

爱鸟周是中国为保护鸟类、维护自然生态平衡而开展的一项活动。1981年9月，中国国务院批准了林业部等8个部门《关于加强鸟类保护执行中日候鸟保护协定的请示》报告，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都要认真执行，并确定在每年的4月底至5月初的某一个星期为“爱鸟周”，在此期间开展各种宣传教育活动。召开爱鸟周广播大会，举行爱鸟周学术报告会，悬挂人工鸟巢，发放和张贴爱鸟宣传画等。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不同，各地选定的爱鸟周时间也不尽相同。这是因为气象的问题。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春天是鸟儿繁殖的季节。人们常说：“莫打三春鸟”我国劳动人民对于鸟类的认识和爱护自古以来就有着传统。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孔子提出“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史记·孔子世家》）的保护鸟类思想。西周王朝不仅注意保护雌鸟，而且也注意保护幼鸟。如：“祭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即雌性鸟兽）”、“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周礼》）。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规定：“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溪谷。”“孕育不得杀，壳卵不得采”等等（《淮南子》）。说明帝王王法规定，不准捕杀繁育的亲鸟，禁止掏鸟蛋。到宋朝，有关爱鸟护鸟的法令，有“民二月至九月，无得采捕虫鸟，弹射飞鸟”（《续资治通鉴长编》）。至元代还规定了“严禁狩猎天鹅、鹰隼”的法律。对于鸟类的认识和保护，到了明朝的李时珍（1518年～1593年）著述的《本草纲目》，记述的鸟类有三卷。第47卷的水禽类23种，第48卷的原禽类23种，第49卷的林禽类17种、山禽类13种。这部历史巨著，不仅具有医学方面的实践意义，驰名中外，而且，又是我国当时的识鸟爱鸟的总结，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对于鸟类认识和爱护的光荣传统和悠久历史。

但是，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对爱鸟护鸟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而推动这项工作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期。早在1981年3月，中日两国为了保护迁徙于两国之间的候鸟，签订了《保护候鸟及其栖息地环境协定》。

9月14日，林业部等8部门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加强鸟类保护执行中日候鸟保护协定的请示》。其中“建议在每年的四月至五月初（具体时间由省、市、自治区规定），确定一个星期为‘爱鸟周’”。

9月25日，国务院批准了该请示的通知。

1992年，国务院批准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明确将“爱鸟周”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如《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中第四条明确规定：每年4月为“甘肃省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4月24日至30日为“甘肃省爱鸟周”。

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是一种宝贵资源。保护鸟类对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对科研、教育、文化、经济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政府一直很重视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1962年国务院发出了“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其中就包括鸟类，这个指示还根据专家们的意见，摘取了麻雀的“四种害鸟之一”的“帽子”。

2023年4月15日，北京市第41个“爱鸟周”启动仪式上，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发布《北京市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3）》。相较于两年前的名录，新版名录中新增加的12种全部为鸟类。

1981年，我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了保护和合理利用迁徙、栖息于中日两国都有的200多种候鸟以及进行有关的科技交流，经过友好协商在1981年3月3日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并于当年6月8日正式生效。同年9月，林业部等8个部门联名提出报告——《关于加强鸟类保护，执行中日候鸟保护协定的请示》，其内容之一是向国务院建议，在每年的4月～5月初（具体时间由各省、市、自治区规定）确定一个星期为“爱鸟周”。在爱鸟周中开展各种宣传教育和保护鸟类的活动，使人们树立“保护鸟类，人人有责”的意识，逐渐养成爱鸟护鸟的良好习惯。国务院批准了这个请示并下发文件，决定从1982年春开始开展全国性的爱鸟周活动。

1982年2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保护鸟类的通知，并同意林业部等8单位提出的关于每年各省市都要开展“爱鸟周”宣传活动的建议。从此，各省、市、自治区（除西藏外），都纷纷确定本地区的“爱鸟周”或“爱鸟月”时间，广泛开展爱鸟宣传活动。

1981年，中国国务院批转了林业部等8个部门《关于加强鸟类保护执行中日候鸟保护协定的请示》报告，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都要认真执行，并确定在每年的4月至5月初的某一个星期为“爱鸟周”，在此期间开展各种宣传教育活动。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不同，各地选定的爱鸟周时间也不尽相同。详见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