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维炽（1910.03.19—1932.08.09），字闷亭，曾用名焦仲明、赵仪三。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过共青团延安地委书记，中共陕北特委委员，陕北团特委书记，团省委常委、秘书长、组织部长，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省委秘书长等职务。1932年8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陕西省蒲城县。

焦维炽（1910～1932）字炯亭，亦名维志、仲明，化名赵仪三，今子长县马家砭乡焦家河人。幼时入私塾就读，民国12年（1923）入陕北榆林中学上学。受魏野畴、李子洲影响，参加榆中“文学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学生自治会”，徒步至内蒙古等地传播革命真理。民国14年（1925）春，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共产党员。10月，因反对陕北军阀井岳秀被开除学籍后，受绥德省立第四师范中共组织派遣，到延安省立四中边工作边学习，先后担任学生会主席、国民党肤施县党部执行委员。民国16年（1927）春，任共青团延安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0月，参加团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当选为团省委委员，受命以团省委特派员身份回陕北巡视工作，恢复团绥德县委，兼任书记。11月，在榆林建立共青团陕北特委，任书记。嗣后，相继恢复、筹建延安、延长、清涧、绥德、米脂、榆林、神木、府谷8个团县委和安定、镇川2个团区委。民国17年（1928）4月，他当选为中共陕北特委委员，负责青年工作。9月，在米脂参加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代表会议时被捕，押解榆林，12月获释。民国18年（1929）春赴西安，参与组建共青团陕西临时省委，任省委秘书兼宣传。民国19年（1930）7月，他当选为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先后任省委秘书长、秘书科主任兼省委秘密工作委员会主任，10月上旬，省委机关遭破坏，他主持省委日常工作。民国20年（1931），兼管中共西安市委工作。民国21年（1932）2月，以省委特派员身份至陕甘边巡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工作，后经省委同意，留驻游击队兼任政委。4月中旬，他和谢子长去甘肃靖远策划警备第三旅王子元部起义。5月5日，200余名官兵参加靖远起义，6月，起义官兵改编为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第3支队，焦维炽任政委。后因强敌围攻，被打散。6月上旬，辗转回到西安，8月4日，他在蒲城县晋王村召开党员会议，决定永丰、晋王两地于8月6日同时举行起义。8月6日，永丰起义爆发，维炽在战斗中被俘。敌连审3天，以金钱收买、升官利诱，继之动用酷刑，割舌剜眼，他宁死不屈，敌无计可施，于8月9日将其枪杀，抛尸井中。

焦维炽，1910年3月19日生于安定县（今子长县）焦家河一个农民家庭里，父亲焦文明务农兼营店铺。1917年，焦维炽上本村私塾。1922年春，焦维炽到安定县立高小上学，秋冬又转到延川县立田家川国民小学校就读。1923年，在田家川小学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陕北榆林中学。1925年春榆中党团组织成立不久，就与刘志丹、杨国栋等同时入团，后转为党员，是陕北最早的党团员之一。

1927年春，中共和共青团分别在延安建立地方执行委员会，焦任共青团延安地方执委会书记，与中共延安地委领导人一起，创办平民学校，组织学生下乡发动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和农民夜校，开展打土豪斗劣绅的斗争和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这年夏天，由于冯玉祥附蒋反共，陕西全省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投靠南京政府的井岳秀，派兵强行封闭了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和延安省立第四中学，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焦冒着生命危险，只身化装离开延安，到西安向中共和共青团陕西省委汇报陕北情况，后暂留团省委。10月出席团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被选为团省委委员。会后以团省委特派员身份回陕北巡视共青团工作，恢复了绥德和榆林两个团县委。11月，共青团陕北特别区委员会在榆林成立，焦任团特委书记，领导恢复了绥德、榆林等县共青团组织。恢复和筹建了陕北8个县的中共县委组织。

1928年2月，当选为中共陕北特委委员，负责青年工作。9月，在筹备党的会议时被国民党逮捕。在酷刑面前，正气凛然，严守党的机密，坚定地表示：“铁牢可坐穿，壮志不能变。”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9年春，因找不到其“犯罪”证据，被释放。出狱后，以“人走囚室留，知斗不知愁。黑夜泛星光，迢迢路亦长”的饱满斗志，到共青团陕西省委工作，先后任团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秘书长等。

1930年7月，当选为中共陕西省委委员，任省委秘书长、秘书科主任兼省委秘密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10月，中共陕西省委遭破坏后，主持省委的日常工作，后兼管中共西安市委的工作。曾参与领导了西安广仁医院和省印刷局的罢工斗争，指导西安学生、青年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多次组织西安地区的民众举行反日救国大会和示威游行，曾捣毁国民党省党部。1931年3月，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被撤职，中共陕西省委指派焦兼管西安市委工作，直至同年8月西安市委重新组建。

1932年2月，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参与中共队委的领导工作并兼任大队政委。4月，以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身份去甘肃靖远，筹划在国民党警三旅发动武装起义，主持改组了该部中共地下党委，兼任党委书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士兵中开展发动兵变的工作。5月，相继参与领导了靖远打拉池起义和水泉堡起义，成立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和陕甘游击队，任政委。6月，返回西安，遵照中共陕西省委在蒲城、韩城、澄城等地迅速开展游击战争、摧毁反动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深入三县组织和部署发动武装起义。

1932年8月6日，在蒲城县永丰不幸被捕。面对酷刑和利诱，坚贞不屈，明确向敌人宣告：“你们什么也动摇不了我，我早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我们的人民。你们在我身上得到的只能是对你们反动本质的暴露！”借机向士兵狱卒进行革命宣传，号召狱中同志和难友开展斗争。凶残的敌人割去了他的舌头，剜了他的眼睛，打坏了他的前额和双颧，仍宁死不屈。8月9日，英勇就义。

1918年12月23日傍晚，一伙土匪来焦维炽家抢劫。大门外几声枪响之后，4个土匪闯进院内高喊：“要钱送命，要命出钱。”说着便要吊打焦的父亲，焦母吓得直哭。焦维炽看见4个土匪，3个拿着棍子，一个拿的像是自己玩耍的木枪，他就悄悄溜出大门，一看，土匪放的是纸炮，碎纸片散落满地。于是，他边跑边喊：“土匪抢我家来了，他们不拿枪，只拿棍子，快来活捉土匪！”乡亲们听见喊声，有的拿上棍子，有的扛上铁锨，立刻聚起50多人，包围了土匪。这4个土匪一看跑不了了，只得求饶说：“父老乡亲高抬贵手，放我们走吧！今后再不干这丧门败俗的丢人事了！”焦文明认识其中的一个后生的确是穷人，就让乡亲们让开路，放他们走了。大家夸奖说：“天恩真行，要不是他呐喊，我们还以为是送灶神放炮，土匪驴儿的们就得逞了。”

1922年12月25日，焦维炽正在场里看书。他的伯父来说：“来了个收税的，给辛苦费还不走，赖在家里一天了，硬要收蒸烧酒税。我家今年就没蒸酒。”焦维炽说：“我去看看他。”他问收税的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还把回话记在纸上。又问：“有公函吗？人家没蒸酒，为什么要收酒税？”收税的阎生玉这才认出问话的是田家川国民小学出名的优秀学生。他害怕被告状吃官司，便软着说：“我与焦掌柜的闲聊何必当真呢？”“那快要过年了你还不走，赖下干啥？”阎生玉见焦维炽问话的态度很严肃，慌说：“我就是回老家佳县过年，歇息歇息就走，就走。”焦维炽教训他：“再借口坑害老百姓，非把你告到衙门不可！”阎生玉点头称是，当即背上行李就溜了。

在榆中焦维炽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写了许多读书笔记。受到了老师魏野畴、李子洲的赞扬。他把自己读过的进步书刊、报纸寄给母校杨其敏老师。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文学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学生自治会”的活动。在学校出版的“榆中”刊物上发表文章，揭露批判井岳秀创办“醒狮”刊物的反动性。他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下乡宣传，曾步行到内蒙古等地传播革命道理。在同学中，他的年龄最小，个头不高，但他足智多谋，能说会辨，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钢炮”。

1925年春，共产党员李子洲、团特支书记王懋廷率领绥师20多名学生到榆中以赛球为名，秘密发展团员。焦维炽被吸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当年10月，焦维炽因闹学潮被开除学籍，团组织派他到省立延安四中学习、工作。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过四中学生会主席，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为了有效地开展工作，他和呼延震东、易厚庵、陈俞廷、李玉图等研究决定，在延安城内租了义和店的10多间平房，建立了平民学校，办起了图书馆、阅览室、游艺室。他们利用这些地方作为活动阵地，组织党内、团内的同志开会研究问题；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介绍《中国青年》、《向导》、《政治生活》等进步报刊杂志；领导学生成立了“各学科学习讨论会”、“辩论会”、“演讲会”、“文娱汇演会”；排演“孔雀东南飞”等剧目，深受群众欢迎。还组织学生宣传队，利用节、假日，向市民和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吸收师生中和社会上的先进分子加入党、团组织。延安团地委成立时，焦维炽任团地委书记。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渐深入，仅延安这个偏僻落后的地方，就有基督教、天主教、福音堂、青年会等教堂，受骗入教的人很多，活动很猖狂。传教士和教徒们星期日在教堂礼拜，星期六成群结队上街宣传上帝造人，命由天定，麻痹人们的思想意识，磨灭人们的革命斗志，因而引起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不满。焦维炽领导党、团员和学生与教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星期六，教徒们上街的时候，学生们也上街，和他们面对面的辩论，揭发和批判上帝造人的谬论，驳得传教士们哑口无言。以后，传教士不敢上街宣传了。星期日，学生们就冲进教堂，给作礼拜的受骗人宣传，弄得传教士和教徒们很恼火。有个合阳人，名字叫屈钱，在延安城内开中药铺，信教后，成了教会的打手，纠集教徒和学生械斗。焦维炽就把他当成活靶子，领上学生，拉上屈钱，到街上游行示众，开大会批斗，编出“洋人胡求闹，屈钱跟上跑；洋人要滚蛋，屈钱要倒灶。”歌谣，揭露屈钱和洋人勾结的丑恶行径，使他的威风扫地。教会只得求反动军阀井岳秀帮忙，井岳秀下命令，不准学生到教堂“捣乱”，也不准传教士上街宣传。但学生还是照样上街宣传，砸了教堂的牌子，传教士吓得跑到城外，许多教徒纷纷退出了教会。这次反帝的“非基运动”取得了胜利。

与此同时，焦维炽还参与筹建了延安农民协会。他派农会主席到省上开代表大会，派农运干部到安定等地学习农运经验，组织学生宣传工作队，办农民夜校，和贫苦农民一起斗争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在延安的东、西、南、北各区成立了农协分会，县上成立了总会。农协成立后，领导广大农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抗租、抗税、抗粮、抗债斗争。

1932年2月，焦维炽以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身份去陕甘边巡视，后经省委同意，留红军陕甘游击队工作，任队委委员兼大队政委，协助谢子长领导武装斗争。4月中旬，焦维炽和谢又受省委派遣，到甘肃靖远策划王子元部警备第三旅起义。5月5日晚，200余官兵参加靖远兵变。次日起义部队在打拉池改编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焦任政委，谢任总指挥。但由于强敌围攻，游击队被打散。焦、谢并不气馁，到兰州继续部署策动警三旅士兵哗变。5月下旬，哗变士兵在靖远水泉堡成立红军陕甘游击队，焦任政委，活动于靖远、海原一带，打土豪、分财物，多次消灭来犯之敌。后由于国民党军的“围剿”，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焦返回西安。

7月，中共陕西省委派焦巡视陕东，主要任务是贯彻省委关于在蒲(城)韩(城)澄(城)一带“摧毁反动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8月初，焦在澄城召开三县中共组织领导人会议，决定8月10日三县同时起义。8月4日晚，焦又在蒲城晋王村召开党员会议，决定晋王、永丰两地8月6日举行起义，收缴民团武装，然后北上参加陕甘游击队。8月5日晚焦赶到永丰具体部署。第二天，永丰起义如期举行。焦在指挥农民起义军作战中被俘。军警与民团头子对焦连续三天审讯，先许以高官厚禄，继动用各种刑具，焦都不为所动。反动军警与民团头子气急败坏，采用割舌头、剜双眼、打坏双颧等惨无人道的刑罚，焦仍傲然挺立，宁死不屈。8月9日晚被枪杀在蒲城孙镇附近的大路旁。死后尸体还被抛进附近的水井中。

焦维炽的儿子焦贵生，是子长县电影公司退休干部。

1949年4月1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子长县政府在焦维炽的家乡为其立碑以表纪念。贾拓夫为焦维炽写了：“万恶魔刀下捐躯，民主幸福的安息”的碑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又在西安市南郊烈士陵园，为焦维炽立了纪念碑。

2012年，魏建国编辑出版《焦维炽》一书。分为历史文献、遗文辑录、回忆录选辑、附录四部分，收录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陕西省委书记焦维炽传》、《深切怀念焦维炽同志》、《怀念先父焦维炽》等文章，记述了焦维炽的生平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