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国反对派议员、和平运动领袖、奥林匹克冠军、医学博士Z，预备在群众集会中进行反对外国军事力量的演讲。但这场集会举行得异常艰难，先是剧场老板在当局的压力下取消原来的合约，只能把会场挪到一个小会场，然后通过广播传给广场上的群众。
会前，Z就接到右翼反动势力的恐吓，他毫无怯意毅然继续原来的计划。在会场门口，Z和同伴被突然袭击的暴徒打伤，但Z还是带着伤痛站到讲台上。宪兵队和警察局的头头们就坐在广场外的一辆车上，既畏惧又恼怒地听着Z的演讲。演讲完毕，Z走出会场，试图与宪兵与警察的头目交流，却被一伙暴徒用木棍打倒，周围的警察对此无动于衷。
Z伤势过重，被送往医院，最后伤重不治而亡。而警察局和宪兵队却把事件定性为车祸，社会上一直要求重新调查审理此案，政府为了平息民愤，派来年轻的检察官调查这个案件。这位年轻冷静的检察官没有按照政府的授意，以车祸了结此案，反而不畏强权，展开周密调查，最终确认主谋是宪兵将军和上校等人以及一个和他们往来密切的极端右翼宗教保皇的反动组织。
真相大白之后，政府的代表国家检察总长又指责检察官破坏国家声誉，并给他规定了若干“保护”条件。最终，检察官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把主凶送进了监狱，把一切真相还给了人民，民主和政府反对派一时间控制了国家大局。
不久，军人集团政变成功，大权在握，一切变得是非颠倒。这桩案件被彻底推翻，宪兵长官和警察局长官复原职，检察官反被撤职，凶手释放、证人被杀，Z的秘书也被流放荒岛。新的军事独裁当局还下了一系列的禁令，国家处在严格的军事恐怖的控制之下。
导演科斯塔·加华斯的父亲因被希腊当局疑为共产党而遭迫害，科斯塔·加华斯的童年是在政治歧视与白色恐怖处境下度过的，19岁时流亡到巴黎。1967年，当希腊军人集团发动右翼的政变之时，他恰好读到Vassilis Vassilikos创作的长篇小说《Z》（Z在希腊文中有“生命”的意思）。看完这部反映希腊发生的“兰布腊基斯事件”的小说，科斯塔·加华斯义愤填膺，政治责任感油然而生，立即决定将小说搬到银幕，揭露“布兰腊基斯事件”的真相，抨击希腊独裁政权。而该片的共同编剧乔治·桑普兰是西班牙政治流亡者，作曲Mikis Theodorakis也曾在希腊军人政变中遭拘捕。由于题材敏感，制片商不愿冒风险，导演经过努力才争取到法国友人及阿尔及利亚一家电影公司的资助，影片以70余万美元的成本在阿尔及利亚开拍。编导以个人名义在影片开头用字幕标明“所有这些与死者和生者的真实情况相似之处，决非偶然”。与片头相呼应，影片结尾并列映出两张定格照片，一张是伊夫·蒙当饰演的“Z”，另一张是兰布腊基斯的肖像，还叠印了一条字幕“他还活着”，以此公开悼念被暗杀的政治活动家。该片的政治态度导致其曾经被禁止在希腊上映。
作为一部对一件政治谋杀案及其调查过程纪实的影片，很可能搞得枯燥乏味，但该片的导演以高超的艺术手法将影片拍得生气勃勃，既扣人心弦，又发人深思，充满了正义的呼声。它不落窠臼，巧妙地避开了一般描写谋杀案的故弄玄虚、卖弄噱头的俗套，也没有一般反映政治事件的影片的那种令人生厌的俗套，既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又获得了巨大的艺术魅力。（《大众电影》评）
该片是公认的政治电影的典范，是该领域的开山之作。它具有咄咄逼人的政治批判锋芒。影片导演摒弃了廉价的煽情效果，全片的摄影基调引人注目地选择了高调，色彩明朗，节奏明快，整个影像系统是昂扬坦荡而非消沉晦暗的，足以体现导演要把独裁集团的鬼蜮伎俩拿到“光天化日”下示众的良苦用心，体现了导演对以检察官为代表的正义力量的颂扬。该片将严肃的政论、客观的纪实、跌宕的情节、绵延的悬念有机交织在一起，维系住了观众的观看兴趣。（上海交通大学电影电视系主任、上海电影资料馆特约研究员
李亦中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