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山》是法国华裔作家高行健创作的长篇小说，从1982年夏开始创作至1989年9月完稿，历经7年。

“我”是一位80年代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他因被医院诊断为肺癌，而踏上南去回归自然放松情绪的旅程，途中无意间听到关于灵山的谈话，便萌生了寻找灵山的想法。最终却发觉现实中的灵山并不存在，所谓灵山只是村民用来求子的顽石。

主人公“我”为了摆脱政治的束缚，试图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立的主体，但“我”走向了极端：“我”完全走向了边缘地带，成为一个孤独的、没有力量的个体。

梵净山位于中国贵州铜仁市的江口县、印江自治县、松桃自治县交界处，1982年被联合国列为一级世界生态保护区。

早在汉代，梵净山就已载于史籍，此后一直是武陵地区各少数民族朝拜的神山、灵山。宋代，佛教开始传入此山，至明初，梵净佛教业已兴盛，正式得名为“梵净山”，俗称“大佛山”。

梵净山的灵性、梵净山的人、梵净山的佛教、梵净山的美景是作者创作《灵山》的素材和灵感圣地。小说依据作者在中国南部和西南部偏远地区漫游中留下的印象而作。那里至今还残存着巫术，那里的民谣和关于绿林好汉的传说还当作真事流传，那里还能遇见代表古老的道家智慧的人物。

“我”

“我”是作家、“民歌采集者”，因为被医生误诊为肺癌，以为来日无多，于是决定游历长江流域的名山大川，了却自己未尽的夙愿，行踪包括游历长江沿线的山川风物、探访长江流域各类自然保护区、走访名刹道观、了解和领略少数民族风情、欣赏途经各地的名胜景观等。而在到访地的当地人眼中，“我”也只不过是一个“充满好奇的游客”而已。“我”为自己营造了两个相互对立的环境，即“被污染了的环境”和民间、自然环境。“我”要逃离“被污染了的环境”，也就是逃离“虚假”的生活，走进民间，走进自然，找寻“实实在在的生活”。

“你”

你是“我”讲述的对象，一个倾听“我”的自己， 你不过是“我”的影子。“你”只想和女人保持自由自在的关系，只想得到快乐，不想担负责任，不想成为任何一个“她”的奴隶。“你”原本坐车去旅行，途中听旅伴提到灵山，于是决定去寻找灵山。

“他”

小说中“他”没有固定所指。在二十九章指木匠坪那位刻神像的老头子；在七十二章“他”与批评家讨论什么是小说；在七十六章的“他”指行者，“他”要寻找灵山。

小说中的主人公——“我”是灵山路上一个孤独的行者。“我”为自己营造了两个相互对立的环境，即“被污染了的环境”和民间、自然环境。“我”要逃离“被污染的环境”，也就是逃离“虚假”的生活，走进民间，走进自然，找寻“实实在在的生活”。

《灵山》中的主人公——“我”认为的真实的民间存在于边缘地区，存在于民歌、巫术、各种流传的故事（历史的、传说的、神话的）之中，还存在于边缘地区人们的生活状态中。于是，“我”从这些方面去找寻真实和自由自在的状态。但是，“我”寻找到的民间是否真实和自由是值得怀疑的，就算民间具备真实和自由的特点，“我”是否能够真正融入和体会民间的这份真实还是个问题。

主人公——“我”在漫游中，见到了“真实的”民间生活。“我”参加苗族的龙船节盛会，遇到一位苗族姑娘向“我”求爱。虽然那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求爱方式，但是面对姑娘注视的目光，“我”措手不及。“我受不了这持久的注视，赶紧笑了笑，那笑容肯定愚钝，又连忙坚决摇了摇头，怯弱得不行，转身就走，并且再也没敢回过头去。”“我同女人的关系早已丧失了这种自然而然的情爱，剩下的只有欲望。哪怕追求一时的快乐，我也怕担当负责”。“我”把这归因为“后世之所谓文明把性的冲动和爱情分割开来，又制造出门第金钱宗教伦理观念和所谓文化的负担”。

显然，“我”把自己与盛会中的苗民看成是来自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我” 来自被文明扭曲的世界，早已失去了美好的自然人性，对女人只有欲望；苗族姑娘和小伙子来自另一个更符合自然人性、更为真实的世界，苗族姑娘和小伙子之间拥有符合本性的情爱。“我”和女人的关系根本无法回到本真的状态，欲望和爱情于“我”来说是处于分裂状态的，无法弥合，所以，“我”觉得“这世界（他们生活的那个世界，也是‘我’找寻的那个世界）竟离我这么遥远”，只能怅惘离开。

除了蹑足于民间社会，从民间生活中找寻真实，“我”还走进大自然寻找原始的东西。“我”多次进入森林和草野，在远离人烟和喧嚣的地方漫游，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灵山》是一个孤独寂寞的灵魂在承受了身心的重荷之后，几经挣扎沉浮所写下的悠长的心灵自白，在喧嚣纷乱的现实世界中，这个孤独寂寞的灵魂找不到倾诉沟通交流的对象，像被囚禁的困兽在奋力找寻突围的缺口。

《灵山》之旅是一个寻求个体（自由主义的个体）主体性的过程。寻找灵山的过程在小说中以两条线索展开：“我”沿着长江漫游，“你”找寻去灵山的路。在这个过程中，作家想要确立的自我是一个远离政治、社会的，自由的，具有自身独立价值的个体。但是，在寻求过程中，寻求者把个体生命从现实社会中抽离出来，回避对意义、目的的追寻，最终走向虚无与“空灵”。

隐喻象征

《灵山》这部小说共写了81节，暗示历经81难。整个西游的过程，是内心对话的过程，也是寻找“灵山”的过程。“灵山”所象征的精神乃是内心自由的精神。灵山可以阐释为菩萨山，也可以阐释为逍遥山、自由山、自在山。灵山的结尾是一只青蛙一眨一眨的眼睛，作者没有写出答案，他让读者去体悟。读者能体悟到的是：灵山并非外在的上帝，而是内在的自由心灵。“灵山”原来就是心中的那点幽光。灵山大得如同宇宙，也小得如同心中的一点幽光，人的一切都是被这点不熄的幽光决定的。人生最难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在无数艰难困苦的打击中仍然守住这点幽光，这点不被世俗功利玷污的良知的光明和生命的意识。有了这点幽光，就有了灵山，灵山是内心的觉悟。内心觉悟到自由便找到了灵山，内心不觉悟，便永远找不到自由，也找不到灵山。自由完全是自给的，不是他人给的，也不是上帝赐予的。换句话说，通往灵山之路即通往自由之路，要靠自己寻找，自己去走出来，而不是靠他人指点“迷津”。

第76回有一段“他”问一位拄着拐杖穿着长袍的长者“灵山在哪里？”老者闭目凝神。“您老人家不是说在河那边？”他不得不再问一遍。“可我已经到了河这边。”“那，就在河那边，”老者不耐烦打断。“如果以乌伊镇定位？”“那就还在河那边。”“可我已经从乌伊镇过到河这边来了，您说的河那边是不是应该算河这边呢！

“你是不是要去灵山？”

“正是。”

“那就在河那边。”

“老人家您不是在讲玄学吧？”

老者一本正经，说：“你是不是问路？”他说是的。

“那就已经告诉你了。”

这段情节有点“玄”乎，但不是故弄玄虚，它让读者去领悟玄外之音，这就是说，别向他人问路，通往灵山的路就在自己心中，就在自己的“觉悟”里。

高行健通过老者的禅语告诉读者，灵山并不在此岸彼岸，也无法靠别人指点。灵山就在于内心的彻悟，自由来自于自身的意识。在第64回中，他写道：“他突然觉得他丢去了一切责任，得到了解脱，他终于自由了，这自由原来竟来自他自己，他可以一切从头做起，像一个赤条条的婴儿，掉进澡盆里，蹬着小腿，率性哭喊，让这世界听见他自己的声音。”唯有回到本真本然，抛弃外界的一切束缚，才能获得大自在和大自由。

高行健的“灵山”真理乃是“打开心灵的大门，把“佛”请出来，把自由请出来的感悟。

叙事对象

小说叙事对象主要是“你”、“我”、“他”和“她”，而“她”只是“你”的临时伴侣、偶遇游伴与谈话对象，而且“她”并非同一人，是多个不同的女性，因此主要只谈及“你”、“我”、“他”。

1、“你”的行踪

小说以“你”开头。“你”原本坐车去旅行，途中听旅伴提到灵山，于是决定去寻找灵山。一路上，“你”进村镇，入都市，钻林莽，爬冰山，到处打听，最终意识到灵山只是山里女人求子的一块顽石。

2、“我”的行踪

小说以“我”结尾。主人公——“我”是一个作家，要去了解山里的民歌，沿长江漫游。沿途观察大熊猫，看原始森林，到乌江发源地，自然保护区，去彝族村寨，发现灵岩，了解到灵岩原是妇人家求子的地方。还去凯里苗族区，白帝庙，荆州古城，神农架，西藏道班，上武夷山、天台山，去绍兴、上海，足迹遍及长江沿线。

3、“他”的行踪

小说中“他”没有固定所指，只在三个章节出现。二十九章主要指木匠坪那位刻神像的老头子，七十二章“他”与批评家讨论什么是小说，似乎想暗示“你”、“我”、“他”三者的关系；七十六章的“他”是行者，要寻找灵山。

根据“你”、“我”、“他”三人的行踪，可做出以下概括：

第一，三者（特别是“你”、“我”） 的行踪主要是在长江沿线，这从“我”曾到过的一些地方可以看出来，其中地名可在长江沿线各省市的地图中找到。

第二，“我”所经过的地方完全实名化，都有实际确凿的地理名称，这部分实写；“你”所经过的地方除了乌依镇外都没有明确所指，或者是一些虚有的存在，比如幽冥的忘河等，这部分虚写；“他”的路径则更不明确，三章中的“他”都不是同一个人。

第三，“我”的出游应该不止一次，因为文中的访游路线并不连贯，并未按照各个到访地的实际地理位置有序探访，这或许是高行健故意将游踪打乱，按其写作小说的思路重新安排“我”的行程，也可能是他运用类似意识流的技巧，用行程的跳跃与混乱来表现人物的无理性及其意识的自由流动。

叙事结构

小说在布局方面基本上是按照一章写“你”，一章写主人公——“我”的交替模式安排，中间穿插三章与“他”有关的内容；小说以“你”开头，以“我”结束，在结构上尽量做到四平八稳， 力求使“你”、“我”两个叙事对象地位大致平等。

三十章以前的小说格局是先“你”后“我”，轮换交替；三十一和三十二章连续写了两次“你”，然后又再次依照先“你”后“我”、轮换交替的模式继续进行叙事。到五十五章，原本讲“我”却转换成了“你”，五十六章讲替姑娘们看手相的故事又似乎在延续五十五章类似的情节；六十章原本是写“你”，但在画家朋友家中碰见“她”时又变成“我”，过后又变回“你”，人称变换在这一章中有点乱。这是因为高行健在叙事时密中有疏，不小心出了差错，还是他有意为之，想借此来暗示“你”即是“我”，“我”即是“你”的创作意图，目前还找不到有关的材料作为有力的证明，更未见到高行健对此有任何说法。

《灵山》的叙事结构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是简单抑或是单调、模式化的，虽然小说章节很多，在当代中文小说创作领域算得上是鸿篇巨制，但作者显然没有在结构上多费脑筋，只采用如此简单的叙事模式，涉及人物也不多，而且人物也无具体指涉对象，与这部小说本身的份量和所取得的成就似乎不大相称。这或许是因为高行健有意追求简单纯朴，故意抛弃复杂的叙事结构，希望由繁复回归单纯，有意回避宏大叙事，选择书写个人经验，以求最大限度地接近小说叙事的真实性。

叙述策略

“以人称代替人物”的策略

高行健长篇小说中“以人称代替人物”的叙述人称策略，从根本上说是基于他对“主语人称的确定是表达感知的起点”的认识。他说：“小说是可以演变的，艺术表现的可能可以不断发掘，但有一个前提不可以丢掉，那就是小说的叙述。不管是传统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还是某个特定的人在叙述，落实到叙述语言的时候，主语是谁？是无法回避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世界上无论哪一种语言都有三个基本人称，也即我、你、他，换句话说，这个叙述者是‘我’，还是‘你’，还是‘他’？此外没有别的选择。”也就是说，小说的叙述首先要确定主语是谁，而世界上的语言都有我、你、他三个人称，主语只能在他们之间选择。因此，确定了主语才能表达主体的感知，而叙述人称的选择，则形成不同的叙述方式，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叙述主体的心理趋向。

《灵山》与传统小说的写法很不相同，既没有连贯生动的故事，也没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它还摒弃了传统小说的人物命名方式，独辟蹊径地运用了“以人称代替人物”的叙述人称策略，即不以专有名词或惯常的第一人称“我”来称谓小说的主人公，而以“我”、“你”、“他”来称谓小说的主人公，整部小说除极少数传闻中的人物偶有名字或称谓之外，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以人称来称谓的。“以人称代替人物”的叙述人称策略，体现了高行健对叙述人称的特殊控制。

《灵山》的主人公是“我”、“你”、“他”，三者分别与“她”进行对话。第一人称“我”既是小说的叙述者，也是小说的主人公。“我”在现实中旅行，在长江流域漫游，见到的都是真人真事；第二人称“你”在精神中漫游，既是虚拟的自我，也是“我” 的投射或精神异化；第三人称“他”既是“我”的静观与思考，也是“我”的投影。

小说在确定叙述者“我”之后，由“我”的投影对手化为“你”，再外化为“他”，小说的叙述语言引入三个不同的人称去指称同一个人物。而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她”指的并不是同一个人，而是一个复合的女性形象，或者说是女性的多重变奏。

“我”、“你”、“他”、“她”之间的关系在小说52章中也有明确的表述：“你知道我不过在自言自语，以缓解我的寂寞。你知道我这种寂寞无可救药，没有人能把我拯救，我只能诉诸自己作为谈话的对手。在这漫长的独白中，你是我讲述的对象，一个倾听我的我自己，你不过是我的影子。当我倾听我自己你的时候，我让你造出个她，因为你同我一样，也忍受不了寂寞，也要找个谈话的对手。你于是诉诸她，恰如我之诉诸你。她派生于你，又反过来确认我自己。我的谈话对手你将我的经验与想象转化为你和她的关系，而想象与经验又无法分清，你在你的神游中，同我循着自己的心思满世界游荡，走得越远，倒越为接近，以至于不可避免又走到一起竟难以分开，这就又需要后退一步，隔开一段距离，那距离就是他，他是你离开我转过身去的一个背影。所谓她们，对你我来说，不过是她的种种影像的集合，如此而已。他们则又是他的众生相。大千世界，无奇不有，都在你我之外。换言之，又都是我的背影的投射，无法摆脱得开，既摆脱不开便摆脱不开，又何必去摆脱？”

《灵山》是从“我”的自言自语开始的，随后才找到对手，这个对手有时候是“你”，有时候是“她”。“她”也是以人称来代替人物，是一个女人的多重变奏，女人的各个侧面都在人称代词“她”之下，和“你”或“我”进行对话。

“你”和“我”是同一个人物，也可以进行对话，而“你”和“我”又可以界定为一个“他”。“他”出于“我”的思考，是自我意识升华后的中性的眼睛。“所以这小说的主人公是三个人称，‘你’、‘我’、‘他’都可以成为这本书的主人公，他们都建立对手，进行对话。”

“主语人称的确定是表达感知的起点，由此而形成不同的叙述方式”。在《灵山》中，虽然不同的章节由不同的叙述人称控制，但他们的精神世界是趋同的：都是去寻找“灵山”。“我”、“你”、“他”、“她”在文本中是相互观照，消融于同一个感受主体之中的。该小说的感受主体只有一个，但主体内部具有三重性，其内在精神感知的指向是多维度的，小说通过“我”、“你”、“他”的交叉叙述以及与“她”的对话，在灵魂、情感深处展示一种复杂的主体关系构架，使他们在相互指涉中不断质疑、交流、趋同，直至融合为同一感受主体。同一主体通过主语的三个人称确认了自我，消除感知过程中的虚幻感和异化感，最终抵达心灵的圣地。

叙述人称的确定是表达主体感知的起点，《灵山》中“以人称代替人物” 的策略，其实就是通过人称的设置来寻求主体的不同感知，充分表达同一主体的不同感受，同时人称代词的多向所指为叙述人称的转换提供了极大便利。

“叙述人称转换”的策略

《灵山》的“第一人称‘我’同第二人称‘你’实为一体，后者乃是前者的投射或精神异化。第三人称‘他’则又是对第一人称‘我’的静观与思考。”

“你”、“我”、“他”相互转换表述的是同一主体的感受，小说的感受主体是通过频繁地转换叙述人称来表达其感知和欲望的。高行健认为，“三个人称其实是人的意识在语言上的一个最基本的反映”，那么对自我的观照如果同语言意识联系起来，它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自我的指称，在《灵山》中由“我”来述说自己在现实中旅行：“我是在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邛崃山的中段羌族地区，见到了对火的崇拜，人类原始的文明的遗存。我从自然保护区的招待所出来，又到那位退休的羌族乡长家去了。在海拔两千五百公尺观察大熊猫的营地，到处在滴水，被褥都是潮湿的，我作这次长途旅行之前，被医生判定为肺癌的那些日子里，每天唯一可做的事情便是到城郊的公园里去走一趟。”

“我”主要考察了中国长江文化（南方文化）之源，见证了汉、苗、羌等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遗存，把旅途中听到的看到的都塞进自我的经验视界。第二个层次是自我投射为“你” ：“旅行中我总在思考，总在跟内心的我说话，久而久之就发觉说话的对象是你，而不是我。也就是说，跟自己进行对话的时候，这个自我就投射为你而变成一个虚拟的对象，谈话的对手。”

于是“我”就转换成了“你”。换言之，对自我的指称同样可以用“你”来进行叙述：“你坐的是长途公共汽车，那破旧的车子，城市里淘汰下来的，在保养的极差的山区公路上，路面到处坑坑洼洼，从早起颠簸了十二个小时，来到这座南方山区的小县城。你于是来到了这乌伊镇，一条铺着青石板的长长的小街，你就走在印着一道深深的独轮车辙的石板路上，一下子便走进了你的童年。”

第三个层次是由“你”分离出的“她”。“你”忍受不了寂寞，同样需要找个谈话的对手，于是“你”分离出了“她”：“你就在这凉亭边上碰上了她，是一种说不分明的期待，一种隐约的愿望，一次邂逅，一次奇遇。”接下来，主体把自我的种种经验和意念投射到这无法直接沟通的异性——“她” 之中，“你”依靠搜寻记忆和想象中与“她”的对话来填充心理空间，在寻找灵山的路上追寻生存的意义，并通过对虚幻的陪伴“她”的参照、反思与重塑，重新确认自我的身份，返回到“我”的本体。通过三个人称的相互转换，完成了自我观照的三个层次；“我”、“你”、“她”本质上都是从同一个感受主体派生出来的，他们通过相互转换共同表达感知主体的生存经验。

《灵山》中“我”、“你”、“他”的关系虽然在52章中有明确的描述，但“我”、“你”、“他”之间并没有直接进行对话，只是随着故事的发展，他们越走越近，直至融合为同一主体。

高行健在《灵山》》中运用的“以人称代替人物”、“叙述人称转换”的策略是他革新小说叙述方式（人称方面）所做的一种尝试，这些人称策略在这两部小说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把不同的人称灵活地运用到小说的叙述语言中去，不仅展示了主体内部多种意识相互交织的关系，还充分表达了同一主体的不同感受，让读者清晰地看到了同一个自我的不同侧面。

《灵山》是一部“无以伦比的罕见文学杰作，也是一部朝圣小说”。

——瑞典文学院

“高行健是通过他在中国大地、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漫游，用他自己的感受使人们触摸到中国实在而神秘的民风、民俗和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核。他用不断多换的‘你’、‘我’、‘他’在挖掘人性的内在品质提醒人们要拯救自己的灵魂， 用虚幻的想像把人们带到一种空灵的境界。”

——汤一介（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北大哲学资深教授）

“《灵山》除了布满文化气息外，还有一点则是对内心真实的描述。”

——刘再复（教授，中国当代著名人文学者、思想家、文学家）

“书中好的部分很好很好，差的部分比‘乱弹’还乏味。”

——Linda Jaivin（澳大利亚汉学家）

高行健（1940－ ），法籍华裔剧作家、小说家、翻译家、画家、导演、评论家。1962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1987年移居法国，1997年取得法国国籍。

因“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而荣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并因此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华语作家。直至2010年，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为36种文字。代表作有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戏剧《绝对信号》、《车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