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潭州三学”的顺利推行，一方面反映了北宋后期书院的官学化倾向，正如宋人洪迈所说：“及庆历中，诏诸路、州、郡皆立学，设官教授、则所谓书院者尝合而为一。”另一方面也反映学校、书院有了等级之别，高一级的书院居于州学之上，而岳麓书院成为湖南的最高学府，体现了长沙古代高等教育的悠长渊薮。

宋代，儒学又恢复了统治地位，科举制更为完善，山林士风渐渐衰微，中国古代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学校和书院两种办学形式都趋向成熟。

北宋时期有过4次兴办官学运动。

第一次是天圣、景（1023－1037）时期州县学校的大量兴办。这一时期湖南见于史籍的县学有衡阳县令唐烨始建的衡阳县学等。

第二次是庆历、嘉（1041－1063）时期由范仲淹领导的兴建太学运动。1043年范仲淹参知政事，疏奏《上十事札》，提出兴学建议，为仁宗所采纳。次年正式下调各州县设立学校，并由本道使者选属部官为教授，潭州的地方官学也正于此时开始恢复建立，湘阴的笙竹书院于1044年（庆历四年）改成了县学。

第三次是熙宁、元丰（1068－1085）时期王安石创立的太学三舍法的推行。1069年王安石以参知政事实行变法，着手改革科举，兴办学校，创立了太学“三舍法”。“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3等。初人太学者为外舍生，年科考试成绩优良者升为内舍；内舍生经考试成绩优良者再升为上舍；上舍生学行成绩优良者即可授官。以后太学的三舍法又推广到地方的州县学。尤其值得长沙教育史大书一笔的是，王安石的重教思想直接影响到了潭州。还是在实行变法的前几年，王安石就以满腔热情写下了《潭州新学诗并序》。序中说：“治平元年（1064年），天章阁待制兴国（今湖北阳新）吴公治潭州，之明年正月改筑庙学于城东南，越五月告成。”这是有关长沙城兴办官学的最早记载。王安石在诗中还赞扬“潭之士子，古之读书，凡以为己，躬行孝弟，由义而仕，神听汝助”，并告诫长沙士子不要“无实而华，非圣自是”。序中“吴公”指吴中复。吴中复，宇仲庶，仁宗时进士及第，是王安石的好友。他曾任潭州通判，居官廉正。这次兴学是他第二次来潭州任长沙守之时。王安石还作过《送吴仲庶守潭州》的诗。

第四次是崇宁（1102－1106）以后由蔡京发起的兴学运动，主要措施是将三舍法推广至州县，以学校考选代替科举，而成为取士的主要途径。1102年蔡京下令全国兴学，此后学校不断扩充和发展。著名的“潭州三学”即是这次兴学运动的结果。

北宋4次兴学运动大大发展了官学，特别是“三舍法”以升舍的方式代替科举考试，提高了官学的地位，促进了官学的勃兴。北宋末南宋初，由于时局的动荡，各州县官学有过一段衰落历程。到绍兴（1131－1162）末，漕司设辟学官之职，又刺激了州县学的发展。一些名学者先后充任长沙地方官，他们致力于兴学，使长沙学校再次得到发展。如1194年（绍熙五年），朱熹知潭州，“所至兴学校，明教化”。1222年（嘉定十五年），真德秀知潭州，作《潭州劝学文》，要求“自今以始，学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于二先生（朱熹、张）之书，俟其浃洽贯通，然后博求周程（周敦颐、程颐）以来诸论著”。理宗（1225－1264）时，又有汪立信知潭州，任内大“兴学校，习士为变”。1273年（咸淳九年），著名抗元将领文天祥来长沙任湖南提刑使，曾为潭州学宫题写了“整、齐、严、肃”4个大字，以示对长沙教育的重视。1992年长沙有关方面在原明清长沙学宫遗址（今长沙师范附属小学校址）发现了清代嘉庆年间摹刻的“宋文天祥书”、“整、齐”二字碑。

潭州官学的发达使潭州士子通过“进士制科”和“三学造补”走上仕途的人数比唐代大增。清光绪《湖南通志·人物志》按“县以上官吏，学术有所成就，忠孝气节闻名于当世”为标准，收入湘籍进士179人，其中潭州52人，占去近30%。北宋有长沙县举人王世则中进士第一，南宋有宁乡县举人易祓中状元。这些进士中，北宋多于南宋。南宋湖湘学兴起，相当一批知识分子遵循湖湘学“不汲汲于利禄”的宗旨，没有走向科举之路，而通过另一条途径成为了出类拔苹的人物。

这条途径便是南宋潭州教育更具特色的书院中兴之路。潭州书院兴起在北宋，昌盛却在南宋。书院起源于唐代，其时有官立书院（官方藏书、校书、储才之处）和私立书院（私人读书、讲学之所）之分。唐代潭州书院大致有衡山南岳书院、韦宙书院、卢藩书院3所，但多为士大夫隐居读书之处，并非士子肄业之所，基本上还属于唐五代士林学风的一部分。潭州真正的书院是976年（北宋开宝九年）潭州太守朱洞创建的岳麓书院。在北宋官学的冲击之下，岳麓书院虽有过衰微之时，但一直延续了下来。到南宋，学风为之一变，大批理学名家云集潭州。长沙成为东西学者聚会振发学风之重镇，长沙的书院则成为沟通福建、四川两个学术中心的走廊和传递两地学术信息的枢纽。湖湘学风的特点是书院教学体系与理学的有机结合。书院和理学也就成为宋代湖湘文化的两大奇观和最高成就。书院是多功能、制度化的私学机构，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成为与官学平衡发展的主要教育组织，但它在文化创造与传播上的功绩却为官学所不能比。书院与理学互相依存，书院成为传授理学的载体，理学则为书院的授业内容。开启宋代理学与书院一体化的是来潭州的一批理学家和书院教育家。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安国、胡宏父子创办湘潭碧泉书院、衡山文定书院；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张、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讲学于长沙岳麓书院；金华学派的主要代表吕祖谦讲学于醴陵东莱书院；胡宏、张还在宁乡灵峰书院讲过学。还有程颐高足浏阳令杨时创办的文靖书院、朱熹高足钟震创建的湘潭主一书院等等。而这些书院全都集中在潭州境内。南宋号称“东南三贤”的朱熹、张、吕祖谦都到潭州讲学，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蔚然奇观。

谈南宋潭州书院之兴，首先要记述碧泉书院。碧泉书院由福建崇安人胡安国、胡宏创建。南宋初，胡安国避难荆楚，来到位于潭州湘潭县西南的碧泉。碧泉“色如拖蓝，投物于水中皆碧”，胡氏父子深为这里“苍然群木之下，翠绿澄静，藻荇交映”的自然景色所吸引，流连忘返，遂与弟子们在此开荒芟草，植松竹，结庐舍，是为碧泉书堂。胡宏师承父学，修建和扩大学堂，讲学授徒，并更名为碧泉书院。他亲撰《碧泉书院上梁文》，号召同仁与生徒以此为开端，振兴书院。文称：“伏愿上梁以后，远邦朋至，近地风从。袭稷下之纷芳，继吉坛而跄济。”后来胡宏还在衡山创办了文定书院，从游者更盛。胡氏父子以书院为阵地，研究传播心性之学，培养弟子，形成了自己经邦济世的学术风格，开创了湖湘学派。湖湘学派的第三代大师张即是胡宏的弟子。胡宏还培养了彪居正、韩璜、吴翌、孙蒙正、杨大异、赵孟、赵棠等一批造诣颇深的学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碧泉书院实际上成为了湖湘学派的发源地。

如果说碧泉书院是湖湘学派的发源地，那么，张、彪居正等主教过的岳麓书院则是湖湘学派的大本营，是南宋四大书院中最早形成的理学中心。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所指“湖南一派，当时最盛”，说的就是岳麓书院。岳麓书院所揄扬的学风也因之积淀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区域学风。在岳麓书院的带动下，南宋整个湖南的书院发达至极。据有关资料统计，南宋湖南书院的建制数目仅次于江西、浙江，全境有51所，分布在近30个县内。除前述潭州各县的书院外，著名书院还有：成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衡阳石鼓书院，曾为周必大读书之处的安仁玉峰书院，朱熹弟子刘子澄创办的宁远九嶷山书院，朱熹门人吴雄创建的平江阳坪书院，魏了翁创办的靖州鹤山书院等等。总之，湖南书院以岳麓为龙头，以潭州为中心，书院教育遍及各地，争放异彩。

宋代潭州教育之兴的另一个特点是州学与书院很好的结合和衔接，到北宋后期已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教育体制——“潭州三学”。所谓三学，是指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和岳麓书院三位一体，分成3个等级。学生通过考试，以积分高低逐级安排升舍。官办的州学学生考试成绩优良者可升入湘西书院，湘西书院学生考试成绩优良者方可再到岳麓书院深造。可见，“三学”中，岳麓书院为最高学府。这种仿“三舍法”的潭州“三学”形式，其实就是元符（1098－1100）以后潭州推行“三舍法”的结果。《宋史·尹谷传》云：“初，潭士以居学肄业为重。州学生月试积分高等，升湘西岳麓书院生；又积分高等，升岳麓精舍生。潭人号为三学生。兵兴时，三学生聚居州学，犹不废业。”据杨慎初等先生考证，文中“湘西岳麓书院”指湘西书院，为1001年（咸平四年）潭州知州李允则请赐国子监经籍时所建；“岳麓精舍”即指岳麓书院；“州学”建于北宋宝元（1038－1040）之后；“潭州三学”的教育体制则完成于1105年（崇宁四年）。两宋之交，潭州三学毁于兵，南宋理宗时恢复。南宋末期，元兵南侵，位于河西的湘西学院和岳麓书院经常遭元兵骚扰，因此，“三学”学生才聚居城内的州学继续习业，以致有城破时数百“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什九”的悲壮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