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石与火的结晶。它被人类发现和作为工具使用的历史距今已有三千余年。大量的考古资料证实，春秋时期，铁已经在许多地区普遍使用。从那时起，我国社会逐步进入了铁器时代。人们的劳动最终让先进的铁器替代了落后的石器和铸制成本高昂的青铜器。划时代的伟大进步，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大大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我们不能遗忘的是，在这一伟大的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早已被誉为我国著名铁府的上党荫城镇，以其得天独厚的煤铁资源，紧跟时代的节拍，在铁文化历史发展长河的每一个章节中，铸就了一页页宏篇巨著。

上党产铁，古来有之。春秋时，这里属晋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就有：“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范宣子所为刑书”的记载。在荫城荫山脚下春秋时的农具“铁镈”在炼铁遗址中也有实物的残件收集在农户手中。战国时，潞州的实用铁制品已很丰盛，仅在1955年长治分水岭战国墓中，一次就出土铁凿、铁缒、铁镢、铁斧、铁铲等17余件。这证明战国时在长治一带，铁已经可以制造各种生产工具（见1957年第一期《考古学报》）。汉朝，这里的采煤、冶铁已具规模。唐朝时，潞州已用铁铸制钱币，1999年在长治炉坊巷唐朝铸币遗址一次出土铁质“开元通宝”钱146枚。宋朝时，朝廷改潞州为隆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长治西街一王姓居民家中祖传有“大观元年（1107年）隆德左第五界，丁亥年正月一日”等确切文字记年、记地名的“铁书”一通。在《明史·食货志》及《续文献通考》中言：明朝洪武六年（1373年）全国13个铁冶所，潞州荫城即为其中之一。清朝至民国年间，荫城铁货发展到鼎盛时期。据荫城镇桑梓村西庵庙、石炭峪村玉皇庙碑刻记载：清乾隆、嘉庆年间，“荫城铁水奔流全国”。太行山上的这块小盆地再一次以它的繁荣而使全国瞩目，历史记住了一个地名，那就是长治县的荫城镇。

早在汉代，上党设铁官，荫城驻铁商。明清时期，荫城几乎成为铁货的代名词。荫城及其周围的132个村庄家家有铁炉，人人会打铁。炉火刺破夜幕，与星光共辉；锤声惊醒物眠，与鸡鸣互闻。

荫城铁货之所以名闻遐迩，誉满全国，其主要原因是品种全、质量好、善经营。

品种全。据《长治县志》记载，当时荫城铁货多达三千多个品种，其中分为生铁、熟铁货两大类，两大类中又分为钉、锤、绳、锁、铃、锅、勺、壶、铲、笼、鍪、匙、铖、盆、桶、刀、剪、锯、斧、犁、镢、锹、锄等以及各种细杂共几十个种类。每个种类又按大小、轻重式样和用途，具体分为上百个型号，名目繁杂，数不胜数。如钉类，按形状分枣籽钉、鱼眼钉、卯尖钉、水泡钉、荷花钉、车钉、斗钉、犁钉、耙钉、门钉、柜钉、镰钉等，每类钉中又分为大小、轻重规格各不相同的若干种。再如勺类，则按打水、舀汕、烧茶、炒菜、取米面、舀汤等各种不同的用项制作重量、口面、深度、把长、库长等大小不一的铁货品种，使各地用户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任意挑选。

质量高。荫城铁货制艺高超，规格精巧，经久耐用。凡用过荫城铁货的人都知道，这里的铁器比一般铁货的铁质、铁性要好。荫城的铁锅、铁铖等灶具，新货时呈灰色，使用前先用砂石磨光擦净，明火加热，然后食油浸里，草木灰熏外，使用起来里边盛水不生锈，外边遇潮不腐烂，越用越黑亮，美观好看，经久耐用。用这些铁器蒸、煮、炒、煎的饭食不变色，不变味，不损害营养成份。荫城的铁勺、铁匙成形后，表面沾薄铜，即把黄铜热处理后打在铁器表面，薄铜厚铁，浑然一体，看去光亮照人。用其制作的食品，色、味俱佳，烹调效果绝非铝制品可以比拟。荫城的“娃娃绳”，其形如链，每挂百环，重达半斤，十分精制，—度远销西藏，成为藏民所喜爱的装饰品。荫城的水泡钉，入水不生锈，头圆心空，厚薄均匀，永不掉盖。荫城的椽钉，人称“三绝”：上尺绝，长短粗细，分毫不差；上秤绝，几个一斤，数准秤平；上木绝，入木生锈，牢不可拔。用这样的铁钉钉椽，即使椽本身已年长朽烂，铁钉与木衔接处依然紧扣如初，力拆不开。

善经营。这是荫城铁货得以畅销万里的关键。荫城人会打铁货，但是全村几百户，即使家家升火，人人打铁，铁货产量也是极其有限的。那么，小小荫城何以“日进斗金”呢?最重要的是荫城人勤于经营，会作买卖，把这里变成了名扬中外的铁货集散地。在荫城的铁货铺和市场上，本村铁货占的比重并不多，大量的铁器是长治市、晋城市的几百个村庄、千万户农民铁匠的手工业产品。这些产地不论离荫城几十里，还是上百里，也都把产品运来，打上荫城铁货的名牌进行销售，否则就难以出手。正如人们说的“高平铁、凤台炭、离了荫城不能干”。荫城人在吸纳他们的同时，在质量上严格把关，认真负责地维护其名牌声誉，共同营造了一个全国最大的铁货市场。于是，荫城铁货愈见声名鹤起，吸引了八方来客。在铁货买卖的旺季，荫城的铁货行店都有外地庄客常住，全村留人客店、旅馆上百个，村中的大街，今还保留着“馆街”的称呼。街头巷尾、熙熙攘攘、客商云集，镇上的客栈、饭店百余个，一直营业的深夜，那时的荫城就有了不夜城的美誉。当时全村留住的远地外商少则五、六十家二百多人，多则七、八十家三四百人。常驻荫城客商共有九路，分别是：关东客（东北三省），京客（北京、天津），上府客（太原、大同），西府客（陕、甘、宁），口外客（内蒙、新疆），河南客（河南、安徽、湖北），山东客、两广客、西南客（云、贵、川）。这些客商大部分都是来定货的，他们看中的是荫城铁货高品位的质量和上党人宽厚而又诚实的品格。荫城的铁货商根据各路顾主的要求，依图制品，定点进货。对产品质量、规格、标准严格要求，对顾主认真负责，信守合同。质量与信誉的结合，使得荫城铁货遍布全国各地，并出口俄国、日本、朝鲜、不丹、尼泊尔等国家，荫城铁水流向全国、流向海外，年交易额可达一千万两白银。

我们研究荫城铁货，很自然的必然要涉及到潞商。其实，潞商的崛起，也是在明代。经营品种，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潞绸外，很大程度上就是经销铁货了。

元末明初之时，荫城人就在北京城里开办“恒盛毓”，专营铁货。据说东家姓李，是朝中的一位尚书。荫城以李姓居多，《潞安府志》中说：“长治荫城，居民皆姓李，唐韩王之后。”

但这位李尚书究为何人，尚不敢妄定。2003年，我们在荫城采访时，曾遇到一位“恒盛毓”李家的后人，他给我们看了他家长期以来一直密不视人、不知传了多少代的家传珍宝——老祖宗从京城带回家乡的一块木质御匾。木匾上“元礼部尚书”五个雄健的大字显露在我们眼前，岁月剥蚀的木匾上虽朱漆金字多已脱落，但刀刻楷书功力深厚，古朴苍劲，历历在目。木匾周边装饰已残损和朽软，可用料讲究，质地为上等的花梨木，两面雕刻了完全相同的文字内容，整体考究，简洁明快，故从其形制考证，它当时的作用应该是礼部尚书出行时，仆人高举的象征和代表身份的“开道牌匾”。

“恒盛毓”因为有礼部尚书的撑腰，所以他的生意便越做越红火，同时，还把家乡的同行带到了京城，先后在北京城的繁华区涌现出了“裕兴泰”“东和丰”“西和丰”“庆顺永”“万泰隆”等数十家铁货庄，源源不断地将潞州铁货运往北京城，一代代的发扬光大。到了清朝咸丰末年，长治县经坊村的陈家，再次把握好了难得的经商机会，发展成为铁货商人里的龙头老大，在京城开有四处铁货门面，另在天津还开有两处。陈家将赚到的白花花的银两，运回家乡，在经坊村建了陈氏一条街，青石铺路500余米，还建有藏书楼、梳妆楼、闺阁楼房产数百间，在潞州城莲花池捐银数百元，建“琅环福地”藏书楼一座。而且，资本逐渐扩大，民国时，从京师到潞州沿路都有陈家的铁货买卖，陈家后代留学日本的铁货巨商陈慎德从京师到潞州往来根本不用住店，沿路三五里就有一个他家的铁货铺，随时随地都可在自家的铁货铺休息。据说铁货巨商陈慎德的资产经过三四代人的积累达到了上亿两白银。

而在荫城，即使在铁货早已消失的今天，当你漫步在荫城的大街上时，仍然可以看到当年繁荣昌盛的痕迹。山前坡下，一层层紧罗密布的木结构灰砖店铺，林林总总，错落有致，这些古老的明、清建筑都集中在一处叫后圪廊的地方。后圪廊，当地的人们也习惯叫它铁货巷。巷的宽度仅仅3米多点，但蜿蜒曲折四五百米内，店铺门面一个挨一个，绵延不断。它与老东街、馆街、北街相连，四通八达。虽然，后圪廊两旁大大小小的店铺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红火和熙攘，如今已是门窗紧闭，个别处残垣断壁，但座座巍峨、考究的明、清店铺建筑中，透出的是一股股富有神韵，砖是磨过的砖，石是雕过的石，木是有纹饰的木，砖雕、木雕、石雕，每一个建筑对象上都留下的是精雕细刻，鬼斧神工。四梁八柱、里三层外三层的做工，蔚为大观，没有钱是换不来这些建筑精品的。在铁货巷六区32号的大门上方，一块清朝年间的巨型木匾古韵犹存，隽秀苍劲的“瑞盛钉店”四个金字依稀可见。六区19号黑漆的大门上满满的钉了千余枚铁钉，怎能不让外来人稀罕呢，可谓“铁府、铁钉、钉铁门—牢靠”，足见铁府铁资源的富足。六区1号，旧门脸的上方用木料雕琢着“不欺三，滋利生”的经商古训。总之，在这里，只要你细心留意，用心琢磨，铁府处处可见用铁写就的文化。

在与荫城毗邻的南宋村，潞州铁商的居住地。村中一处秦家大院，前后共分8个院落，宅深墙高，古色古韵，院与院之间的一条幽深的长巷，蕴藏着豪商大贾的深宅大院里那一种特有的诡密般的富贵，而中院里的那幢四层高楼，更是显出了一种傲视群雄的霸气。这是明朝时南宋村的秦氏二兄弟在河南漯河经营荫城铁货时置下的家产，如今虽已破败，但就其格局和建筑特色，一点也不逊色于晋中市的乔家大院。只是被发现的晚了些，2004年被定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实际上，在长治县的荫城镇周围，经营铁货的绝不仅仅是上面提到的几家，而应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当时曾有“天下十三省，省省不离潞州人”之说。明清时期，荫城铁货不仅占据了大半个中国市场，而且还流往海外。明《实录》弘治十四年（1502）八月壬申条载，大同十一州县使用的铁器和耕具，皆由商人从潞州贩运而来，隆庆六年（1572）五月乙已条中所说的潞州锅，也是由商人贩运而来买给蒙古族和满族的。《史料旬刊》第28期载有一段“秦公德案”，记述了长治县八义镇商人秦公德在清乾隆二十九年的十年中的商业活动：

该镇居民，多在安徽贸易，秦公德亦素以帮伙营生……二十九年，又领本县冯祥本银，在外贩运米豆……三十六年……又贩运铁货……往江南售买。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明清之际，长治县仅一个镇，在安徽经商者就有多人，长治（潞州）的铁货就是由他们贩运至江南的。

荫城铁货曾火红了数百年，荫城这个名字也曾火红了数百年。

然而，荫城铁货也和潞绸一样，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重税盘剥是封建社会抑制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仅以铁税一种就名目繁多，据《山西冶铁史》载：

炉中见铁曰炉税，铸作成器曰锅、铧、钟、鼎物税……；铁出卖曰铁税，熟铁打刀曰刀税，钉曰钉税，拔铁条者曰方税，曰大车税，曰小车税，曰条税，所在收税。

清雍正时，泽州府、潞安府一带流行一种“落地税”，《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说：

系知府委人收管。细察历来相沿成规，当店每店一年十两二钱，生钱百个税钱一分，熟铁粗者百斤三分，细者六分，麻子每石二分，麻油百斤八分，干粉百斤一钱二分，故衣绸帛每件八厘，布衣四厘，白布每匹税钱三分，麻一斤一文，椽子一根一文，每起一票六文。此其大概也，余有税之物尚多……

更有官吏巧强豪夺，任意勒索。做过长子县令的唐甄这样说：

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如填沟壑，不可满也。……而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以数十年来，富室空虚，中产沦亡，穷民无所赖，妻去其夫，子离其父，常叹其生之不犬马若也。

当然也有其内部的原因，唐甄在其所著的《潜书·富民篇》中如是说：

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于铁冶，业已数世矣。多致四方之贾，椎凿鼓泻担挽，所籍而食之者，常百余人。或诬其主盗，上猎其一，下攘其十，其冶遂废。向而藉而食之者，无所得食，皆流亡于河漳之上。

重税盘剥，巧强豪夺，再加上内部的不团结，荫城铁货的经营日渐艰难。据《山西二轻工业志》记载，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长治荫城的铁货交易由1000万量白银下降至40万两白银。当时有个叫管廷鹗的人在《潞安迈中》这样描写道：

烟煤涂面黑熏甚，荆棘钩衣滥缕多。

铁冶利微强罢业，石田无尽且偏斜。

剧怜生计太萧索，驻马荒山一概歌。

到了民国时期，荫城铁业已是强弩之末。连年不断军阀混战，交通阻隔，运输停滞，铁货积压，生产渐趋萧条。在兵荒马乱的世界里，作为经营荫城铁货的潞商也雄风不再，走出去搞运输铁货的人越来越少。此时，潞州的铁货比明清时的销量和输出量大大下降，荫城一带的铁炉减少200余座，铁货行铺由350家减少到仅有的34家。民国中期，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机制铁货大量进口，抢占市场。洋铁货成本低，物美价廉，而此时潞州铁府的铸造技术仍然停留在落后的手工操作上，这便导致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南北方各大城市对上党的铁货需求量锐减。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了上党各重镇，荫城铁货更是雪上加霜，铁府80%的铁炉停产，销售铁货的店铺纷纷停业关闭，常住荫城的外地客商逃难出走，仅有零星几家店铺，也只是勉强维持生计而已。解放后，在政府的竭力扶持下，虽然也曾一度接近于历史最好水平，但毕竟因为种种条件的制约，再也找不回往日的市场，找不回往日铁货的辉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