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潘涅库克（1873——1960）是荷兰人，有名的天文学家。他因自己的政治活动和参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理论讨论而成为国际著名人物。本世纪初，他同罕·罗兰·霍尔斯特、赫尔曼·哥尔特一起代表荷兰社会民主党左翼，并在1909年由于反对过分强调议会主义，而同哥尔特集团一起被开除出党。此后，他同哥尔特创立了新的左翼政党，这个党在1918年以后发展由威·拉维斯泰因、戴·怀恩科普和塞东领导的共产党。

安东尼·潘涅库克的时期，是作为政论家在德国社会民主义运动中活动，并担任柏林党校的教师。当时发表的关于伦理学和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的国家、关于工人斗争、关于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等著作，是他在工人协会中的讲稿在《莱比锡人民报》上的发表的文章（如《工人斗争》一文），主要是通俗性的小册子。从这些著作中可以得出结论，潘涅库克当时赞同前面提到过的狄慈根主义者集团的主张，并出版了狄慈根的某些著作，但是另一方面，他对政治斗争问题及其理论概括具有非常开阔的思想和实际感受。

在这些文章中，他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拥护当时在考茨基的著作中最明确地反映出来的路线。他把爱尔福特纲领的第二步著作看作是考茨基对资本主义时期提出的要求，但它们“同时也开辟了社会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进一步和平发展的道路”。

但是他对资产阶级国家不抱任何幻想，而认为必须把他摧毁，这使得他在当时就已经同卡尔·考茨基和其他中派分子（更不用说同修正主义）明确地划清了界限。正因为如此，不久以后他同卡尔.考茨基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在上面提到的《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他已经指出，现代国家决不是人民团体的代表，而是有产阶级的代表。社会民主党非常愿意通过和平的道路来改造社会，但这是幻想。有产阶级绝不会放弃自己的地位和政权，因此暴力革命是必要的。

在关于工人运动中的策略分歧的文章中，他更详尽和更深刻地论述了自己的观点。这是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最巧妙和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著作之一。潘涅库克在开头论述了阶级斗争的目的和无产阶级的力量，辩证地概括了改良（即进化）和革命的问题。他认为，这只是统一的辩证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无产阶级不能发誓只偏重一个方面，而应当注重整个过程；这种观点是使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区别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要点。

正因为如此，“无政府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工人运动中的两大资产阶级派别。它们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同无产阶级的观点揉合在一起”。潘涅库克继续说，可以更正确地把他们称作小资产阶级的派别。因为，大资产阶级对现状感到满意，与此相反，小资产阶级则始终是一个对现状表示反抗的不满的阶级。因此，“无政府主义是变得日益野化的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而修正主义是变得日益驯化的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

关于议会斗争，潘涅库克更加尖锐地强调指出，它对于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发展是有益的，但是打算通过议会制掌握政权，那是空想。“议会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正常形式”，[7]资产阶级始终竭尽全力用各种选举法或甚至限制选举权来使无产阶级无法取得胜利。“可见，这就表明，统治阶级拥有足够的手段，把以普选权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制变成民主的幌子。通过选票可以掌握政权的观念已经变得如此荒诞无稽，以致工人只有在资产阶级允许他们掌握政权的时候才能执政”。

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组织。但是直接管理国家的人不仅利用国家为统治阶级谋利益，而且也为自己谋利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国家政权在一定限度内完成了资主的政权，那时看来好像是独立的。官僚成了具有自己利益的独立阶级，甚至企图违反资产阶级的利益来贯彻自己的利益。”但是官僚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这么做，因为他们在根本上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可见官僚也是一个剥削制度，因此他们的利益与无产阶级的利益完全对立。

潘涅库克在上述这本书中对一系列其他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有关工会的争论中，以及在谈到当时德国工会执行的彻底改良主义的政策时，潘涅库克首先断定，这些工会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们的首要任务是为改善生活条件和尽量限制剥削而斗争。它们的这一任务仍然处在“资本主义的范围之内，而没有越出资本主义的界限”。

但是这只是工会存在的一个方面。资产阶级社会的不断发展也使得工会不再成为保守的机构，并放弃中立性，同政党发生最紧密的联系，在工人阶级总的斗争范围内争取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它们终于成了“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重要因素。“这样做并不是要在上述目的和任务之外提出其他新的目的和任务，而仅仅是为了使自己的特殊任务和改善劳动条件而斗争能够更好地完成。并不是自觉提出的目的或纲领，而是现实本身，使它们变成了革命的机关。这又一次表明，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同日常的斗争有着多么紧密地联系，并且是怎样从这一斗争中产生出来的。”

当时潘涅库克已经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并同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弗兰茨·梅林以及自己的同胞赫·哥尔特、罕·罗兰—霍尔斯特一起得出结论，工人阶级的斗争已进入革命的阶段，因此群众罢工的问题应当用与过去不同的另一种方式提出来。他认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第三阶段已经到来，它的特点是，过去积累下来的强大的力量和高涨的热情将转变为夺取政权的斗争。“在这场最后的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斗争的各个方面，虽然在议会制时期各个独立的、相互对立的、现在都联合成统一的整体了。群众性罢工，在议会制时期是日常的策略手段，是‘革命的演习’，是不现实的轻率行动，而现在成了强大的现实了。”

如果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开始进行政治活动，那么群众性罢工是强迫统治阶级接受工人阶级意志的唯一的适当的手段。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之间目标的对立在这里已经消除了。工人阶级这时应当统一地提出一定的政治目的。这就是说，与自己的工会统一行动。工人应当“运用工会武器和罢工，作为反对国家政权的群众性运动，以达到政治目的。在群众性罢工中，无产阶级斗争的两个方式结合在一起了；在这里，政治考虑和工会纪律现象就像是一个统一的战士的善于思考的头脑和强壮有力的双手。”

潘涅库克对中间阶级、中间阶层连同知识分子的分析是非常合乎实际的，他指出了他们的地位和心理，以及对待这些阶层的社会主义策略,在该书最后，他简短地分析了意识形态问题，认为它是在思想上反映一个阶级的生活关系和生活目标的各种观念、观点和目的的体系，并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是当代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由于社会主义意味着反资本主义，因此完全可以理解，这一思想也将被资本所统治和奴役的世界其他地区所接受。因此“社会主义主张一切民族的自决权，而反对任何压迫、奴役和专制主义。由此产生了被压迫民族对社会主义的强烈同情。”

完全可以理解，潘涅库克由于具有这样的观点，很快就不仅同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派别发生冲突，而且同中派、首先是同日益倒向修正主义政策的考茨基发生冲突。大战爆发以前，他同考茨基在群众性罢工、议会制和对待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等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大战期间，潘涅库克在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会议上支持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的活动；贯彻执行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向帝国主义宣布国内战争。他同罗兰—霍尔斯特一起在大战期间出版了《先驱》杂志，刊登欧洲左派社会党人的许多文章和评论。

与列宁意见相左

战后，潘涅库克作为德国共产党左翼的领导人之一，在共产党参加选举和工会的问题上不同意列宁的意见,他当时的观点详尽地表述在一篇论述世界革命的发展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的文章中，该文刊登在1920年共产国际的《共产主义》杂志上。潘涅库克继续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认为经济崩溃是对革命的最大的影响，而当时欧洲一切比较发达的国家都处于这种经济崩溃之中。这就要求明确地划清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界限，不容许把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方法变成第三国际的策略，而这种做法，在他看来，已经开始露出苗头。尽管议会活动和工会活动是第二国际时期必要的和合乎规律的斗争形式。但是在无产阶级的斗争进入革命阶段的时刻形势发生了变化。现在，“议会制的必然趋势是阻碍群众自己进行革命所必需的积极性”。议会制加强领袖对群众的权势，因而起了反革命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也毁了领袖。群众的觉醒和他们的积极开展活动时分阶段前进的。“在这条独立和自我解放道路上的一个阶段就是废弃议会制。”无产阶级的群众性行动，直到群众性罢工和国内战争，构成了共产党人的策略基础。只有群众性运动才能摧毁帝国主义。但是，正如“议会制代表了领袖对工人群众的精神实力，同样，工会运动决定了领袖对工人群众的物质实力”如果说工会运动在第一阶段是无产阶级的自然的组织，但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部分，那么在革命的时代，工会就会与无产阶级对立。潘涅库克在这篇文章中也提出了应当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论点，并得出结论说，革命的最重要的内容是让“群众自己经管自己的事——管理社会和生产，因此这是任何不让群众进行统治和管理的组织形式都是反革命的和有害的：所以它应当由另一种能够让工人自己积极活动和决定一切的革命形式所代替”。

潘涅库克认为，这种形式就是俄国革命创造的苏维埃制度。潘涅库克由于自己的这些激进的左翼观点，而同哥尔特一起，成了德国共产党左翼反对派的理论领袖。1919年10月德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因左翼反对派的这种倾向而把北部、西北部、下萨克森、柏林和德累斯顿的整个党组织开除出党。被开除的足以在1920年4月成立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潘涅库克是新党在理论上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同时也是荷兰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原先提出的观点成了新左翼活动的基础：反对议会制，反工会活动，按工人委员会的组织原则组织无产阶级，从各个工厂组织、经过它们的代表、到州的组织和全国组织。虽然新党当时被第三国际接纳为“有发言权的同情者成员”，但是党的领导却日益脱离列宁对欧洲革命今后进程的观点，这一点我们在后面探的共产主义左翼的一章中还将谈到。

批判斯大林

但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内部也很快发生了分裂，而潘涅库克当时已有五十岁了，也日益回过头去从事自己在天文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1925年他成了阿姆斯特丹皇家科学院的院士，而在1932年就任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正式教授。他虽然在天文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科学成就，但并没有与自己过去的政治生涯割断联系，直到他漫长一生的晚期，仍然坚信自己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特别是关于工人委员会的观点（他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质）。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他必然会以十分严峻的批评态度来评价当时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社会主义的退化，他是对这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第一批重要的批判者之一。对这种制度知道今天仍然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看法。

在这个他所写的比较重要的著作中，首先应当提到《作为哲学家的列宁》一书。在谈到列宁的哲学观点和他对经验批判主义的批判时，潘涅库克职责列宁把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没有想过的东西（比如否定客观现实、唯我轮）强加在他们头上，以便易于开展他们的批判。总的说来，在谈到列宁的哲学观点时，潘涅库克清楚地看到，当时列宁实际上是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来考察许多哲学问题，因此列宁是“借助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观点”[24]来驳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

潘涅库克在对斯大林主义这种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进行有根据的尖锐批判时，有时对列宁也采取了不正确的、不客气的、而且是矛盾的态度。例如，他在书的一开头肯定，从1917年俄国革命来看，“列宁和他的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马克思主义最好的和最成功的代表者”，可是他在同一段中却要列宁对后来俄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负责，他甚至指责《国家与革命》，可是打击知道，列宁在这本书中最激进和最彻底地坚持了工人委员会和国家消亡的原则。在另一个地方，潘涅库克也同他前面的说法陷入了矛盾，因为他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神话”。

解析苏联

潘涅库克和另外几个马克思主义左翼理论家的一项伟大的、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功绩，就是他们最先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撇开意识形态的盲目性，对苏联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所发生和出现的事件作出回答。正如我们已经强调过的，潘涅库克由于彻底坚持委员会的思想，因而能比当时大部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更明确和更深刻地看出，在斯大林主义时期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伟大的根本思想，倒是建立了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潘涅库克认为，在这种制度下，无产阶级受到官僚的统治，官僚是新的统治和剥削阶级。“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资本主义（那里称作国家社会主义，或甚至称作共产主义）；生产机构在共产党领导人的指引下由国家官僚组成。这种国家官僚作为新的统治阶级，直接支配产品，从而也支配剩余价值，而工人阶级则象打短工那样受到剥削。”

潘涅库克认为，第三国际的全部策略由于是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制定的，因而对欧洲是不正确的。他和其他的左翼同志一起抛弃了关于新的布尔什维克类型的革命应当由特殊的党和领袖来领导驯服的群众的论点。尽管列宁从来没有同欧洲共产党人提出过革命方案，而且正好在批评当时的“共产主义左派”（潘涅库克就属于这个“左派”）的文章中明确地强调在探索各国的道路时必须尽量采取辩证的态度，可是潘涅库克却把斯大林以及后来第三国际领导在这些问题上的实际所作所为强加在列宁的头上，硬说列宁主张欧洲发达的国家也采用同样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因为他所了解的资本主义“只是殖民地的资本主义，他所了解的社会革命只是推翻大地主和沙皇的专制政体”，——这种说法至少是十分幼稚的。但是潘涅库克的批评却正好打中了斯大林和它的才能平庸的官僚，他们假借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玩弄具有深远历史后果的骗局。潘涅库克根据他过去的观点，认为进行欧洲革命应当由工人阶级来“掌握生产，掌握自己的生活来源和自己的劳动过程。这是真正废除资本主义。如果工人阶级无知地和满怀信心地跟随一个作为深谋远虑的领导者的党的指引，那么单靠这样的工人阶级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如果工人阶级本身、整个阶级、每一个个人都从自己的观察中知道应该做什么，从而懂得和看到斗争的条件、关系和手段，那么他们就能达到目的。工人阶级、每一个个人应当自己行动，自己决定；为此应当自己思考，自己领会。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自下而上地建立起一个真正的阶级组织，以委员会为形式的组织。”

推崇列宁主义

最后在谈到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潘涅库克认为它是“对党的历史的非常精彩的评述”，它为俄国哲学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模式。在革命以后，那里把“列宁主义”推崇为国家的官方哲学，而在潘涅库克看来，列宁主义其实就是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学说的结合。“这种唯物主义哲学，对于新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众（他们满怀激情把自然科学和技术看作他们所管理的生产基础）连同还信仰宗教的原先的农民（他们是唯一的反抗力量），是一种真正地道的学说。新的俄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辽阔的王国的新统治阶级，看到了自己面前的广阔的前景。”

直到晚年，潘涅库克依然坚持自己的这些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写了一本关于工人委员会的书，把苏联的发展看作是革命向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蜕变。他认为这一过程早在1918——1919年就开始了，因为当时工厂中工厂的厂长的管理取代了工人的管理。可是后来，当国家资本主义牢牢地扎根，技术上，政治上的领导人发展成强大的官僚，变成新阶级和整个生产机构的主人的时候，对立就更加强大了。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国工人，就像一百年前的欧洲那样，在微薄的工资、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重轭下呻吟。“此外，他们没有任何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没有自己的报刊，从而没有任何通过反对新主人的斗争以冲破现状的可能。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对于工人来说，意味着西欧的老资本主义更加沉重的奴役。”

潘涅库克以自己的理论活动和政治活动超出了第二国际的水平。他没有接受（特别是在稍后时期）把第三国际的原则，而是以自己的反对任何议会制、反对工会、反对把党变成当代环境下的领导力量的激进的左翼观点，在革命的策略方面，与自己的同志一起构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少数派，他们必然脱离政治斗争的主流而处于孤立状态。但是，潘涅库克关于工人委员会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和实质的观点，也使他超出了第三国际后期的水平，而成为历史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参与当代斗争和代表当代愿望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