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冬子是1974年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角色。故事讲述了年仅十岁的潘冬子一心想参加红军的故事：冬子的爸爸是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他的妈妈被敌人残酷地杀害，冬子发誓要为妈妈报仇。

该片的导演为李俊、李昂，祝新运扮演的潘冬子和刘江扮演的胡汉三都格外精彩，堪称中国电影中的经典人物，祝新运也因此成为名噪一时的童星。不仅如此，《闪闪的红星》的电影插曲、经典台词也魅力长存，经常出现在文艺舞台上。小交通员潘冬子。

1934年秋，主力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参加了主力红军的父亲出发前给冬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冬子把它当作宝贝似的收藏了起来。

红军一走，大土豪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又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冬子的母亲，走东村奔西庄地传达着党的精神。在一次行动中，冬子妈被胡汉三的“靖卫团”围困在燃烧着熊熊烈火的草屋内……母亲的从容就义，使小冬子突然长大了许多，他怀揣爸爸留下的红星，承担起了游击队交通员工作。他为山上游击队筹盐，巧妙地躲过了“靖卫团”的搜查。冬子还机灵地做了米店的伙计，搞到了确切的情报，破坏了胡汉三的搜山计划。冬子在沉着自如地对付了胡汉三的多次试探和盘问后，抓住良机，砍死了胡汉三。

1938年，江南游击队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冬子和父亲又见面了。他带上那颗保存了多年的红星，成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急风暴雨的1931年，潘冬子的家乡——柳溪镇暂时还处在大土豪胡汉三的统治下。潘冬子挑柴经过胡汉三家门前被正准备仓惶逃命的胡汉三拦住盘问，逼他说出他父亲潘行义的下落，并丧心病狂地把潘冬子吊打拷问。这时，红军在潘行义的引导下，打进了柳溪，解救了潘冬子。柳溪建立了红色政权，潘冬子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潘行义在对敌作战中负伤，他在手术中主动将麻药让给阶级兄弟，使潘冬子深受教育。

1934年秋，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潘行义随部队转移。临行前，他给潘冬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潘冬子和母亲暂时离开柳溪，转入了深山老林。在当地领导游击队和革命群众进行斗争的红军干部吴修竹，向他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增强了潘冬子和母亲坚持斗争的勇气和力量。为了掩护乡亲们撤退，潘冬子的母亲壮烈牺牲，潘冬子看到母亲的死，变得更加坚强。在闪闪的红星照耀下，潘冬子积极参加对敌斗争，他在战斗中破坏了吊桥，切断了敌靖卫团的后路，使敌人缴枪投降；他巧妙地把盐化成水，躲过敌人的搜查，送给游击队；他和椿伢子把情报送给游击队，把敌人的运粮船弄沉了，破坏了敌人的搜山计划；他沉着机智地应付了胡汉三多次狡猾的试探和盘问，最终满怀仇恨地砍死了胡汉三，有力地配合了游击队攻打姚湾镇的军事行动。战斗迎来了胜利。

1938年，在江南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上级派潘行义来接吴修竹领导的游击队下山。潘冬子和父亲终于见面了。潘冬子戴上那颗闪闪的红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红军战士，加入了红军的行列，踏上了新的征途。

曾经风靡上世纪70年代的电影《闪闪的红星》将被改编为电视剧。该片的制片方霞光国际文化公司已 经从原作者李心田处购得原作小说的电视剧改编权，并将投资800万元将其改编并拍摄成20集电视连续剧。该剧的剧本、演员、歌曲将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制片方表示，这个电视剧将融入现代精神去讲述这个故事，保证艺术水准令各层面观众都能接受，而且还要突破儿童电影造成的心理定式。据介绍，这部电视剧中男主角潘冬子和椿伢子在全国范围内的挑选工作也将拉开序幕。该剧的导演、当年“潘冬子”的扮演者祝新运说，“当年电影《闪闪的红星》并没能把原著小说的情节全部再现，改编成电视剧还是有潜力可挖的。但已经过去30年了，把老的经典拿出来再拍也将是一个挑战。我认为改编后的剧本，不但要唤起老观众的回忆，还要做到激励现代的年轻人。”祝新运表示，新“潘冬子”要看新剧本赋予人物什么样的性格。“潘冬子”的形象应重新塑造，不能原样照搬。他会尽所能为《闪闪的红星》的改编多做一些事情。当年的《闪闪的红星》实在是太经典了，不光“潘冬子”、让人终生不忘，甚至就连“胡汉三”这样的大反派也都是深入人心。新剧的人物塑造能否达到当年的水准，让人持怀疑态度。新剧购买了原著小说，应该在故事上更加完整；同时，新时期的现代精神也将让该剧与时俱进。当年演“潘冬子”，现在导“潘冬子”，新剧的导演祝新运是该剧的最大卖点。该片1974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1931年，红军从土豪胡汉三的皮鞭下解救了刚满七岁的潘冬子，解放了他的家乡柳溪，冬子的父亲也参加了红军。1934年，主力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临走时，父亲给冬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红军一走，柳溪又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冬子的母亲为掩护群众转移壮烈牺牲。冬子化悲痛为力量，在党和革命前辈的抚育下逐渐成长。1938年，冬子的父亲前来迎接准备开赴抗日前线的游击队员，冬子带上那颗保存多年的红星加入了红军。经典组合，导演：李俊、李昂主演：祝新运、刘继忠、刘江经典旋律该片的插曲《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深入人心。经典时刻1、潘冬子手捧红星。2、潘冬子刀劈胡汉三。经典台词1、潘冬子：“红军战士，潘冬子！”2、胡汉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祝新运曾是家喻户晓的著名童星，尽管他已年近半百，但“潘冬子”的模样仍然依稀可辨。祝新运现为八一电影制片厂故事片部主任。 30多年来，他始终兢兢业业地工作在八一厂，从事他所热爱的电影事业。祝新运说：“我经常在八一厂的菜棚子里种菜，很多人把演员这个行当看得很神秘，其实，演员也是普通人。 ”

凡是采访祝新运的记者，总会提到《闪闪的红星》他是如何被选为“潘冬子”的。拍摄《闪闪的红星》有哪些幕后故事呢？祝新运深情地回忆起往昔岁月。197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开始筹拍《闪闪的红星》。导演李俊安排副导演师伟负责挑选和指导小演员，由于剧本已经把“潘冬子”定位为小英雄，全片几乎所有情节都要围绕“潘冬子”展开，找到能胜任“潘冬子”的小演员很不容易。师伟在北京市内的一些小学看了100多个孩子，但是一无所获。正巧当时赶上“五一”国际劳动节文艺汇演，电视台录制了祝新运所在学校排演的文艺节目，播出时，《闪闪的红星》摄制组一眼看中了祝新运，感觉这个孩子从形象到气质都非常符合“潘冬子”的形象，总导演李俊当即拍板，就是他了！

不过，祝新运当时毕竟还是一个孩子，进入拍摄现场后，祝新运总是无法入戏。在拍冬子妈被还乡团烧死在草房中的重头戏时，要求潘冬子望着熊熊烈火，流着泪，阻止试图冲进去救自己妈妈的乡亲。师伟给祝新运说戏，说到伤心处，不禁哽咽起来，没想到祝新运却觉得好玩，一下子笑出声来，导演李俊严肃地批评了他。自那以后，祝新运再也不敢走神了。

祝新运告诉记者，他演《闪闪的红星》得到的“报酬”是一本影集，上面写着：“祝新运同志留念/八一电影制片厂《闪闪的红星》摄制组赠/ 1975年9月11日”。他一直珍藏着这本影集。

祝新运在《闪闪的红星》中，出色地刻画了潘冬子机智勇敢的性格特征，成功地表现了一个山娃子成长为一名红军战士的经历，他也因该片一举成名。影片拍完后，他就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成为团里最小的演员。他相继参加了《萨里玛珂》、《赣水苍茫》、《十天》等影片的拍摄，饰演了一个个真诚朴实、活泼可爱的少年形象。

谈到当年受欢迎的程度，祝新运笑着说，自己的粉丝比周杰伦还多。 《闪闪的红星》上映两年后，祝新运去宁夏拍戏。在宁夏火车站的站台上，“潘冬子”被乘客认了出来。送站的、接站的以及火车上的乘客，全跑到站台上，把他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起来，就为了看看他们喜爱的小“潘冬子”。祝新运说：“我记得，那列火车为此晚点四个小时。 ”

祝新运告诉记者，就在几年前，八一电影制片厂和深圳某动漫公司还推出了动画版的《闪闪的红星》。

《闪闪的红星》等电影都被与即将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原创剧本匮乏、想像力极端缺失的状态下，翻拍现成的电影成为既简单又省事的捷径。拿一些经典老片开刀，重新包装、演绎已经深入人心的形象，讲述距今遥远的故事，对于创作者来说，是需要勇气和费很大力气的，而且可能是费力不讨好；对于观众来说，起码我是不抱太高的期望，并不是对重拍剧没有信心，而是绝对不以对比的眼光来看，因为没有可比性，不如把所谓翻拍当做第一次见面，觉得好看最好，觉得不好看也不至于太痛苦。还有那些看惯偶像剧的年轻观众对那种艰苦环境下的斗智斗勇的故事有多大兴趣？曾经让我们念念不忘的情节与津津乐道的对白，又能让他们产生多少共鸣？翻拍老片子是讨巧的，只是安吉斯的小嘎子、张莹的罗金宝、祝新运的潘冬子是没法超越的，这是没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新剧不会太假，或者不至于惨不忍睹。

很多人并不知道“潘冬子”的原型是谁，更不会想到他竟然是少林寺走出来的传奇将军许世友的长子许光。

2013年1月6日，许光——这个在全国家喻户晓并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潘冬子”，因病走完了他84岁的传奇人生。

许光生前，没有多少人了解他，因为他从来没有以红星“潘冬子”自居，从来没有用父亲许世友将军的光环炫耀自己。他只是鄂豫皖革命老区河南省新县一名普通的基层干部。

他像泥土一样朴实，像大山一样沉寂。

他像一颗无名的大树深深扎根在人民中间。

许光逝世后，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在大别山革命老区走访了许光生前的逾百位领导、战友、同事及亲属，他们向我们讲述了许光一串串令人感动、感慨、感悟、感奋的故事，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认识了“潘冬子”。“潘冬子”一生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一部电影，而是令人无尽思考的一部无字大书。

一、“潘冬子”是传奇将军的传奇儿子

许世友是出了名的传奇将军。许光虽然没有父亲惊天动地的传奇经历，但他的人生中也有不少传奇。

许光出生在一个风雨如磐的年代。

1929年，鄂豫皖红色革命根据地。在《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声中，红军将领许世友与结发妻子朱锡明的第三个儿子降生了，这也成为他们所生育的三个儿子中唯一存活下来的小生灵。

许世友给这个儿子取名黑伢。历史仅仅给了来到世上的黑伢两年苏区相对安生时光。在黑伢两岁多时，鄂豫皖根据地失守。父亲许世友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川陕，从此与家人失去联系。年幼的黑伢便和奶奶、母亲、姑姑一起留守在大别山革命老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曾经对红军的亲属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追杀，许光的母亲被逼迫改嫁。年幼的许光由奶奶、姑姑带着留守在大别山革命老区坚持对敌斗争，7岁的时候就参加儿童团，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有一次，敌人在扫荡鄂豫皖根据地时，下令放火烧山，奶奶和姑姑在烟熏火烤中带着许光在山洞中躲了三天三夜，终于保全了他的生命。经过与反对派无数次九死一生的残酷斗争，许光在解放后大别山老区仅存的5万人中，作为幸存者之一有幸活了下来。

当年，因为许世友离开家17年没法和家人取得联系，许世友的母亲还以为儿子早已牺牲在战场上，而许世友也以为家里人已被国民党杀害了。直到1948年春，一封许世友寻找亲人的家书在大别山传了很久，才辗转到许世友母亲的手中。老人家得知许世友不但没有死还在山东军区担任司令员的消息后，便带着孙子许光找到与许世友一块参加革命、在湖北省军区担任司令员的王树声，要求帮助找到许世友。在王司令员家中住了大半年，王树声派人将许光送到了山东，许光与父亲许世友才得以团聚。父子重逢后，许世友清楚记得许光的小名叫黑伢，还问了许多家里的情况。许世友问儿子今后打算干什么？许光毫不犹豫地说：“我想当兵，像父亲一样报效国家！”

许将军告诉儿子，他准备送许光去读书，并叮嘱他要趁着年轻多学习文化知识，将来的新中国需要有知识的年轻人去保卫和建设。随后，许光被送往山东军区文化速成中学学习。也就是这个时候，许光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被他的班主任老师李心田了解后，以他为潘冬子的主要原型写出了红色著作《闪闪的红星》。后来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闪闪的红星》，风靡全国，持续影响了几代人。

从文化速成中心毕业后，许光又相继在华东军政大学、第一海军学校和大连海军舰艇学院等院校学习，成为建国后我军第一批拥有本科学历的海军军官。在校期间，许光从不向战友炫耀自己的家庭和身份，常常用比别人更加刻苦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毕业分配到北海舰队后，他在一线部队刻苦摔打磨砺，逐步成长为共和国首批北海舰队一名优秀的舰艇长，先后6次立功受奖并圆满完成了海防巡逻、重大演习等战备训练任务，为捍卫祖国海疆安全做出了贡献。

正当许光在军队的事业一帆风顺，前途一片光明时，1965年，许世友突然决定让自己的儿子离开海军回到家乡，从繁华的海滨城市青岛调回到大别山深处的新县人武部，由一名海军作战指挥员改任县人武部参谋，从此再没有离开家乡。

许世友是从一个少林寺的武僧走上革命道路的“传奇将军”。而许光从一个在根据地坚持革命斗争的“红小鬼”成为共和国的海军军官，然后又返回家乡再没有离开，在大别山革命老区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传奇。

二、“潘冬子”像父亲一样大忠大孝

中华民族流淌着忠孝的血脉。许世友将军堪称大忠大孝，为党和人民出生入死、报效国家谓之大忠，心系百姓、热爱人民谓之大孝。忠孝二字将许光与父亲许世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作为大孝子，许世友对母亲的孝敬是出了名的。最有说服力的两个例子是：许世友在撤离苏区时，冒着生死夜里潜回家中与老母告别，被闻讯而来的敌人包围。许母凛然大义，督促儿子不要管他，赶快离开。许世友含泪别母，施展飞檐走壁轻功，从两堵墙的狭小夹缝中一跃而出，消失在茫茫山林之中。再一个例子是。许世友离开家乡28年后第一次回乡探亲，曾跪在地上抱住母亲的双腿哭着说：“娘啊，我生前不能为您尽孝，死后一定要埋在您的身边，为您守坟！”当时在场的乡亲们和身边随行人员都被这一幕感动得潸然泪下！

解放后，为了不让年事已高，又过不惯城里生活的母亲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许世友重任在肩、军务繁忙，不能回乡侍奉，经过慎重的思考后，他决定让儿子许光代其尽孝，遂将其调回新县家乡工作。

对于许光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选择：在海军13年，留在部队前程是锦，回家乡工作，意味着选择不一样的人生。但为了父亲全身心投入国防事业，为党和国家做出更大贡献，许光以大局为重，毅然服从父亲的决定：替父尽孝，解除父亲的后顾之忧。

回家那天，许世友将军摆了一桌菜，叫上家里的工作人员，给许光送行。许世友那天含着泪对许光说：“大安，你是我的好儿子！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我不能回家尽孝，只能由你代我回乡好好服侍你奶奶了。”(许光原名许大安，后许世友将军将其改为许光)。很多年后，电视剧《上将许世友》有一集还专门反映了这件事。

调回新县后，许光唯一的业余生活就是陪在奶奶身边，精心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给父亲写信汇报奶奶的身体状况、给奶奶读将军的回信……半年多后老人临终时，许世友将军正在东南沿海视察海防、指挥备战，没有时间回老家，又是许光替父亲给奶奶送终。许光替父行孝，做出了个人的重大牺牲，不仅发扬了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更是一种深层次上的爱党爱国，体现了对国家和军队的一种深深热爱与无私付出，是更高层次的忠诚，是一种顾全大局的博大情怀

许光替父尽孝完成后，作为南京军区司令员的父亲，许世友完全可以让儿子再回到作战部队，这也不算违反规定。当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肖永银将军也提出让许光再回到部队。可是许家父子俩都没有这样做。他们与家乡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对父老乡亲有着更多的情和爱。作为许光，他还要完成父亲的另一个重托。

1979年和1980年，许世友将军先后两次以绝密件给长子许光写了亲笔信，立下土葬遗嘱。1979年10月22日信中说：“邮去现金五十元整。这五十元钱是为我准备后事用的。用这笔钱给我买一口棺材，我死后不火化，要埋到家乡去，埋到父母身边。活着精忠报国，死了要孝敬父母”。并让秘书告诉许光：“要本着节约的精神，不要花钱太多”。1980年11月16日许世友又给许光邮去二百元钱做棺材，并在信中叮嘱：“棺材不要做得太好，比一般老百姓做的棺材要差一些才行，防止人家提意见。做的太好了，老百姓看到会讲话的。”许世友将军病重期间，又亲口告诉许光：“当兵三年无孝子。我当了一辈子兵，生前没有尽孝道，死后想埋在父母身边尽一份孝心，不知是不是能如愿？”许世友将军逝世后，许光不负父亲重托，及时通过组织向中央和军委汇报许世友将军回故乡安葬事宜，做了大量工作。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许世友将军还乡土葬，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许世友将军魂归故里，葬在母亲坟墓旁边，实现了“活着精忠报国，死了要孝敬父母”的心愿，得以含笑于九泉。

阅读许世友的回忆录，观察许光的一生，我们发现，他们父子都有一颗赤子之心，都始终把精忠报国放在第一位，同时又不忘为亲人尽孝。许光替父尽孝说到底也是为了父亲更好的精忠报国；终生不离故土，既是要完成父亲死后葬在母亲身边的遗愿，为父亲尽孝，更是要报答父老乡亲。他们的“孝”，是对包括父母在内的革命老区千千万万人民的孝。他们在孝敬人民、报答人民方面，更加赤胆忠诚，更加尽心尽力。

许世友的家乡河南省新县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发源地，鄂豫皖苏区苏维埃政权首府所在地，革命低潮时期坚持大别山红旗不倒的中心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落脚地。新县先后走出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主力红军，为了革命牺牲了无数先烈，当时不足10万人的新县，先后献出了5.5万优秀儿女的宝贵生命。作为幸存的红军将领，许世友对乡亲们为革命付出的巨大牺牲刻骨铭心。他曾多次对部下讲到要珍惜革命成果，要发扬光荣传统，要报答人民的恩情。

为了解决老区人民的电力、交通、水利问题，许世友曾给河南省委领导写过信，也曾给国家有关部门反映过情况。但是许世友身居要位，担负重任，不能回乡直接报答父老乡亲，就把儿子许光送回家乡，既是让他替父行孝——照顾年迈的老人，更是为老区人民“尽孝”，许世友可以通过儿子了解更多真实情况，更好地为老区人民服务。

同样，在血与火的斗争环境中长大的许光，对老区人民充满感情、对他亲眼看到牺牲的无数先烈充满怀念。回乡服务老区人民、服务成千上万烈士们的家庭，也是他自己的意愿。有这样的思想基础，许光对父亲的决定十分赞成，对回乡行孝毫无怨言，对扎根老区坚定不移。

许光在圆满完成本职工作、精心照料奶奶的同时，把对亲人的孝爱转化了对老区人民大孝大爱，无微不至地关爱地方上生活困难的老红军，累计从个人工资中挤出近10万元关心资助红军后代130多人次，先后为9名老红军遗霜养老送终。用许光自己的话说：“父亲让我回来，不仅仅是要让我对奶奶尽好孝道，更要对曾经饱受苦难的老区人民尽好孝道！”

许光回到家乡后，从没为自己遇到的困难或者儿女亲戚的任何事情求过身居要职的父亲，但为了家乡的修路、水利、教育等事情，多次不厌其烦地给父亲写信，许世友也从来不认为儿子“多事”，每次都很认真对待。如果父子间没有这样的约定和默契，谨慎的许光敢这样做么，正直的许世友能让他这样做么。

看看许光回到家乡的种种“行孝”之举，我们会更加理解和敬佩这对传奇父子为人民奉献的大爱，付出的真情。

原新县常务副县长韩文定介绍说，许光为家乡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特别是他为解决县里的“通话”和“通电”等难题，曾四处奔波，多次到地区、省里反映情况，为全县基础设施建设立下了大功。

1969年春，许光负责筹建新县千斤乡159微波站，当时山上没有道路可走，所有机械设备全靠肩挑背扛，就连几顿重的水泥杆也是靠人一步一步搬到山顶。许光不顾环境恶劣和条件艰苦，带领工人连续施工300多天，最终改变了古老的通话模式。一些新县老百姓在接受采访时说，上个世纪70年代初，新县的经济建设十分落后，基本上是“一个灯泡亮全城、一个喇叭响全城、一根烟功夫逛全城”，要不是许光当年带领民兵架设了3.5万伏的高压线路，县城还不知道落后成什么样子！

1982年，许光任新县人武部副部长即将达到副团职军官最高服役年限时，河南省军区准备提升许光为信阳军分区领导，但是许光主动提出愿意转业到地方工作，把机会让给相对年轻一些的同志，几个月后他就申请转业到新县人大工作。放弃提升、宁愿转业也不离开家乡，如果没有扎根老区的坚定信念，很难解释许光这样的举动。

有一个细节也许是这对传奇父子的巧合：80岁的许世友将军在临终时最关心的还是老区的建设，老区人民的幸福，叮嘱不要忘了老区人民为革命做出的牺牲和贡献；2012年8月，王树声大将的女儿王宇宏代表家人前来看望病重的84岁的许光，知道自己时日不多的许光丝毫不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儿女们的将来，而与王宇宏谈的更多的却是家乡社会经济发展的话题。

斯人已去，高风永存。只有从大忠大孝、大仁大义这样的视角去看待这对传奇父子的传奇人生，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们这种“共产党人对用热血和生命支持过他们的老区人民深情报答”的高尚行为，才能真正懂得他们赤诚回报“红土地上人民群众”的赤子情怀。

三、“潘冬子”的红色坚守

影片《闪闪的红星》中有这样一个镜头让人难以忘记：潘冬子勇敢地与敌人斗争；为了帮助母亲掩护群众转移，他用稚嫩童声坚定的说：“妈妈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 这个声音至今听起来都是那样令人震撼！

作为“党的孩子”，作为从战火中走来的“红小鬼”，许光一生坚守自己的信仰，对党忠贞不渝，对人民全心全意，对自己严格要求。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无论环境怎样复杂，许光始终如一，坚守初衷。

许大安是许世友离开家乡后奶奶托先生给起的大号，后来父子重逢，许世友给儿子更名许光，饱含着一个父亲对儿子要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的期望。

人如其名。许光的一生印证了四个字：光明磊落。

许光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1987年7月，新县大雨成灾。县里让许光负责箭厂河、陈店、郭家河等几个乡镇的防汛抢险工作。有一次凌晨一点多，许光接到县防汛指挥部的紧急通知，要求务必连夜赶到一线现场指挥防汛抢险。尽管当时身体有病，许光还是冒雨赶到所包乡镇。由于连下暴雨，多数道路已被洪水冲毁，吉普车突然栽入一个两米多深的水坑，惯性的力量把坐在副驾驶位置的许光整个头部从前挡风玻璃中撞出来，当场重伤昏迷。“医生检查发现他的头部伤口有5处之多，最严重的一处从额头到面颊整整缝了36针，经过9天9夜的紧急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负伤后本应在家休养，但许光考虑的仍然是水库安全，当伤情稍有好转，就立即继续赶到最前线逐个水库排查。在那场5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季节，许光所负责的几座险库安全渡汛，没有发生任何险情，受到了河南省和信阳市领导的高度赞扬。此类敬业如命的事，在许光身上数不胜数。

许光的妻子杨定春清晰地记得，许光在新县武装部和人大工作了20多年，单位再小的事也比家里的事重要。每年下乡支农时，虽然离家不是很远，但是为了帮助农民及时耕作插秧，常常一个多月都不回家。每次回来身上又酸又臭，都是带回一包脏衣服。

许光是大信之人，说到做到，言行如一。他曾对父亲承诺：绝不利用父亲的影响为自己谋一点私利，父亲活着如此，去世后也如此。许世友将军去世后，将军的老部下、当时武汉军区一位领导出于对老首长后代的关心，有意调许光到武汉工作。许光认为如果这样做影响不好，也违背了自己对父亲的承诺，坚决放弃了这次机会。

许光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清廉作风。据许光的老战友、原新县人武部科长丁进先回忆，许光虽然是名将之子、人武部领导，但从来不摆官架子，他常说：“要求别人做到的，我自己必须首先做到！”人武部以前配了一辆专车，许光下乡检查工作只要提出申请，完全可以带车下基层，但他从来不用，每次都是和工作人员一起挤“班车”，如果时间允许，也从来不在乡镇吃饭。

许光烟瘾很大，但他公私分明，无论开会、出差还是办公，他从来不抽公家的烟。有一年，许光与几位乡亲前往南京看望许世友将军，当时来自湖北省的一位村支书看到许光抽着廉价烟，开玩笑说：“你作为一个县级干部，抽的烟还不如我一个农民抽的好。”直到20世纪末，他还抽着当地最便宜的“散花”和“芒果”牌香烟。

据许光的大女儿许道江回忆，在电话普及后，县里为许光安装了一部固定电话，但是父亲几乎都是接听而不拨出，也不允许家里人私事打电话，因为他不想让县里给他报销电话费，怕浪费公家的钱。

许光在1982年转业后，县里考虑到他家庭人口多，就将前任县委书记调离后腾出的一个院落分给他居住。但是当1990年新县人大常委会盖家属房时征不到地，许光听说后在不要任何报酬和转让费的情况下，就把家里的院子让了出来，他带着家人搬到附近的山坡上租住别人的房子。后来人大的家属楼盖成后，他搬到了不足70平米的小公寓房。让许多人不可思议的是，让出地皮、拆掉房子的许光没要任何拆迁补偿，不仅分的房子比原来的面积小许多，房款还是许光拿出仅有的积蓄付清的。有人不理解，认为这是傻；家人也不同意，认为这是明摆着吃亏。许光说：有什么不理解，公家的房子、公家的地皮，分给我们住住，怎么就成了我们的了呢。占公家便宜，说什么我也不会干。

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许光的一生崇尚勤俭，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艰苦本色。上世纪70年代，由于子女多，许光连买件新衣裳都捉襟见肘，他就用父亲寄来的90块钱买了一架缝纫机为子女做衣服，自己则新三年旧三年穿着一件的确良，一双旧球鞋。

记者在许光生前居住的仅有70平方米的公寓房内看到，70年代的大衣柜、90年代的老电视、旧式沙发，仍整整齐齐的摆在那里。许道江告诉记者：“考虑到两位老人年龄已高，我们兄妹多次提议更换电视和安装空调，而他坚决不同意，教育我们要能吃苦、能耐得住清贫，不要贪图享受！” 有物力、财力和精力要用在建设事业上，多做好事，多干工作。

对家里如此，对公家的事也是如此。许光任武装部副部长时，分管营房基建工作。有一次，他在现场看到地上掉了几枚钉子，赶快弯腰捡起，同时又把地上的碎木屑搓起来交给工人烧水喝。他说：“小钉子、碎木屑都可以物尽其用，一点也不能浪费。”

许光的好作风在新县有口皆碑。原新县人武部科长丁进先回忆说，许光担任副部长时，单位分配家属房，按照级别他可以分到一处团职房。然而，他却主动提出：“我是本地人，家里有房子，把房子让给那些更需要的外地干部吧。”后来，许光得知一位四川籍的政工科干事因孩子多、生活比较困难，就主动把房子让给他，还帮助其家属联系了工作，并把自己家的生活用品和孩子穿过的衣服拿来接济他们。

原新县人大委员会主任王刚德回忆说：“许光是我的好朋友、好兄弟，我们一起共事几十年，他是一个超级正直的人，公私分明，刚正不阿”。当年，他为了防汛身受重伤，从没有提出评残的要求。甚至在他个人离退休问题上，好多人都劝他去找王树声将军的夫人杨炬，做个1948年就已经参加工作的证明，就可以办理离休，而许光却说：“国家有政策，就按政策办。比起那些牺牲的老红军后代，我现在幸福多了！”许光担任县人大副主任时，大女儿许道江在北京工作，当时交通不够便利，每次回家探亲都要坐公共汽车4个多小时从信阳到新县，有时连车票都买不到，即使这样，许光也从来没有用单位的车接送过女儿一次。

新县人大老干部科科长蓝志刚补充说，许副主任退休后工资不多，却时常接济在大别山区的亲戚。2001年，县里的一批退休干部因为医疗报销比例低，决定向县里申请补助，他们到许光家里签名时，许光不但不签字，还劝他们说：“咱们都是共产党员，要多考虑组织的困难，而不是给组织添麻烦！”

许光身得知患癌症的病情后，十分坦然，也不愿接受过多更好的治疗。去年5月初，大女儿许道江请专家去新县为父亲评估病情，不料许光当场拒绝了为自己治病“浪费”钱，竟劝让医生多去关心那些生活贫困的人。去年11月份，在儿女们的反复劝说下，许光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住院治疗。他总担心自己接受的医疗待遇超标，因此提出了“三不”：不用进口的药、不做过度治疗、不给子女添麻烦，凡是他认为昂贵的医疗都拒绝接受。主治医生李曙平、姜辉等几位医师都劝他“配合”治疗。深知老伴脾气个性的杨老夫人在一旁摆着手说：“别说了，没有用。”事后，许光对医务部陈文敏主任说：“我只是一个普通干部，收入有限，我负担不起。我们家是老区，群众生活还很苦。我不能让公家报销太多带来财政负担。那样我会心中不安，我们要按政策来。”

“潘冬子”许光位不高权不重，只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常的基层干部，但他用一生践行了“党的孩子”对党的忠诚，实现了永远保持共产党人艰苦奋斗政治本色的誓言，在老区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四、“潘冬子”写下的答卷：如何让闪闪红星传万代

深冬时节的大别山，寒风凛冽。在河南省新县田铺乡许家洼村一个群山环抱的山坳里，三间用碎石块垒砌的坐北朝南的简易瓦房突兀地立在那里，这就是开国名将许世友的故居，也是许光出生成长的地方。院落对面的山坡下一条清澈的溪流由西向东缓缓流过，周围林木葱郁，云雾缭绕。2013年1月10日上午，这里庄重肃穆，哀乐低徊，隆重举行许光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严寒的天气和偏远的道路都挡不住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这个偏僻的山区向许光告别。他们有的是许世友将军生前身边工作人员、老一辈革命家子女后代、部队首长和战友、许光生前亲朋好友，有的是全国各地熟悉了解许世友和许光生平事迹的朋友，数千名当地父老乡亲也自发地赶到现场，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向许光表达崇高敬仰和深切缅怀，还有难以计数的单位和个人发来唁电或通过其他方式向亲属表示慰问，敬献的花圈摆满了许家洼的道路两旁，绵延数百米。

“潘冬子”走了，可红星还在闪耀。站在许光的墓前，记者一个强烈的感受是，这个84岁的老人用一生的奋斗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无字答卷：为了让闪闪红星传万代。

从红小鬼的经历中更加深刻认定了共产党——一辈子信念坚定矢志不渝

生下来就经历了血与火的岁月、记事起就天天面临着生死考验。这种不平常的经历，使许光从小就懂得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就坚定了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当年在红军撤出大别山后，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亲属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追杀。经过与反对派无数次九死一生的残酷斗争，许光在解放后大别山老区仅存的5万人中，作为幸存者之一有幸活了下来。

劫后余生，父子重逢，人生大喜。许世友经常给19岁的儿子讲革命胜利的来自不易，讲长征中党的艰难选择，语重心长地告诉儿子：你也要像爸爸一样，一辈子忠于党，绝不动摇。

作为“闪闪的红星”潘冬子的原型，许光在“文革”期间险些受到江青的迫害，即使这样，许光永远跟党走的信念从未动摇过，从没有说过一句有损党的形象的话、办过一件有损党的声誉的事。

从人大副主任的位置上更加深刻认定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一辈子高举旗帜不动摇

许光1982年5月转业任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直至1989年退休，是河南省第六届人大代表和新县第五届、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人大工作期间，许光坚持亲力亲为，经常深入基层走访调研摸实情，主动倾听群众呼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有时遇到非正常渠道上访的群众，他不仅给他们讲相信党、相信人民民主的道理，还帮助他们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利益。在新县的各个乡镇，许光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的爱戴。许光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每天新闻联播他是必看的，空闲时间他最喜欢看报纸特别是《参考消息》，常和同事、好友或者子女探讨一些“国家大事”。有一次晚饭后，许光看完报纸后突然问二儿子许道仑：“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么早就在实行市场经济，要么也是在向市场经济方向过渡，为什么只有中国发展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呢？”还没等儿子反应过来，许光就接着说：“因为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才是主要原因！”大女儿许道江至今还记忆犹新，当年考军校时父亲曾“辅导”她考试政治时要注意把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讲清楚，还结合自己在人大工作的体会给她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

从基层生活中更加深刻认定了党的执政基础——一辈子扎根深山志不移

当年“替父行孝”回到家乡，许光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新县。就在祖母去世后，许光还有多次机会调回作战部队继续去实现军旅梦想，他也都一一放弃了，在一个大山深处的小县城无怨无悔、兢兢业业地工作生活了一辈子。许光深深地体会到，基层是普通群众日常生活的场所，只有在基层摸爬滚打过的人，才会对人民群众有深厚的感情，只有坚持执政为民，党的执政基础才不会动摇。去年十八大胜利召开后，新华社连续推出了政治局常委的系列人物特稿，一时间是否有过基层工作经历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当时许光在医院住院，高兴地和医护人员说：“基层走出的优秀领导干部，了解民情，深知民意，懂得民心，一定能做的更好！我对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充满信心”。

从民心向背中更加懂得了党风建设的重要——一辈子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长期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的许光，知道什么是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喜欢不喜欢，也就处处严于律己。同事好友无一不说许光谦和低调：他从不以高干子女、名将之子自居，从不把父亲许世友将军的光环作为炫耀或者谋取个人利益的资本，从未依仗父亲的名气参加任何公开活动或商业行为。有一次，许世友将军故居管理处科长李建新向前来瞻仰的群众介绍许光，竟无一人相信这个比普通百姓还要普通的人竟然是共和国元勋许世友将军的长子。许光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没有任何家产，只有良好的作风和家风。1978年，大儿子许道昆高中毕业后想当兵，当年恰逢许世友将军属下的老部队——江苏省军区在新县招兵，许光当时是县征兵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为避免群众议论，体现公平公正，他不但没让大儿子许道昆报名，而且还把儿子送到乡下当了知青。直至第二年，他才把大儿子许道昆送到济南军区某部当了一名侦察兵。后来，二儿子许道仑参军亦是如此。儿子们在部队，他从不托人为他们去说情，更没有找父亲许世友帮助提干，两个儿子服役期满，全部复员回乡，目前仍是新县的普通干部、职工。大女儿许道江，现任第二炮兵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一直品学兼优，深得许光喜爱。但是每次父女见面，许光反复叮嘱的都是一句话：要生活低标准，工作高标准，给党争光，不要抹黑。许道江入伍时，许光送给她一个皮箱，里面全是她上学时的奖状，勉励她到部队后要像上学时一样靠自己的努力取得进步。许道江不辜负父亲的期望，严格要求，积极上进，成为二炮第一个军事学女博士，现任二炮卫生部副部长。回想起父亲的点点滴滴，许道江深情地说：“父亲传承了爷爷的优良传统，给子女树立了榜样，留给我们的遗产是珍贵无价的家风。”

“潘冬子”走了，他把一个重大课题留给了他的儿女，也留给了他的同事，更是留给了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要让红星照万代，要让红色江山传万代。

许光，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许光，一颗永远闪耀的红星！

“潘冬子”身上既有许光，也有鲍声苏，还有千千万万与他们有相同经历的红军子女的身影。原著作者李心田曾在部队速成中学当教员，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儿子许光、政治部主任鲍先志的儿子鲍声苏，都曾跟他上学。他俩都是长征前留在家乡、全国解放后找到父亲的。还有一个故事，江西根据地有一个红军的儿子，父亲出发长征时，他只有三岁，当他长到六岁时，母亲被白匪杀害了。母亲被杀害前，曾交给他一顶红军的军帽，帽子里有他父亲的名字。解放后，这位红军的儿子拿着这顶帽子找到了父亲。

这些人和事吸引了作者，正是了解了这些革命后代特有的经历，才有了《闪闪的红星》。可以说潘冬子的原型不止一个人，而是取自许光、鲍声苏等一批有类似经历的红军将领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