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族史学奠基人——潘一志（1899—1977）原名益智，字若愚，水族，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三洞乡梅山人。潘一志出生于水族书香门第。其祖父、父亲两代开办家庭私塾。受家风影响，潘一志三岁便启蒙学汉话习汉字，祖父潘文秀是其启蒙教师。十年苦读，潘一志家学饱满，通晓经、史、诗、文。

潘一志比邓恩铭长两岁，也有上北京深造的机会，临行却惨遭匪劫，侥幸活命。解放前，潘一志三度从军，数度从政，多次从教，由于性情耿直，为人正派，宁可洁身自好，不愿随波逐流，数次逃官辞官；他嫉恶如仇，为民秉笔直书，告倒两任贪赃县长，后来遁世隐居躬耕，心中抱负难以舒展。他对自己前半身的概括与反省是：“误入尘凡廿九秋，莫再随波堕浊流”。荔波解放后，他真正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光明和希望。当荔波县人民政府县长杜介厘邀请他出山为新政权服务时，他欣然应允，并由衷吟道：“攘臂下车君莫笑，我今却已得新生”，并将名字“益智”改为“一志”，以表白自己一心一意立志为人民服务的情怀。

解放前弃官归农张扬中国文人精神，解放后欣喜出山为人民政权出力的知识分子，水族著名文化学者、诗人、方志学家、水家学研究的奠基人，爱国民主人士，三都水族自治县首任第一副县长、政协黔南州前驻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其主要著作《水族社会历资料稿》是现在研究水族社会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一、梅山学馆骄子 水族山乡情结

1899年12月25日，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五年冬月二十三日，潘一志降生于贵州省荔波县三洞里（今三都水族自治县三洞乡）梅山村的一个亦教亦农的私塾教师家庭。其祖父、父亲两代开办家庭私塾。祖父潘文秀（1837—1904）字松亭、水族名 堂、别号月中居士，晚清秀才，是荔波县边陲小村寨的第一个习汉学懂汉文的读书人。

潘一志是独子，深受祖父祖母的宠爱，三岁便启蒙学汉话习汉字，祖父潘文秀是其启蒙教师。潘一志刚接受启蒙一年，祖父即病殁，课业便由父亲潘树勋承接传授。由于自幼深受家学的熏陶，加上潘一志记性好，又养成自觉读书习字的习惯，因此进步很快。潘一志6岁时，其父潘树勋认为儿子可以与其师兄们同窗了，于是他便成了青年学馆里的特殊学生。同窗学长们都称潘一志是“小人智大”。十年苦读，潘一志家学饱满，通晓经、史、诗、文。

1922年中学毕业，追随辞去校长公职的张玉麟到其家乡炉山县（今凯里市）拔茅堡（今麻江县龙山乡）的“止园学校”深造。这所学校是张衷白创办的成人青年私塾。潘一志来到“止园学校”，犹如回到自家梅山学馆一样而倍感亲切。

1922年4月“止园学校”遭匪洗劫。学校被迫解散，上京大计告吹。潘一志还被土匪抓去作人质“关羊”，在匪窝辗转月余，苦苦寻求脱身之计。一日，潘一志趁土匪庆贺打劫大捷酩酊时，深夜逃出那名叫“第五墩”的匪窝。既失上京深造良机，又惨遭匪劫“人质”虚惊，但侥幸保全了性命，却又是潘一志的万幸。

二、 三度从军情更迫 数度辞官心欲裂

1922年10月，投笔从军，在驻榕江县的黔军第二混成旅任连部书记，做缮写工作。从军两个月后，潘一志发现连长陈俊超专横跋扈，便借故请假回家不再返回部队。1923年，他出任荔波县城区小学教员。

1927年秋后，其父潘树勋病逝，潘一志返家治丧。潘树勋的学生遍布邻近几县边区，又多为水族子弟，学生和家族按水族习俗举行“开控”。追悼“开控”之时，那些受业于“梅山学馆”的远近新老数百人涌向梅山。顿时悲声四起，哭声动天憾地。加上乡邻亲友，前来奔丧吊唁者近万。使追悼开控的现场人山人海，耍龙舞狮吹笙，铁炮鞭炮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治丧的几天期间，梅山村外竟成了集市。出殡时，送葬队伍延绵数里，首尾不相见。

1929年4月经省府金库主任解仲清（潘一志的老师）介绍，潘一志与邻村好友板南村的潘佩芝一块离乡赴兴义觅职。途中旅居兴仁县时，潘一志回想招抚受挫事，写下了《兴仁旅次杂感》三首诗。其一云：“误入尘凡廿九秋，局天蹐地自搔头；来生祝我成顽石，莫再随波堕浊流。”这首诗后来辑入《浪游集》中。

潘一志在兴义期间，时逢滇43军军长李小炎率部攻黔。潘一志、潘佩芝在战乱中逃生，路遇一失散家人的老妪，二人将身上仅有的钱物资助老妇人，便流落兴仁、兴义等地两个余月。李小炎任贵州省主席后，潘一志在43军军部副官处任书记员。10月，黔25军反攻，李小炎退走云南，潘一志辞职。在返回贵阳的途中，路过刚刚停止战事而硝烟未散的战地，他写下了一组诗，抒发对军阀混战的厌恶和痛恨之情。

11月，潘一志回到家乡。离家才一年，梅山村却在潘采臣、潘府珍的剿匪战火中全部化为灰烬。

1933年8月，他组织学生排演话剧宣传抗日，却遭到荔波驻军连长王遗起带兵干涉，产生了冲突。为此，潘一志被迫外出。同年10月，在驻扎遵义的25军教导师任营部编修，并随队赴正安县剿匪。营长蒋宝藩暴戾残忍，滥杀无辜。潘一志看到家乡因剿匪民不聊生的惨状又在黔北重演，他痛心而愤然辞职回家。这，便是潘一志一生中三次从军而又处处碰壁、事事违心的经历。

1935年3月，潘一志任荔波县二区区员。任职间，县长韩知重贪污成性，盘剥人民。潘一志收集材料，发动在独山、贵阳读书的荔波学生联合倒韩。韩探悉内情后，欲加迫害。潘一志于8月被迫离职，亲赴独山专署告状。10月，韩知重被撤职。

1942年，荔波县长段叔瑜调查省视察员巩思文在境内被杀一案，非法刑讯杀人，数十百姓沉冤入狱，一时弄得全县人心惶惶，而真凶却逍遥法外。潘一志忍无可忍凛然上告，段叔瑜倒台，万民感激。潘一志却拒绝赴省受训令，悄然去职，又皈依教育，出任城区小学校长和荔波中学教导主任。

1943年刘仰方离职，新县长陈企崇到任。留任的科长趋之若鹜，竞相宴请陈企崇。陈蛮横傲慢，潘一志横竖看不惯，便不与县长私交往来。他提笔写下一副讽刺联：“七尺台不算高，爬上去就目中无人，真怪！真怪；五斗米何足道，抓到手便得意忘形，实悲！实悲！”此联传到陈企崇耳里，陈怒目切齿要寻机报复。

《荔波县志稿》在陈企崇的敌视下艰难完稿，潘一志用尽平生对方志学的研究和对荔波史料的把握，修完九卷集的《荔波县志稿》。当时审稿的诸位先生认为此部县志是历来荔波县志中史料最详实，编排最合理，价值也是最高的一部志书。审稿结束，正待送省印刷出书之际，日军大举进犯贵州，印刷事搁浅，成为潘一志的终生心病。

1944年11月27日，日军由广西攻占了黔桂边境的黎明关，进入荔波县境。县长陈企崇带着保警队闻风弃城逃往榕江县。一时全县行政中断，潘一志视之不忍，便偕同有识之士李伯纯等人组织市民疏散。12月3日县城沦陷，这一天，潘一志无暇顾及刚产后不几天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儿子，组织人挠乱日军的追击路线。至夜，方摆脱日军的尾追。脱险后，潘一志联络各阶层人士，于12月7日拟议成立荔波县自卫委员会保土卫家。后因当日县城遭美机轰炸，接着日军于12月18日退回广西，自卫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但其言行在民众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45年3月，日军退出荔波县境三个月后，县长陈企崇为推卸弃城之责，上报荔波县遍地皆匪。新任县长刘琦不知情，也报请大军围剿。一时间，第9军一个营，第19军一个团、另三个营，第20军一个营组成剿匪大军云集荔波，开赴三洞、九阡一带水族聚居区，焚村掠寨、破洞攻卡，百姓遭殃。真正的惯匪石子辉等人却逃往深山，躲过应有的惩罚。独山专员周希濂邀潘一志进山招抚。为避免战火殃及百姓，潘一志受命于危难之间，以其大智大勇，只身深入虎穴，苦口婆心晓以大义，几经周折，招抚成功，匪患平息，大军撤离。10日，潘一志方返回县城。14日，赴榕江县任县府秘书。7月离开榕江任独山专署第一科科长。

1947年元月，潘一志毅然弃职。2月，他两袖清风，“千里归囊清似水”地回到家乡。由于当时政治黑暗，官场腐败，他三度从军不顺心，数次参政不得志，因此他决心隐居于荔波县城北15华里的擦耳岩深山之中，创办农林场，开荒躬耕。

1947至1951的五年间，潘一志在自己的农林场内推行改造社会的农林实体计划。此时的潘一志心情舒畅，干劲十足，他曾两次拒绝荔波县长周绍伊和独山专员陆荫楫的归政诱逼。“名利逼来急，避之恐不及······世人避役我避官，世人笑我是寒酸”。这是他以诗作来形容自己当时逃避官职如逃瘟疫般的实况。潘一志发誓“不与人间争名利，偏向荒山刮地皮”，并用“此生已作林家妇，恨不相逢未嫁时”诗句当面回绝旧政邀请。隐居的5年，既是潘一志心境最为舒坦的5年，也是他诗歌创作最丰硕的5年。后来的《归农集》共有73首诗作，全面反映他自己“开几亩荒山与天争利，养两间正气随地皆春”的愤世并不厌世，悲怨并不悲观，退隐并不退缩的隐居生涯。

三、 “益智”更名为“一志” 今生有幸庆新生

1949年12月，潘一志过去的学生覃杰和荔波进步人士潘文兴等青年，组织游击队攻占荔波，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接管。潘一志对此壮举投以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1950年2月，荔波县人民政府杜介厘县长信函邀请潘一志出山。他因农林场正值发展的关键时刻而谢绝邀请，潜心躬耕。3月，国民党广西宜山专员陈与参（荔波人士）组建黔桂边区反共救国军，占领了荔波县城。陈与参部有不少潘一志的学生，陈派周文德恭请他出山任职，遭拒绝。此时战事又起，潘一志利用农林场有限的积累，尽量的收留因战乱逃至擦耳岩的城中难民。

1951年1月，荔波第二次解放。同年3月，潘一志接受人民政府的第二次邀请，出山参与新政权的建设工作，任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驻会副主席。

出山后的潘一志通过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感悟到自己的局限，便将农林场交给了人民政府。出山之际他以兴奋的心情，赋诗唱新生。《新生集》的开卷诗篇写道：“五年避世乐躬耕，伴鹤盟鸥断俗情，攘臂下车君莫笑，我今却也庆新生。”同时他还废弃了原名“益智”，取用“一志”为新名，以此表达自己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志向。

1952年，潘一志的二女儿潘懋祉被保送到北京医学院攻读医学，潘一志心绪极佳，利用工作之余以新的观点修订《荔波县志稿》，后更名为《荔波县志资料》（七卷本），1954年2月，县志资料脱稿。

自1956年之后，他决心深入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于是便开始收集整理水族各方面的资料，利用业余时间着手编著《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 同年赴都匀专署参加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组建筹备工作。8月，当选为第一届黔南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人民委员。年底，参加成立三都水族自治县的筹备工作。

1957年1月，三都水族自治县成立。原属荔波县的周覃区、九阡区并入自治县。潘一志当选为第一副县长。同年2月至5月，他参加贵州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华北、东北、华中等地区参观考察。3月2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4月，他被选为政协黔南州第一届副主席。

1960年，其妻儿才迁到自治州首府都匀，相对稳定的家庭生活才回到潘一志身边。此时虽是国家困难时期，但由于夫人在身边，潘一志便利用这相对安定的时间，用当时只能找到的马粪纸和毛边纸自己动手刻写、油印30万字的《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以及《水族潘姓源流考》《水族源流考》和集《浪游集》《归农集》《新生集》三集合一的《新旧人生观诗稿》等书。

1963年7月，《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油印成册，潘一志将诗书稿分送国家、省图书馆和有关单位及个人。

1964年12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5年应各方面的要求用打字纸重新刻写油印《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1966年第二次油印工作刚结束，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装订工作被迫终止，随之书稿被造反派没收。同年9月1日，潘一志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挂黑牌游街批斗。家中物品被查抄，藏书、文献和手稿资料被焚毁。在长达5年的审查中，被逼迫写下20余次约10多万字的检查。

1968年拖着病体被驱赶至由监狱改造而成的州革委“甘塘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1年，潘一志向州革命委员会申请索回第二次油印的《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来装订，未获允许。9月，子女返家探亲，潘一志得知儿子潘茂金收藏有他念念不忘的书稿时，欣喜若狂，挤出不多的生活费，买茅台酒庆祝心血成果侥幸存世。并叮嘱其子收好书稿千万不可再轻易示人。

1976年，“四人帮”倒台，中国政治刚开始呈现开朗之势，就不断有学者造访潘一志了解水族情况。1977年夏天，潘一志突然失语、瘫痪，经诊断为脑血栓。11月，他的病情好转，可言语，也可行走，便写信叫在贵定县工作的儿子将书稿带到贵阳。当潘茂金将志书、诗集稿一应摆在潘一志面前时，他双手颤抖，老泪纵横，感慨万千。他抚摸书稿，言及很想再回到隐居地的荔波擦耳岩去，一副对往昔怀念不已的特殊神态，令身边的家人一时不知所措。

1977年12月4月，因病情突然恶化，经抢救无效，潘一志怀抱着浸透自己毕生心血的诗书稿离开人世，终年78岁。

潘一志为水族人民留下了宝贵的人格精神财富和珍贵的文化历史资料。1980年，三都县民族文史研究组成立后，分别于1981年、1984年将其遗稿《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潘一志诗词稿》等铅印问世，聊慰先生九泉之下的英灵。

这是王鸿儒先生对潘一志的纪念性的文章，几乎概括评价了潘一志的一生：四十年前,当我还在黔南荔波县中学任教时,就常常听人说起潘一志。那里是潘先生的故乡,流传着不少关于他的传说。这些传说为我描绘了一个喜作古体诗词的水族文人,一个关心民瘼、善良而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一个拒绝官场、避世躬耕的隐者,一个充满了传奇人生的奇人……那时候我的同事里就有潘一志在民国年间从教时的学生,县城有他住过多年的故居,递送过辞呈的县府衙门,他散步时曾经走过的回龙廓,与友人们聚会时互相唱和的月波亭。沿城郊那条碧绿的樟江往西南行去,十里外的朝阳小学,他曾在那里当过校长,而在城北的大山里,有他隐居、耕种了整整五年的擦耳岩小鹿寨……

那时候潘一志先生健在,但已调至州政协工作,任副主席,因此我无缘拜会这位长者。他是作为一个民间口述史中的人物而存在的。我知道一个人的生命要在民间延续下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古往今来,见诸官修史志中的人物真不知几千几万,但能活在民间口碑中的又有几人，引“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有的人》中所采取的,其实正是这种民间的立场。不过民间口述史也有它的局限,一是随着岁月的推移,许多事会渐渐在传说中变形;一些宝贵的史实,也会随着知情者的辞世而淹灭。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哪一天能看到一本潘一志的传就好了; 1977年,潘一志先生不幸病故后,我的这种希望变得更迫切。后来我听说黔南州图书馆的冯举高先生正在做这件事,并且默默地为此耕耘了将近10年。那时候我真的很高兴。现在,这本《弯路直走:水族学者潘一志的真实人生》终于送到我手里,怀着好奇心我开始读这本书稿,没想到一拿到手里就放不下了。我想用我真切的阅读经验告诉读者,这本书真的值得一读。作者在这本书里,用他流畅而细腻的文笔,为我们写出了一个真实的潘一志,一个曾经生活在我们身边,看得见,摸得着,与常人一样生活着、却又特立独行的潘一志!

潘一志生平的感人之处,在我看来,正在这“特立独行”四字。这是儒家思想的精粹。儒家的人格理想,就是孔子所推崇的“君子“精神。君子与小人,在孔子之前的西周、春秋时代,既是道德划分的尺度,也是一个人社会地位及身份的确认,所以才有“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之说。(《左传·寝公八年》)到得孔子手里,他才第一次赋予“君子”以全新的道德内涵,《论语》中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那就是说,人作为本体存在具有一种神圣性,道德上的完满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追求。因此判定一个人是否是“君子”,首先在于人的内在仁道精神,而不是已定的社会身份地位。如孟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王阳明所说“满街是圣人”。说的都是道德可以凭一己之力去完善。完善道德的途径就是“仁”,如孔子所说:“为人由已,而由人乎哉?”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堂堂正正做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做人。

潘一志在旧社会所经历的种种,当兵不染行伍之鄙俗、暴虐;为团总则置生死于度外,招抚土匪,以求一方平安;做教师则受学生爱戴;当校长即备受教师拥护。当日本兵入侵荔波,政府官员闻风而逃,他则联络乡绅及地方名士,组织百姓疏散;为独山专员做押运宫,当得知所运军粮原系专员违法倒卖,即愤然弃职而去。“他当宫又爱告官,是一个吃官饭又砸官碗的人。”他最后看透了官场的腐败同险恶,即隐居深山垦荒自食。荔波解放,感于县长杜介厘亲自人山劝说,遂出山参加革命。投身土改,一时难以发动群众,他竟主动要了一个“地主”成份,搞得朋友抱怨,家人受尽委屈。因对极左政策不满,他曾提出辞职;辞职不得,见左风愈演愈剧,百姓日子难过,又忍不住再上诤言。潘一志所言所行,无不是应了君子“仁者爱人”的价值标准,因为不随流俗,所以特立独行。不幸他生当浊世,知己者少,同道者更少。在别人看来,他的许多行为方式,都不可思议,甚至包括他的妻子儿女都不理解。最后在文革中受尽凌辱,积怨成疾,抱恨而亡。“弯路直走”,举高将这本传记文学如此命名,我想正是他要写出潘一志特立独行的立意之所在。

潘一志这种特立独行的仁者之风,发端于水族传统的道德观念。水家人质朴、务实,非常善良,但也十分执著。作为历史上一个较小的族群,能与周边的汉族,布依族长期和睦相处,这同水族宽容、善于忍让的性格有关。他们不想惹事,但如果事来了,也决不会轻言退让。清末咸、同年间,潘新简领导的水族农民起义即为一证。 我的不少水族同事与学生即有此种看似相悖、实则统一的性格。不用说这种民族精神自幼即养成了潘一志强烈的民族自尊与自强意识。另一方面,他从小便接受了汉文化影响。他三岁发蒙,读了十六年私塾后,考入都匀十县合立中学。他的老师里既有受过儒家“四书五经”浸染至深的秀才、硕儒,也有留学日本归来、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新派教师。他的性格的形成既是水族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传统与现代合力熔铸的结晶。在他看来,民族要发展,就应具有正视本民族文化优劣的博大胸怀,不仅要勇于扬弃落后的方面,更要勇于吸收外族先进的文化。这就是费孝通先生生前主张的“文化自觉”,而潘一志很早就具有这种自觉性。他的…生特别是在中年以后耗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完成的《荔波县志稿》与《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在传承、发展地方及民族文化方面,立下了不朽功劳。他一生创作了350余首诗词,不仅记录了他的苦乐人生,表达了他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与遭际,不少诗词还是20世纪水族地区社会生活的实录。这一切正是潘一志文化自觉性的充分体现。潘一志之在水族人民中享有崇高威信,除了他高尚的人格精神,也同他为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做了大量工作有关。这本书开篇即写潘一志骨灰回归故里的安葬仪式,那种盛大、隆重的氛围中所透露出来的深刻的悲凉,正是水家人对本民族这一杰出文化人不幸早逝的无限惋惜与怀念。

特立独行的潘一志,不见容于旧社会这容易理解;可是为什么在新社会他仍然命途坎坷?这就要说到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同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之间产生的冲突了。当代著名的美国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至少具有下列涵义:“知识分子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也代表/再现自己的人格、学识及见地。”(《知识分子论》),这与中国古代的“土”的涵义庶几近之,孔子说:“士志于道。”又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可见中国知识分子素有维护道统的责任感,这个“道”,即儒家的人格理想“仁”。通俗言之,可以视为我们今天说的大众的利益,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也包括个人人格的尊严。因此从古至今,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守住自己的信仰与追求,彰显人格精神,常常抗礼王侯,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潘一志特立独行的性格正是为着守护他自青年时代起即立下的报国理想、使本民族自强的愿望,也是为了守护他的人格精神。新的社会一度让他看到了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可能性,这是他离开擦耳岩的主要原因。但是他毕竟是一介文人,不懂得社会制度的改变不可能让二千年内长期孕育,形成的封建政治文化一下子消失,文化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这种封建政治文化传统要求整齐、划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更不容许有超越甚至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任何思想存在,特别是到了以一人之思想为所有人之思想的“文化大革命”中,特立独行者必然成为众矢之的。这样,潘一志先生在都匀成为第一个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就毫不奇怪了。曾经有过一种理论,道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知识分子一定要附在某个阶级某个党这张“皮”上。皮毛理论的要害就是要打掉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以制造顺民和奴才,让知识分子放弃对人类知识与自由的增进,以及对社会重大问题的思考,对精神、意义、价值取向的追寻。这就是潘一志这样的人在解放后何以仍然会处处碰壁、为守住知识分子道义与责任而不得不付出惨重代价的根本原因。

应该感谢《弯路直走》的作者,他站在民间立场,以广泛的采访,详实的资料,深入的研究以及生动的叙写为潘一志这一碰壁经历作子再清楚不过的再现。可悲的是潘一志在看清了一些事情之后,他连解放前那样急流勇退、做一个自食其力的隐者都不可得。他终于积怨成疾,病中还在想着擦耳岩,甚至在得知擦耳岩已荒芜不堪的消息后,他流出痛苦忧伤的泪,再也没有醒来。如果他更早一些,比如第一次递交辞职报告的50年代,他就回到擦耳岩,他是不是会生活得更轻松一点或者他至少是不会在“四人帮”刚被打倒的时候就故去的——可是历史并没有“如果”;就算他当时真能辞职,在私有财产公有化的年代,擦耳岩还是他的吗?他还能回去吗?……

潘一志辞世后是被水家人迎回生养他的故土去了,但是潘一志并不只是属于水家人的,他一身的特立独行所彰显的知识分子品格,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一份宝贵的遗产,所以我们才说,潘一志是永远的。尽管我们在他的故乡,暂时还看不到潘一志纪念馆,也看不到他的一尊塑像,但是这馆这塑像是屹立在水族人民心上的,永远,我相信。潘一志奋斗不息的一生,正如臧克家诗中所写,他“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是一个“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野火烧”的人。正因为这样,我想在结束这篇“序”的时候,借用臧克家这首诗中的最后两句,敬献给这位精神永在的水族学者: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

群众把他抬得很高很高。

水族文化的研究

1925年，和三都接壤、有水族分布的都匀，由窦全曾修、陈矩等纂的《都匀县志稿》 在卷五“地理志·风俗·夷文”部分载：“夷族无文字，惟水族诹吉占卜有专书，至今传习其中，谓之水书，大氐古篆之遗，第相沿日久渐多讹失耳”，并录了97个水族文字，以略证“夷汉交通之迹”，提出了“水书”的概念，而且认为水族文字“大氐古篆之遗”的观点。

1940年，许用权编、胡羽高纂的《三合县志稿》一 的卷四十一“民族”一节中说：“今日贵州全省除大定有夷文外，土著中惟水家有文字，……而水家文字中除天干地支及象形文字外，居然有文武、辅弼、廉贪等字，假使当日无文化思想、政治组织，焉有此等深切会意、形意之文字”，并收录了165个水族文字及“水文六十甲子”表。在表后又说：“右列文字，傈三合东乡水族所用，为医巫之秘籍，俗谓之反书，又谓之水家文。在三合与荔波接壤之十六水多用之。……其文似古籀、小篆。”在此提出水族文字有象形文字，似古籀、小篆，叫做水家文，除有文武、辅弼、廉贪等汉字外，也有会意、形意之字，有医、巫两种秘籍等观点。

1942年，汉族学者张为纲先生到荔波水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后在当时的《社会调查》第三十六期上发表《水家来源试探》 一文，从水家的姓氏、文字、迷信、“歌书”四方面证明“今之水家。盖即殷之遗民”。关于水族文字，他在文中说：“水家文字，俗称‘反书”’，“所以谓之‘反书’以其字体多倒书”，“细考其形，竟有与武丁时期之甲骨文字极为近似者”，首次提出了水族文字与武丁时期甲骨文极为相似的观点。

1943年，汉族学者岑家梧教授到荔波水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搜集到水书抄本45种，后来在《西南民族文化论丛》上发表《水书与水家起源》 J一文，从水书的种类、用途、内容举例、文字结构、来源传说等去观察水族之来源，还附有“汉水书对照表”。他认为“水书字迹与刀刻的甲骨文及金文，颇多类似”，“至少水书与古代殷人甲骨文之间，当有若干姻缘关系，亦可断言也”。岑家梧先生比较系统地研究、介绍了水族文字。

这一时期有关水族文字的研究工作不能不提到潘一志先生所做出的贡献。潘一志先生是研究水族古文字第一个有成就的水族学者，也是解放前后水族古文字研究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

潘一志先生对水族古文字的研究作了大量的工作。

1943年下半年，潘一志先生被任命为荔波县志整理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县志的编纂工作。他很快拟出了工作计划，写出了十七条工作规则，举荐了有识之士，把工作开展起来了。他决定对荔波的山脉、河流进行一次认真踏勘，还调查了周覃、三洞、九阡等地历史上几次农民起义的传说、遗物、遗址。由于潘一志先生负责大事志、民族志、人物志及文化教育部分的纂写和全志的文字统筹工作，任务是很繁重的。特别是纂写“氏族志”困难更多。当写到“民族文字”一节时，他为了能对水族文字和水书作全局、准确的介绍，还特地去水尧在家传授“水书”的欧海金家作了调查和探讨，一住就是两个多月。欧海金分析了水族文字的象形、会意、假借及反书等造字规律，潘一志也讲了汉字、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的历史情况。二人还就“水书”在手抄、口传过程中留下的错讹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潘一志先生编纂荔波县志期间，恰逢岑家梧先生来荔波考察，由潘一志先生接待。这从岑家梧先生于“三十二年十一月十日”给潘一志先生的来信可以得到证实。信的全文如下：

潘副主任：

目前赴贵处调查，诸承厚注，铭感实深!返校后，以课务兼忙，未及函谢，罪甚罪甚。近维起居清嘉，著书有得为颂!关于水家来源问题，胡羽高、罗香林、万大章诸氏只追溯至唐宋二代，弟现于反书中发现若干字体及文法结构与殷代甲骨文相合，足证水家文化渊源甚远，似可追溯到商代也。刻正探究水家文化与殷人文化之关系，一俟成稿，当即呈正。尊作志稿想已杀青，前承允抄荔波各族人口数目及地理分布见示，敬乞早日寄下，以便参考。前随函奉赠《我们的国族》一册，至祈鉴收为荷!

余不一一，此请著安。

岑家梧

(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十日[ ]

这封信是岑家梧先生离荔波后一个月后写给潘一志先生的，从信中看出：一是感谢潘一志的热情款待，大力支持，故有“诸承厚注，铭感实深”，“未及函谢，罪甚罪甚”之言；二是岑家梧此次来荔调查虽已有水族文字“若干字体及文法结构与殷代甲骨文相合”的看法，但文章尚未发表，故说“一俟成稿，当即呈正”；三是岑家梧知道潘一志时任荔波县志整理委员会副主任，正在抓紧编纂县志，所以称潘一志为“潘副主任”并说“尊作志稿想已杀青”，还说“前承允抄荔属各族人口数目及地理分布见示，敬乞早日寄下，以便参考”，还“随函奉赠《我们的国族》一册”供潘一志参考。由此可见岑家梧先生和潘一志先生相互支持又各自独立地进行着水族古文字的研究。岑家梧先生的成果即后来发表的《水书和水族来源》。

水书为什么称之为“反书”?潘一志先生写道：“据说它与汉人所用的通书是相的，所以汉人叫它做反书”。这种对“反书”的诠释至今仅见于此，存此一说。1958年后，潘一志先生任黔南州政协驻会副主席期间，在都匀利用工作之余汇集了正史、方志、碑碣、档案文书、民间传说和私人著作中有关水族的资料，开始编纂《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 于1959年底完成初稿，共30多万字。在该书的第六章水族地区历史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文化艺术中的“水族文字”一节，潘先生这样写道：(水族)“相传有一种鬼师作择日占卜等迷信之用的一百多个古老文字，用这种文字写的迷信书，叫做‘水书’(译意)。书中所用的天干、地支、五行生克、八卦六爻、二十八宿等等，与汉族的通书大致略同，而其字体则甚古。他们以前不用毛笔写，是用竹片或小木桠烧炭来刻划在较硬的夹纸上，所以其字迹与用刀刻的甲骨文及金文类似。水书中的文字、倒置斜置是很多的。又有些字象秦的小篆体……在解放前，曾看见清光绪年间的水书抄本，其字较古。

目前所看到的都是清光绪时代以后的，多用毛笔写，有些字增加，形式也有些逼近今体汉字，但结构仍保持原状。……追溯往古，也是从说明水族文化与汉族的渊源是很古的。”还附有“汉字对照表”，共录有200个水族文字，其中有45个字有异体字。

在这里潘一志先生一方面肯定地指出水族文字渊源很古，有的似甲骨文、金文，有的似秦时的小篆；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在清光绪以后，水族文字还在变化之中，字数在增加，形式逼近今体汉字，说明了水族文字是一直在民间运用的“活”的文字。此外，他还指出，以前水族文字的书写是用竹片、小木桠烧炭在较硬的夹纸上刻划而成的，所以字迹与用刀刻的甲骨文、金文相似。水族文字的这种刻写方法现在已不多见了。更难得的是他记录了许多水族文字的异体字。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水族文字的基础和宝贵的资料。

编纂了《荔波县志稿》《荔波县志资料》

潘一志先生的成果则集中体现在1944年10月编纂完成的《荔波县志稿》中。

在《荔波县志稿》卷二“氏族志”中潘一志写道：“荔波所有文字，除汉字外，水家另有一种文字，俗谓之反书。其笔画多与古象形文类似”，“或为秦以前之另一体文字”，又说“本县水家文字，与古象形文类似者颇多，亦可作研究民族源流之一助”。书中还附有20个水族文字与象形文、篆文、“古文”的比较表。此外，还列有“汉文水文对照表”，共收入130多字，其中包括不少水族文字的异体字。

在第二编民族资料第二章分述中，专列了第二节水族。其中包括：一是户口及姓氏分布情况；二是风俗习惯(含节日、婚嫁、丧葬、迷信等)；三是年历；四是反书；五是文字共五部分。在“反书”一段中，潘一志先生指出：“反书是水族婚丧、起造、择吉日以及看病用鬼、割蛋判凶吉所用的一种迷信书…… ，但本族人称之为‘ㄌㄜ’(勒去声，是书的意思)，‘ㄙㄨㄟ’(水阳平，是水族名称)，即水书的意思”。讲述了水书在水族民间的广泛用途，解释了水语读音和本意，即后来常说的“泐虽”。在“文字”一段中，潘一志先生说：“水族文字即反书中所用之字，其笔画多与古象形文类似”，附有《汉水文字对照表》，共收入145个字，其中包括41个水族文字的异体字。

1953年，潘一志先生利用工作之余，着手修订《荔波县志稿》，将原稿中的内容改编为地理资料、民族资料、社会资料、历史资料“四编”，继续对水族文字进行研究，于1954年2月完成《荔波县志资料》初稿。潘一志先生编纂的《荔波县志稿》《荔波县志资料》等著作，已经成为研究荔波地区及水族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的重要的宝贵资料，是相关研究人员手中必备的工具书。而其中所包涵的潘一志先生研究水族古文字的成果和大量调查资料，也是现在研究水族古文字必读的文献资料。在已知的研究水族古文字的近150年的历史过程中，潘一志先生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其成果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水族文人潘一志就是一生受孔子思想影响的代表人物。潘一志一生历经磨难，但孔子积极有为的思想始终占主导地位，孔子重视道德价值和历史经验的思想在他身上充分体现，儒家思想构成了潘一志一生的精神支柱。

潘一志既是水族史学奠基人，又是优秀的水族儿女，他是水族人民群众中少数的走出水族大山里村寨的一个有文化和有思想的学者，潘一志一生经历坎坷，矢志学习洗脑知识新东西，思想进步的很快，又是一位很有品德而不得意的水族学者，潘一志是民国时期的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佼佼者之一。

梅山学馆是潘一志的启蒙之地，也是他走向外面更广的世界的跳板。当潘一志选择从梅山学馆走出去看世界的时候，已经注定了他必定投身于纷繁复杂的新社会政治。2006年,贵州民院·贵州水书文化研究中心升格为贵州水书文化研究院,并获得省编委的编制批文之后,将出版《水族学者·潘一志文集》列为首选课题,并得到潘一志先生传人原黔南州政协主席潘茂金的大力支持。2008年中秋节前夕,潘茂金先生将出版委托书专程送抵贵州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党委副书记、贵州水书文化研究院院长唐建荣教授，对潘茂金先生慷慨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唐建荣教授、冯举高先生分别为本书作序。

贵州民族学院是设置水族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并获得教育部批准招收民族语言文学·水族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的大学。该书出版对于水族语言文学的教学科研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水族学者·潘一志文集》由《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潘一志诗词》汇集而成。这是潘一志先生为社会、为水族人民留下宝贵丰厚而永恒的精神财富。中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悠久而可圈可点的历史，而且不乏学富五车的贤达。但是，当我们环顾四周，能像潘一志先生那样数十年孜孜不倦耗尽心力为本民族撰写出一部30余万字历史资料稿者，却凤毛麟角。尤其对于弱小的水族，既没有通行文字记载自己的历史，而只有汉文献语焉不详或观点偏颇的史料，更彰显《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的分量与作者的人格魅力。

潘茂金先生卸任黔南州文联主席之后，摒弃其他工作，数年如一日，全身心投入先父遗稿整理的工作中，为书稿作出了大量的工作：对照先父数种版本手稿，校正内部铅印本千余处的遗误；用手写板在电脑上逐字逐句录入全书；重新绘制书中各种插图；为书稿增加了不少注释；搜集珍贵的历史照片；纠正因历史原因，作者违心屈从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一些论述或提法等。可以毫不隐讳地说，如果潘茂金先生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倾力奉献精神，如果潘茂金先生缺乏家学渊源与学术功底，社会也难看到理想校勘版本的《水族学者·潘一志文稿》。这是梅山学馆的遗韵，这是潘一志先生精神的延续，这是水族的幸运，这是水家学研究的幸运！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重视历史传统在水族知识分子身上的闪光。知识的大潮流之中，也因此造就了一个水族人的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