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客家”概念由
杨宏海于2007年首次提出。所谓“滨海客家”，是指历史上从粤闽赣聚居地迁向沿海地区的客家人。他们走出大山来到滨海，与当地原住民交融，生产方式为渔农结合，经济上亦农亦商。作为滨海客家，将原乡的山地客家文化与滨海地区海洋文化融为一体，既保留山地客家的耕读传统和勤劳坚韧的精神，又吸纳海洋文化的开放、重商、包容、进取的元素，从而形成与山地客家文化有所不同的新质文化，即“滨海客家”文化。
在
惠州府，
客家人成为事实上的主人；广府人在语言上、人缘上与省城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与客家人大有合作空间；“靠海吃海”的潮汕人，掌握打鱼、煮盐、腌制食品的技术，并且善于经商，有高强的谋生本领。三大族群能在这里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离不开互相包容，因此“开放包容”列为滨海客家精神之首。滨海客家从山区迁徙到沿海，从农耕文明向海洋文明转型，不管是在族群内还是在不同族群之间，如果缺乏包容，可能连生存都成大问题。
深圳是
客家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融点，许多客家遗迹都可以显示出滨海客家的海洋文化特点，深圳的滨海客家文化有着海洋文化色彩。宋元至明清时期，闽粤赣等省的客家人陆续进入到深圳地区，特别是清初的“迁海复界”事件后，在政府政策推动下，大量的客家人移民至深圳各地。从清中期至近代，客家人成为深圳地区人口最多的汉族民系，是客家人在中国沿海地区最主要的聚居地之一。深圳客家受到自然环境和民族交往的影响，呈现出海洋文化色彩，被学界称之为“滨海客家”。
客家文化，是居住在
北海的“滨海客家”这一族群所独有的文化传统，北海客家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3，2011年。北海客家居住地多兼有山海地缘（曲樟除外），
涠洲岛更是全客家的疍家人。此外，
地角也有客家人。因此，渔农盐兼作是一大特色。
明代是大量的客家移民进入闽粤后，迁居
北部湾的集中期。作为北部湾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
廉州府，时称“渔盐之利，富甲他郡”，是客家人迁居的首选之地，因此促成了客家人的大量进入。这就是为什么北部湾客家牒谱中有始祖源于明代的记述。因此，北部湾客家的形成不是孤立的，是客家人六次中原迁徙的产物。其迁移路线基本循客家中原迁徙足迹而来。即河南→山西→江西→福建→广东→
廉州府（合钦灵防四属）→海南→广西。
客家人从中原转辗闽赣迁徙而来，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丰富的物种，改变了珠乡人口结构的同时，也改变了南珠古郡千百年间单一的物产结构。北海客家人在北海合浦定居后，形成了长期稳定状态，极少有再向其他地方迁移的现象。即使有少数再度迁移，也不超出合浦郡区域。在一定意义上说，北海是中原客家迁徙的终点。北海客家人的迁徙历程中还有明清之间因“禁海”而出现的二次迁移和因支持国家建设而出现的“水浸区”三次迁移。
开展深圳“滨海客家”的定位研究，发挥深圳客家的“地缘、人缘、商缘”优势，有利于深圳主动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
深圳都市圈”文化经济的协同发展，有利于深圳客家与全球客家的文化交流和经济互动，有利于推动深圳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