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队员》是英国作家奈保尔的作品。《游击队员》小说是奈保尔根据1972年发生在特立尼达的一个真实事件而写。《游击队员》是中译本首次出版。此版《游击队员》为全译本，未作任何删节。美国版的《游击队员》出版后，获得《纽约时报》“年度最佳小说”荣誉。

一个叫简的英国女人带着对权力与艳遇的天真幻想，随着来自南非的情人罗奇来到岛上寻求冒险和刺激。然而，岛上的一切令人大失所望，所到之处散发着腐败和死亡的气息。当公社“画眉山庄”向简打开，当山庄的“革命领袖”吉米成为简寻找激情的对象，一场扣人心弦的谋杀接踵而至……动荡不安的加勒比海岛国上，亚洲人、非洲人、美洲人和前英国殖民者生活在一种压抑而茫然的歇斯底里之中。

《游击队员》的背景是1970年发生在后殖民时期加勒比海岛国的“黑色权利”运动，不过小说并不直接处理政治事件，而是围绕吉米、简和罗奇三个主要人物之间的戏剧性事件，来揭示该地区混乱的政治和复杂的现实。1973年他写了长篇评论《迈克尔·X和特立尼达的黑色权力谋杀》，登载在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杂志上。1975年，奈保尔以这一事件和主要的三位当事人为素材创作了小说《游击队员》。

吉米·艾哈迈德

吉米是个混血儿，一个出生在中国杂货店的穆斯林。

《游击队员》的主人公之一吉米·艾哈迈德是原型事件中的迈克尔·X转换而来，二者皆是英国造就的“英雄”，是英国白人自由主义者和新闻媒体用大话和空话吹捧出来的黑人“领袖”。实际上都只不过是“一个扮演激进分子的表演者，一个没有拥护者的‘领袖’，黑人权力的‘头目’却既没有权力也不是黑人。”吉米与简的性关系象征后殖民地人与其原宗主国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吉米与简的第一次性关系象征着西方的文化政治优势完全压倒后殖民地的文化政治劣势。第二次吉米通过对简先奸后杀发泄了对原宗主国英国的愤怒和报复。《游击队员》一书中并没有正面描写吉米在英国的经历、在画眉山庄的活动、在岛上如何获得诸如萨波利切公司的支持等社会政治活动。吉米在书中最主要的描写除了与简的两次性关系以外，就是他经常在写作。吉米从一个皮条客、毒贩子、赌场经营者、打手，摇身一变，成为黑人领袖、黑人作家、黑人诗人；奈保尔笔下的吉米比原型是更为内省的，奈保尔试图通过探究吉米的心理世界，指出吉米是可笑也是可怜的，他的荒诞人生是个人悲剧，其根源在于殖民主义留下的后殖民地种族自卑感、身份建构困难和错位。

彼得·罗奇

罗奇，简眼中的实干家，开始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在南非被逮捕和监禁，后来被驱逐回伦敦，之后又回到了南非，受雇于“由殖民店主们构成的公司”。他懦弱胆小，甚至在得知简最后被吉米杀死时，很快逃离了现场，为了打消吉米的怀疑，避免惹祸上身， 甚至对吉米谎称他和简将于明天离开这里。实际上，他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只是革命运动中的丑角，既没有任何地方可去，也没有权利决定任何事情。而简也不再是那个敢爱敢恨、坚强独立、追求爱情与平等的女性，在奈保尔笔下，她是一个来自英国的浅薄无知的白人女子， 对性的态度十分随便。最初，她被罗奇在南非监狱中“传奇”的生活所吸引，为了追求新奇，她跟着情人罗奇来到了南非这个小岛。后来她才知道， 罗奇到这个岛上是来避难的。她以为自己拥有伦敦的机票，就拥有了特权，结果还是成了政治的牺牲品，被黑人领袖吉米强奸并杀害。

《游击队员》的主题思想即种族、性、暴力、政治多重主题思想。奈保尔冷峻地剖析了发生在加勒比海某岛国的黑人权力运动的实质和革命领袖的真实面目，揭开了革命的幻象，让读者看到残酷的真相。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新近独立国家越来越受到新殖民主义弊病的困扰：经济凋敝，社会混乱，政府腐败，民不聊生。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弗朗兹·法侬曾经指出，这些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所处的现实依然是“食不果腹、目不识丁，他们被抛于水天之际, 头脑空洞、眼神空虚” 。

吉米是英国黑人权力运动的“领袖”，因为强奸案在英国呆不下去了，逃回其出生地加勒比海岛国，建立了“画眉山庄”人民公社，进行着“土地革命” 。《游击队员》的背景是1970年发生在后殖民时期加勒比海岛国的“黑色权力”运动，不过小说并不直接处理政治事件，而是围绕吉米、简和罗奇3个主要人物之间的戏剧性事件，来揭示该地区混乱的政治和复杂的现实。故事发生在一个独立不久，类似特立尼达和牙买加的加勒比海某无名岛国。

小说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殖民地争取独立时或独立后暴露的种种社会问题，涉及多重后殖民文学主题：诸如流亡、模仿、身份、前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新殖民主义对独立国家的影响等。

奈保尔善于用意象和象征来烘托故事的气氛，揭示小说的主题。《游击队员》中，象征手法的运用更是随处可见，从而加重了小说的悲剧氛围。

灌木丛

灌木丛在文中反复出现，低矮的、杂乱、缺乏生气的灌木丛，独立后的殖民地本应该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后殖民社会普遍呈现出一片荒凉、混乱的景象：由于干旱，大平原逐渐干涸成沼泽，而沼泽逐渐干涸；政治上无序；经济上萧条；本土文化贫瘠；殖民地的人民身处于此，就像身在灌木丛中一样，满目疮痍，看不清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他们不能续写自己的历史，也无法想像未来。任何一个想到非洲寻找新生活的人，最后只能陷入危机、绝望，甚至面对死亡的威胁。

画眉山庄

画眉山庄更是一个赤裸裸的讽刺。画眉山庄的典故来源于《呼啸山庄》，在《呼啸山庄》中，画眉山庄的环境宁静、祥和，内部也明亮辉煌，象征着理想中的文明世界。更重要的是这是书中第二代人开始甜蜜爱情、最终化解了第一代人仇恨的地方。而在《游击队员》中，这个画眉山庄伫立在荒原、杂草丛生的小路深处。山庄有个冠冕堂皇的名头——人民公社，实际上这只是萨波利切公司的所在地。该公司最初以奴隶贸易起家，通过雇佣罗奇这样的激进派和吉米这样的黑人领袖来试图维护公司的形象。

这个画眉山庄貌似是一切美好希望的开始，人们来到画眉山庄，这片吉米向萨波利切公司争取来的土地，并试图进行土地革命。画眉公社奉行的所谓机密“一号公告”只不过是象征性地喊喊土地革命的口号，满纸天方夜谭，画眉山庄内吉米的办公室也非常简陋，堆满了破烂的杂物，所用的复印机也是萨波利切公司丢弃不用的二手货；然而他住的地方却十分豪华，家居陈设都来自于英国，这一切都暗示了所谓的人民公社实际上就是萨波利切公司的附属品，而吉米不过是他们精心挑选的代言人。可是住在画眉山庄的吉米还带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自己就是《呼啸山庄》里那个命运坎坷、却出生高贵的希思克里夫。他在日记中幻想自己是一个王子，来到加勒比海岸的这个小岛是帮助这些穷苦的黑人

性

在奈保尔的笔下，非洲本地女子的地位是最卑微的，她们丑陋瘦小，是低贱的下等女子，只能沦为男人的玩物；白人女性则往往代表着宗主国。简，这个看起来不属于这里的白人女子，她的性欲望始终与身份和政治有关。她的前任丈夫是一个年轻的政客，情人是一个左翼记者，罗奇也是因为政治经历而吸引了她， 而她对于吉米的交往来自于对异域文化的兴趣、对黑人领袖权利的向往和吉米性能力的好奇。简对于吉米的态度是挑逗的、轻佻的。在吉米面前，简却承担起某种男性的身份，在和吉米做爱之后，立刻把吉米视为陌路人。

显然， 这样不平等的性关系象征了西方的政治优势，这种强势的态度背后正是西方国家对于殖民地国家的一种文化强势。她对于自己外貌的在乎，表现出了强烈的自恋倾向，这也是殖民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自恋的形象化表达。而吉米对于简的性挑逗，以及之后的性交往中表现出的性无能和性暴力，是与吉米的身份息息相关的。吉米是个混血儿，一个出生在中国杂货店的穆斯林。吉米和奈保尔小说中的许多人物一样， 注定是一个边缘人物。在代表着宗主国利益的公司来说， 吉米只是个玩物，是他们挑选出来扮演黑人领袖这一角色的演员而已，小说尾声，奈保尔暗示了吉米的领袖生涯是短暂的，他扮演的只不过是个替罪羊的角色。在那个黑人居多的小岛上，因为种族血统，尽管他享有黑人领袖的名声，却被视为一个异类，不被当地黑人所信任，甚至被蔑视，他的命运注定是一个悲剧，这也是为什么吉米和简的交往过程中充斥着性暴力。奈保尔巧妙地以吉米在简面前的性无能，表现了其政治文化的劣势。而小说结尾，吉米强奸了简之后，伙同布莱恩特将简残忍地杀害了。这种暴力的性关系背后是一种变态而无力的种族荣耀感的宣泄，也象征了吉米内心强烈的混乱，缺乏稳定和安全感。小说中，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成为了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支配与被支配、压迫与被压迫的现实写照。女性最终还是沦为了下层的下层，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

耐人寻味的还有吉米和同性恋情人布莱恩特之间的一段关系。布莱恩特是男女乱性之后的产物，也是个一出生就被抛弃的孩子。他身材矮小，相貌奇丑；他既是吉米的手下，也是吉米的同性恋情人。他们都是社会双重边缘人的代表，都渴望别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同处在这个边缘的岛屿上，远离文化中心，他们都感到了深深的绝望。正是共同拥有的“边缘人”的身份，使他们在这个混乱的社会中相互慰藉。在《游击队员》里，种族、暴力、性、政治紧密相连，纠葛在一起。

《游击队员》中， 奈保尔再次表达了对于非洲后殖民社会无序、混乱、落后、疯狂和杀戮状态的担忧。通过“ 灌木丛”、“性”等象征手法的运用，巧妙地暗示了人物的身份危机和悲惨命运， 暗含了深刻的蕴意和指涉。而“简”、“画眉山庄”的意象象征， 颠覆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更增添了对于后殖民社会的讽刺意味和悲剧氛围。

小说虚构结合历史和游记笔法

《游击队员》作品是虚构结合历史纪实的笔法，还有自传的色彩，一方面表现了个人在文化认同方面的追求，以及移民的族群意识和主流文化的矛盾冲突等主题，另一方面，也写出了殖民主义给世界带来的动荡不安和人民对于压迫的反抗，是一种更有历史高度的眼界。就如瑞典学院颁奖词所说的，在读者熟悉的历史叙述下，还有“被压抑的历史”。作家感到仅凭小说虚构的手法展示历史已经不够得心应手，必须结合历史笔法的精确和准确，而这种历史观，又要是超脱于流俗之上的，并且不受权势影响的。这就是瑞典学院的颁奖词所说的，“结合了感觉敏锐的叙事和不受流俗腐蚀的审察”。

空间不仅是虚构故事中人物和事件的发生地，同时也是展现人物心理活动﹑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作品题旨的重要方式。奈保尔喜欢强调空间的人为性和文化建构性，其空间观念与后现代地理学的空间观念相契合。空间是一种语境假定物，而以社会为基础的是社会组织和生产人造的空间……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在《游击队员》叙述中，否定性空间获得了一种凌驾于人物和事件之上的优势地位，决定了人物出现的方式和事件发生的方式。正如韦斯利·A·科特所说那样：“在一种非常消极的环境中，生存而不是发展与丰富成为主要的关注。人物抱有空虚的幻想并几乎毫无选择。这种状况导致一切现代叙述中已经被不同的指陈的消失的英雄﹑ 贱民﹑ 流亡者和陌生人。”

“吉米总是说自己出生在一个中国杂货店的后屋里。在英国，这样的出身听上去贫寒。”如同德里克·汉弗莱和戴维·廷德尔在迈克尔的传记中分析的那样，迈克尔懂得如何利用英国人，特别是有钱人的历史罪恶感、害怕和同情心为自己获得赞助和支持。在吉米与简的第一次性关系失利后，他没有马上让克拉丽莎代替简受罚，而是一边等布赖恩特出现一边再次给罗伊写信。他的性无能转变为一种社会暴力的幻想，他向罗伊报告斯蒂芬斯这个危险分子：“现在我看不出我如何控制革命。”接着，吉米说出了奈保尔用作《游击队员》引言的话：“当人人都想战斗，也就没有东西值得去战斗。人人都想打自己的小战争，人人都是游击队员。”这段话后来成真了，骚乱爆发以后，哈里来到简和罗奇的住所，谈话中他说：“我觉得不能怪警察。他们不知道他们在打谁，也不知道在为谁而战。现在人人都是头儿。”奈保尔运用叙事空间来体现《游击队员》作品的丰富的意象、互文性和反讽等写作技巧。

《游击队员》颠覆了20世纪60年代把游击队员和革命浪漫化了的概念。小说的标题是《游击队员》，但小说里是否真正有游击队员、谁是游击队员，构成了最大的反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有任何一个队员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游击队”活动。

——中国作家网

V.S.奈保尔（V.S.Naipaul），英国著名作家。1932年出生于特立尼达岛上一个印度移民家庭，1950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毕业后迁居伦敦。著有《米格尔街》、《自由国度》、《大河湾》、《非洲的假面剧》、“印度三部曲”等。200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