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虽有“殷之法刑弃灰于道者”之语，但实难作“用灰肥田”解。反之，甲骨文则屡见卜风卜雨之记载，表示殷人靠天收成，尚不知施用肥料，固火耕粗种意义益显。所谓火耕，即火烧山林，挖地耕种，数年之后，地力贫疮，弃之迁移，另在他处，再效斯法，耕种数年，又复如是。四处迁徙，冠以“游农”，名同实情。今日黔桂边境之苗瑶族人，尤其是瑶族中之“过山瑶”人，尚行此种火耕法。
郭沫若承认殷代是由牧畜进展到农业的时期，而社会主要生产，依然为牧畜，本是他一贯之仁张、他早年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三编即有此说。而殷之实情，余以为并非如郭氏所论。近人又以殷都自契至汤八迁，自汤自盘庚又五迁，凡十三迁，亦由于游牧之故，实属误解。《书经》记载是由于水灾，亦非事实。其根本原因，实由于农业初期之粗耕。换言之，即由于“游农”之故。在殷代取得社会生产主要地位的并不是游牧，乃是“游农”。（摘自
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