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渐进主义主要是指那些在学术上坚持渐进改革取向或者是在实际的改革过程中坚持渐进改革取向。它既是一种学术理念，又是一种实践运动。而渐进主义似乎成为引导中国改革的主要价值。实际中渐进主义的最主要的特征在于手段和途径的策略性。它强调的是一种实现理想目标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试图以一种最稳妥的方法实现这样的目标。

渐进主义以稳定社会、创造一个平稳秩序为目标，针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试错式解决问题与缓慢式缓解各种社会冲突，既能要求社会成员长久与耐心等待又能满足社会成员暂时的要求。笔者试图对渐进主义的理论基础作一些分析，以西蒙、林德布洛姆、哈耶克和波普尔等人的观点为基础，试图提供一些方法论上的借鉴，以求抛砖引玉，求教于大家。西蒙和林德布洛姆侧重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探讨渐进式改革的合理性，哈耶克与波普尔侧重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论述渐进改革的必要性。

西蒙认为，在选择改革道路的过程中，理性决策人模式有很大的弊端。因为，理性决策模式（或者说最优模式）要求改革决策者在一定情况下想到此情况下所有可能的行动，要知道每一个可能行动的全部结果；此外，改革者的价值系统要求选择一个在结果上能获得最高价值或目的的行动，“要求决策者有能力用某种一致的效用尺度，去比较那些后果，无论那些后果种类多么繁杂，性质多么不同”。[1]正如林德布洛姆认为，这不仅要求改革精英认清问题、目标和解决的先后次序，还要掌握每一个目标的所有手段、政策及其这些手段与政策的成本、收益与后果预测，也就是说，试图以最少的损失达成最大利益的公共政策。[2]诚然，改革者不仅要能准确预见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能够发现、设计和构造所有被选方案，还能精确计算和评估它们的后果和影响。这实际上就要求改革者是一个无所不能和无所不会的超人，具备完全和十足的理性，而“人类提出与解决复杂问题的智力能力同问题的规范相比，是微不足道的”，[3]显然这种政治精英在现实中是很难找到的。政治改革主要的由政治精英来完成，通过分析决策主体的知识、信息、经验和能力之有限性，因而政治精英不可能实现全新和快速的渐进改革，渐进改革是必要的。为此，根据对棋局复杂博弈的关系和早期对管理行为的实际的调查研究，西蒙提出、丰富和发展了有限理性理论，试图弥补理性决策研究“大刀阔斧的简化真实世界”的缺陷。[4]他认为：

①在现实和实际的决策过程中，人只能想到少数几个选择。

②人不仅不可能知道少数几个选择的全部的可能结果；实际上不容许考虑许多附带的结果，对其中的每一项选择的结果仅仅能知道一部分，不可能获悉某项选择的全部结果；更重要的是，对某项选择的许多可能包含行动及其结果，人们也很难想得到。

③在某项选择之下，即使对一切行动之实际结果了解正确，在做决定时，对比结果的阿价值估量与得到此结果后之价值体验未必一致，从决定到实施完成时，价值观点也可能有变化，因而最终的决定未必一定正确。也就是说，改革者不可能具备一套完整、明确和偏好一致的行为体系，因而不可能选择完美方案。

④人的注意力只能及于一定范围，他不能在每一次的决定上全盘看到所有可能行动、行为结果及各方面的价值。一个刺激将人的注意力引向某个方面，就不可能再注意到其它的很多方面。

所以他说，人的实际决定是由偶然的和不能控制的刺激所引起的反应，这种反应一部分是经思考的，大部分是由于习惯的。[5]西蒙对他的理论比较满意，认为相对于理性模式而言，有限理性决策模式更为有用，因为它在“不同方向上简化真实情景，它保留了较多的真实情景细节”，它“试图做出满意的决策，而不是最优的决策”，是“那些能使我们以比较有限的搜索量、在巨大的可能空间中找到稀少答案的启发式方法”，[6]因而既不要求确保决策的万无一失，也不要求决策者具备先知先觉的长远预测功能，在现实的决策过程中更为有效、更合理并更有解决问题针对性。按照西蒙的研究成果，改革应该是不断微调的和稳健迈进的，这些看法深深的吸引林德布洛姆。

林德布洛姆认为“渐进政治”（incrementalpolitics）指的是小步伐式的政治变迁，是与激进变 （drasticchange）相反的概念。通过早期与达尔的合作研究得出共识和妥协的渐进主义结论，通过对比渐进分析方法(incrementalanalysis)和全盘性分析(synopticanalysis)方法的优劣，通过对党派互相调试和渐进政治的分析，林德布洛姆提出和扩展渐进主义理论。[7]激进改革的分析思路来源于全盘性分析（或根的方法），渐进改革思路则来源于渐进分析（或支的分析），方法论对分析改革的变迁具有很大的优势，因而他的研究特色在于从方法论的优劣评判两种改革模式的优劣。林德布洛姆认为，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问题，实际涉及的使如何选择较佳战略的问题，采用全盘性的分析方法是不能适用的。激进改革解决问题的模式在复杂社会行不通的，其原因在于全盘分析对改革家的理性和科学知识要求太高以致不可能获得全盘的整体性知识，变动不定的社会形势的变化及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特征也使得改革者很难对改革设计和运行掌握的十全十美，而且他认为激进改革只会带来象征性符号和掌权者人选的改变外，不会给现实的经济和和政治发展带来任何改变，将来的发展还得靠政策的不断改进、调试和社会互动，并只有在人类有限知识和信息范围内反复的纠正、尝试和温和的增量式改进才能满足上述因素的要求。林德布洛姆关注的是如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不是规范的应然的取向，在改革的实际进程中碰到的问题比理论更重要，问题导向而不是目标和理论导向才是解决问题的指导原则。他反复强调渐进调试思想并为他的渐进调试思想自我辩护对改革的重要性，强调渐进主义的可预测性、可掌握性、有用性、包容性和广泛性，对其它替代性政策的精心的、有计划的和可争论的排除而不是像全盘性分析的随意的排除，突出简化分析的优越性，几十年未便。实际上，渐进政治与激进政治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①有错能改，是实验性的、小范围的和区域性的，好的可以推广，不好的在试验，直至能够产生一套较好的制度安排为止，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式，是一种动态性和开放的解决模式。②容易实施，给民众以希望，容易获得百姓对基本价值和信念的支持，符合民众求稳的心理状态，不会给社会带来混乱和冲击。③适合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推进市场体制改革，缓慢地推进政治民主化建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改革者并不需要做大规模的跳跃式迈进，只需在原有领导人的既定政策下推进改革，他的改革步伐是小范围的，逐步迈进的，使受损者忍受暂时的损失，不会破坏政治体系的稳定。④通过一连串快速的小步伐变迁也能够达成明显的政治变迁效果，而且这是“现实中可以实现的最快的变迁方法”。[8]

哈耶克关于社会改革的渐进性主要是从他早年批判计划经济中衍生而来的。他认为计划经济改革由于其对西方伟大文明传统的全盘性背离和放弃是注定要失败的。他认为一项社会改革应该在现有道德传统、文化传统和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缓慢的改进才有可能成功的。在早期的政治哲学类著作中，渐进主义改革观的论述不是很细致。大略的提及人类不能够预见将来，因而渐进演变是必要的；人的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人的认识、了解和判断事物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人类没有实现乌托邦的能力，并没有详细分析为什么是这样子的。[9]在其后的《自由宪章》尤其是《致命的自负》一书中详细的分析了这方面的理论。

他的渐进理论基础主要为：人类无知说、自发秩序论和传统伟大论。

人类无知说（知识虚妄说）的理论基础是信息分散理论。信息分散理论指的是构成知识的要素之一的信息是分散的，主要指人类获得的信息是不完整的、局部的、零散的和有限的，人不可能掌握所有事情得各部分的信息。信息分散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的广泛分散，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尤其如此。

人类无知说主要表现为：

第一，无知普遍存在。个人而言，个人所能掌握的知识只占实现他的目标所需知识的很少的一部分。其它很大一部分知识需要利用他人的知识。因而，个人对周围环境知识的掌握是微乎其微的，个人只能知道身边事物的一小部分，所以个人不可能获得整体性知识。专家也是一样，专家的知识也是“非常有局限性的观察的结果。”[10]他们所不知道要比知道的多的多。从对密尔顿、洛克、穆勒和白哲特等研究发现，这些著名的学者也承认人类的无知。[11]所以，哈耶克认为专家与普通人之间的差别微不足道，所拥有的知识都很贫乏。从知识发展趋势而言，知识具有永恒的扩张性，人类对知识的认识和了解愈加的困难，“人们知道的愈多，人们掌握的知识在全部知识所占比例愈小。”[12]

第二，无知是必要的，有利于社会前进和发展。无知有利于更好的认识社会，是智慧的源泉。人类的文明就是“突破无知的藩篱”而生成的。[13]社会生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承认无知使人类能够清醒的意识到探寻“知识之外的黑暗区域”的必要性。[14]无知也为目前的观念和理想留有修正的余地，有利于人类心智和认识能力的增强。

第三，无知应该与理性相结合才能够推动渐进变迁，不应该过分滥用理性。

自发秩序论是哈耶克第二个主要政治哲学。自发秩序机制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自我运行与自我扩展的进化性机制。每个人都处于不确定性范围之中，每个人都不知道其他人的全部信息。每个人也不能够完全了解该机制运作的原因、规律与核心秘密。在这样的机制中，好像大家都进入了一个不能完全控制的急流之中，更多的遵循一种渐进演化、不断学习和不断反思的过程，并不是一种人为的可以被人类控制的过程，因而任何的人为式激进式改革都是不能奏效的。相反，渐进改革更有助于加快自我扩展秩序的演进和不断更新。正如哈耶克论述到，自我扩展秩序“使千百万人的不同知识形成外展的和物质的模式。每个人都变成传递链中的一环，他通过这些传递链接收信号，使他能够让自己的计划适应并了解的环境。全面的秩序由此变得无限扩展性，它自动地提供着有关日益扩大的手段范围的信息，而不是仅仅服务于特定的目的。”[15]

传统伟大论是与理性相对而言的。传统指的是沿袭而来的财产、道德、习俗、惯例、自由和公正制度等，这些伟大的传统不仅仅是一两代人的努力的结果，更是三代及三代以上的人连续不断努力的结果。对于一些滥用理性的人而言，哈耶克认为，传统具有更久远、更优越、更聪明和更伟大之优势，不仅因为传统选择的对象是未证明和非理性的信念，超越人类本身的认知能力、范围、程度和深度，因而不能被发现和理解；还因为传统自身利用实际条件与自行运作的特点，比理性的认知范围更大。[16]因而，可以说，任何激进改革对于传统的冲击可能是致命性的，可能导致传统文化和价值的断裂，造成几代人的伤痛和价值－结构体系的紊乱。从传统的上述特性出发，改进和完善应该是渐进的。

波普尔从早年对历史决定论观点的批判得出反对类似乌托邦工程的激进改革，反对整个社会进行大规模激进改造的计划，主张一种零碎的（piecemeal）、试错的和逐步性的社会工程。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人的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精确而详尽的科学的社会预测是不可能的”，[17]同哈耶克类似，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受到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逻辑上，我们无法对历史未来做出精确的预测。波普尔把试错法作为渐进工程的理论基础，认为通过不断的实验、纠错和小心翼翼的发现，能够揭示和分析错误，社会才能进步；这不仅是一种批判的方法，更是对不可避免的意外情况的审慎心理，尽量少犯错误，[18]与其它的学者不同，波普尔详细具体的提出他的可以实现的渐进社会工程理论：“尽量减少可以避免的苦难”，并称之为国家政策的一般指导原则。以教育为例，政府和社会主要的任务应该最大限度的增加儿童的就学机会，那么，他认为这些机构应该尽可能减少不利条件，将注意力首先转向“教育设施最差、职员配置最糟、班级最拥挤、机房最简陋的学校”，[19]并优先改善这些学校的状况，因为与激进改革相反，这种改革方案是消除人们正在遭受的罪过，会更为实际、有效和有可能性，也是相对较为稳妥和谦逊的改革步骤。相反，激进改革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漫长的时间，会改变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迷失方向，导致普遍的物质灾难，并导致目标实现的遥遥无期”。[20]实际上，他的这番话正好预测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后遗症。经过10多年的激进的完全市场化改革并没有极大的改善民众的经济生活，反而助长黑社会和反社会力量的泛滥，出现富和贫的两极分化，民众普遍表现出对人生、社会、国家和未来怀疑、彷徨和恐惧的心理倾向。痛定思痛，所以，马吉令人意味深长地说道，“人类就像茫茫大海上行驶的船只上的海员，虽然他们能够随意地改造他们所栖身的这艘船上的任何部分，能逐步的完全改造它，但不能马上改变它”，[21]表达了经济和政治改革渐进性的必要。

综上所述，四位学者的论述是深刻和复杂的。既有从改革主体的有限理性，还有从改革过程的慢慢演化而言；既有从知识的局限性，又有从理性和传统的关系入手。而林德布洛姆则从方法论入手使得他的分析别具一格，在决策理论中独占鳌头。当然，并不是说上述的论述就穷尽渐进主义的理论基础，更远的探索还没有穷尽。

注释：

[1][美]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有限理性说》（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第79页。

[2]C.Lindblom：“TheScienceofMuddlingThrough”（J）,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19(1959),pp78-88。

[3][美]查尔斯·E·林布隆：《政策制订过程》（M），朱国斌译，王谨校，华夏出版社，1988，第25页；亦可参阅竺乾威教授翻译的同样内容的文本《决策过程》。

[4][美]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有限理性说》（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第79页和第56页；亦可参阅他的经验调查，见[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5]详细的论述参阅台湾学者华力达对西蒙决策思想的研究。参阅《决策》条目，载《云五社会科学大词典》（M），行政学卷，台北：商务印书馆，1960，第56－57页；彭怀恩：《决策论奇才：西蒙》（M），台北：允晨文化，1982，第98页；同样的论述亦可参阅[美]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有限理性说》（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第79页。

[6][美]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有限理性说》（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第79页和第56页。

[7]synopticanalysis是在1963年提出，具体分为简单分析、断续分析和策略分析三个层次，一个比较难翻译的词汇。学者张世贤将之译为“周全分析”，胡伟教授将之译为“纲领性分析”，学者王逸舟译为“纲要性”分析，经过考虑再三，借鉴林毓生对传统社会的研究并为方便理解将之译为“全盘性分析”或“整体性分析”。参阅张世贤：《林布隆‘渐进调试’的科学之研究》（J），载《行政学报》，1982，第14期，第37－59页，收入张世贤：《公共政策析论》，台北：五南图书，1986；胡伟：《政府过程》（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385页；C.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M），上海三联出版社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王逸舟译，1996，第19节与23节。

[8]C.Lindblom：“StillMuddling,NotYetThrough”（J）,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6,1979,pp517-526

[9][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在该书中，关于渐进式思想专门的论述只有5处，分别是第21、54、55、57、61页。

[10][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57页。

[11][12][13][14][英]哈耶克，《自由宪章》（M），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49页；

第49页；序言第4－5页；第53页。

[15][16][英]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94页；详细的论述参阅第84－85页。

[17][英]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M），华夏出版社，1987，第10页。

[18]详细的论述参阅[英]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M），何林、赵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77－80页；亦可参阅李海亮的分析，见《波普尔“逐步社会工程”的合理因素》（J），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0，第1期。

[19][20][21][英]布赖恩·马吉：《开放社会之父—波普尔》（M），南砚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101页；第127页；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