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教清代民间宗教之一，白莲教分支。山东兖州寿张党家庄王伦

清代民间宗教之一，白莲教分支。山东兖州寿张党家庄王伦（？～1774 ）继张既成，而为教首，以阳谷县为根据地，自称曾遇异人传授符箓，能召鬼神，又声称黑风劫将至，入教即可避祸。广招徒众，奉弥勒佛、无生圣母，声称圣母降生，刀枪不入。教内分文、武两场，文场之徒众称为文弟子，习运气练功，不许退教；武场之弟子称为武弟子，习拳棒，可半途退教，称为太平去。该教流传于山东、河北等地，乾隆初年，即于山东省西方农村中召集信徒，举行宗教集会。乾隆三十九年（1774）王伦曾领导徒众作乱，称为清水教之乱，或称王伦之乱。〔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圣武记（魏源）〕

本论文研究的范围，限定在乾隆后期的八卦教（主要探讨其异名同教清水教）。乾隆朝是“康乾盛世”的最后一个时期，在整个清代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乾隆皇帝大力加强了对于秘密教门的治理，八卦教属于秘密教门，对于八卦教的研究，我们首先要分清的是秘密教门和宗教在本质和功能上的不同，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一切宗教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1]宗教是人们在对自然界感到无能为力时，幻想出一种超自然的神灵的存在，对其加以顶礼膜拜，以祈求能够得到保护和庇佑。而秘密教门虽然大多以宗教信仰的面貌出现，但它在本质是少数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不肯向命运低头的人，以宗教信仰为纽带组成的一种民间秘密结社。他们的创立者和参加者多希望通过秘密教门这种组织，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或者是经济方面的某些要求，秘密教门多起源于异端教派，一般它们具有反现实社会和反对时政的特点。秘密教门不是宗教团体，而是一种披着宗教外衣的民间秘密结社。八卦教是清代秘密教门中影响非常大的一支，也是在华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一支，从康熙初年建立一直到嘉庆中期，时间跨度非常广，康、雍、乾和嘉庆时期，清政府对八卦教的打击始终都没有间断过，八卦教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恰好反映了当时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清政府的严重的统治危机，反抗斗争是深重社会矛盾的直接的表现方式，从秘密社会的角度来研究八卦教，借此了解当时的社会，是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八卦教作为一个秘密教门，在整个清代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作为其异名同教的清水教，在乾隆后期才出现，到乾隆末年基本上被镇压殆尽，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发展过程。但在乾隆后期的整个华北地区，清水教作为八卦教的一个异名同教，是最有影响的一个秘密教门。

关于八卦教的研究，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如秦宝琦老师的《中国地下社会》和《中国秘密社会》等著作，马西沙老师的专著《清代八卦教》，此外山东大学的路遥先生也在其著作《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中做过研究。而对于清水教的研究，还没有专门的著作出现，对于清水教的归属问题，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一些日本学者把清水教说成是八卦教中震卦教的一个别名；马西沙老师把清水教看作八卦教的一个异名同教，这里笔者采用马西沙老师的观点，将清水教看作八卦教的一个异名同教。清水教是八卦教的异名同教，这里有必要作一下解释：首先，清水教的入教仪式用三盅清水磕头；另外，从乾隆朝《朱批奏折》和《军机处录副奏折》所载史料看，也可以证明清水教是八卦教的异名同教：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山东巡抚徐绩的奏折中写道：“清水教本由东省传播蔓延，前经缉获之逆犯王中，虽已正法，今豫省审处教首刘姓其人，与逆书所云‘周刘户’字样相合。”[2]又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二日明兴的奏折中写道：“吴克己籍隶河南确山县，寄居山东曹县，于乾隆三十六年间投已故菏泽县人布伟为师，入已正法单县人刘省过等清水教。”[3]从以上两个史料可以看出，乾隆中后期的清水教是八卦教的一个异名别教。

山东地区自清军入关以来就处于长期的战乱状态之中。1644年3月，李自成打到北京城，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自缢于景山，明朝从此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南明政权在清军入关后被很快镇压）。然而在吴三桂和清军的联合夹击下，李自成很快失败，逃离紫禁城。5月清摄政王多尔衮进军北京。当时的中国处在严重的战乱状态之中，人们流离失所，国家景象残破不堪，一片萧条。山东地区的明朝官僚大多在清政府的招抚政策下相继投降，但清政府所采取的劫掠和剃发政策，使得山东地区的底层群众“怨声载道”，造反事件此起彼伏，势如燎原。山东地区从清军入关以来就有反清的历史传统，可谓源远流长。清政府在入关之初所采取的残酷政策，使得山东人民具有了强烈的复仇心理，他们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抗清斗争。

到乾隆后期，清帝国已经度过了它的鼎盛时期，“康乾盛世”已经结束。各种社会矛盾较以前更趋尖锐。乾隆皇帝所作的很多事情都是出于“邀誉”的目的。六下江南、十全武功等一系列事件，不断挥霍着康雍时期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当时天灾不断、土地兼并严重、人口激增和物价飞速上涨。底层社会动荡不安。华北地区的情况更是如此，山东更是重中之重。据《山东通志》记载，乾隆中叶山东的情况：……往时东省农民称贷，富户加息四五分尚肯偿还，是以小民挪借有资，不至流离失所。今即取息二、三分，借出不还。……有余之家，恐为所负，不复出借，……。贫户仰叩无门，不得不求食他乡。[4]而乾隆中叶，华北地区的土地兼并严重，已到了无荒可垦的程度。土地的相对不足导致了全国各地之间人口流动频繁，清政府从入关伊始就采取了鼓励开荒的政策，下表清政府历年垦荒的数字：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乾隆朝，政府开发荒地是卓有成效的。但乾隆中叶的田亩数相对于当时的人口数来说，是相对不足的。乾隆时期人口的绝对增长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全国范围内，乾隆六年时，全国人口达一亿六千万，而到了乾隆五十八年，全国的人口数是三亿一千万；山东省的人口，到嘉庆十七年的时候达到了两千八百多万，较之乾隆十八年的一千二百多万，增长了一倍还多。当时的土地兼并程度是相当严重的，据《皇朝经世文编》载：“今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必须买米接济。”[5]“民以食为天”，广大下层民众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反抗斗争是在所难免的。

乾隆中叶人口的增长异常迅速。人口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土地的开垦数，全国很多地方出现了灾荒，乾隆皇帝虽然给予接济，下层官员层层克扣，接济物品到百姓手中时往往是杯水车薪；地方官员贪污腐败，加重对人民的盘剥，阶级矛盾尖锐，山东广大底层群众间存在着对清政府的极为不满的情绪。这从当时的工科给事中李漱芳给乾隆皇帝的折子中可见一斑。奏折写道：“查山东省寿张县奸民聚众滋扰一案，臣于三、四月间即闻进京人传说，各路上因雨泽稀少，麦收欠薄，行旅车马，动辄十数人围绕，不能行走。所冀者秋收在迩，可资接济。待五六月后，虽节次得雨，总未透足。岁既不登，而地方有司又复粉饰相沿，收成分数，捏报七、八分不等。抚字无闻，催科日蹙，以致不法之徒，乘机起衅。虽曰奸民，其实大半皆无告之饥民，激而成之也。”[6]奏折中虽然说的是王伦清水教起义的一部分原因，但从这个奏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当时土地兼并严重，人口急剧增长，在遥远的西北部，大小金川相继叛乱，清政府耗费了大量的财力，赋税较以前更加繁重，贪官污吏的勒索敲诈，王伦清水教起义首领孟灿在受审时提到了他们起义的原因：“因年岁欠收，地方官妄行额外加征，以致激变。”[7]可见，当时山东地区的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程度，农民起义的爆发在所难免。

乾隆后期，民间教派和秘密结社活动遍布全国，活动频繁，大量的新教派不断地涌现，“乾隆二十年以后民间宗教和结社多达199种之多”[8]，在乾隆时期，尤其是后期，出现了民间教派与武术团体的结合。教门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共同的信仰，武术团体则具备了进行武装反抗斗争的技艺，这种结合，在王伦清水教起义上表现得非常明显。这种民间宗教和武术团体的结合，也是清水教农民起义的一个特点。

八卦教介绍：

2.1八卦教的发展历程

康熙初年，刘佐臣在山东单县创立五荤道收元教，也叫五荤道或者收元教。也就是后来的八卦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空子教”、“儒理教”、 “清水教”等别名。关于八卦教的渊源，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认为八卦教来源于闻香教；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来源于红阳教；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八卦教来源于一炷香教。实际上，八卦教的创立都受到了上述这三个教派的影响。乾隆五十一年（1786）清代的档案中，有关于八卦教最重要发展历程的记载：“山东单县人刘佐臣于康熙初年倡立五荤道收元教，编造《五女传道》等邪书，分八卦收徒敛钱。刘佐臣物故后，伊子刘如汉、伊孙刘恪踵行此教。刘省过系刘恪之子，接充教首。”[9]在这个记载中，明确记载了八卦教的教名、创教人、创教时间和传承情况，刘佐臣在创立八卦教初期，并没有明显的“弥勒救世”的信仰，而是注重儒家思想，同时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强调修炼内丹。初期八卦教念诵的主要的经卷是《五女传道》，其主要内容是观音、普贤、白衣、鱼兰和文殊五位菩萨化身为五个村女，用不同的劳作方式来比喻人体内部修炼内丹的情况。在整个康熙年间，八卦教在河南、山东、直隶一带广为流传，除了刘姓子孙所传的八卦教本支之外，离卦教、震卦教和坎卦教（刘佐臣创教之初只有这三个支派卦教，其他的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步创立）也得到了大的发展。后来八卦教的领导核心除了山东单县的刘姓家族外，又出现了山东菏泽的王姓家族、河南商丘郜姓家族。八卦教在刘恪、刘省过执掌教门时，形成了“内安九宫，外立八卦”的健全的组织形式以及完整的等级制度，教内尊卑有序、职责分明。到乾隆中叶，八卦教发展成为一个由世袭的传教家族把持的教门，主要的有教首刘家、离卦郜家、震卦王家、侯家、布家、坎卦张家等。教内设有先天、中天、后天的牌位，象征着八卦教的创立、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刘佐臣创教之初，尚未建立起八卦组织，仅有坎、离、震三卦。执掌离卦教的是河南商丘人郜云龙，他的五世孙郜添佑有供词：“高祖郜云龙从前原是山东单县人刘老爷的门下，那老刘爷原是弥勒佛转世，高祖从他得道，叫透天真人。刘老爷派高祖主掌离卦教。”[10]执掌震卦教学术界存在着两种说法，一个是刘佐臣将震、卦坎教的执掌权给了侯堂，另外一种说法是将震卦教权传给了王容清，王容清故后，由其长子王中接传，这里笔者采用第二种说法，乾隆三十七年的王中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到刘儒汉时，“所收之徒分为八卦，每卦以一人为卦长，二人为左乾、右支，以下具为散徒。每卦各自收徒，所收之徒，各出银钱送与卦长，卦长汇送与教主，多寡随便。”[11]可见，八卦教在刘儒汉时就开始聚敛钱财。此后，从康熙初年八卦教的创立到嘉庆二十二年，刘姓家族始终充当八卦教教首，在一个半的世纪中传承六代，到乾隆后期，山东地区的八卦教主要有以下几支：山东金乡的艮卦教和震卦教，教首为张静安（后艮卦教为张玉成、张静安父子；震卦教为王中）；山东单县的巽卦教，教首为张炎。

从上表可以看出，到乾隆中后期，八卦教的发展以山东为中心，大体分布在山东、直隶、河南等三个地方。在乾隆后期，八卦教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发展尤其是组织上已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且这时候八卦教从其传教活动来看，叛逆的迹象已经显露。王中、刘省过案中的悖逆词句、王伦起义中所提的政治口号，都说明他们已有了明显的政治目的，推翻当局统治，来实现自己称王称帝的政治野心。

2.2八卦教的信仰、组织体系、劫变观念、丹道和谶纬思想

八卦教的信仰：八卦教的十六字真言：“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如来、弥勒我主”。八卦教从“真空家乡、无生父母”信念中产生出对太阳的崇拜，同时对孔子极为宣扬，八卦教对儒学的崇拜可以从他们的《上大人歌诀》中看到：“上大人，生中国，人不知，山东曲阜来下世。领定三千众弟子，内有七十二贤士，燕南越北埋名字。落贫家人人不晓，到后来认祖归根。邱已巳，是孔圣，燕南走，度众生，临凡下世转三性，三星地上来出现，早见无生拜世尊，婴儿见母心旋动。……”[12]刘佐臣创教之初并未将孔子的地位上升到佛，经过后来的发展，孔子的地位才慢慢地提高，刘恪、刘省过时，教内宣扬“五圣”，孔子临凡下世教化了颜回、曾参、子思和孟子。这四个人加上孔子，称为“五圣”，他们崇拜的圣帝老爷实际上指的就是太阳，八卦教要求教徒每天都要礼拜太阳：太阳初升向东磕，中午向南磕，日落向西磕。每年上供五次。

八卦教的组织体系采取“内安九宫，外立八卦”的形式。在《八卦教理条》中，世界被分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等八卦，分别代表西北、西南、正东、东南、正北、正南、东北、正西八个方位。八卦就是八宫，加上中央就是九宫，而五行中水、木、金、火、土以土为尊，九宫以中央为中心。八卦教以刘姓教首为尊，刘姓家族从来不执掌八卦中的任何一卦，他们一直居于中央宫的地位，支配着其他八卦教派。刘姓家族的人一般充当教主，下设分卦卦长。卦长之下设六爻，掌爻的封号称为指路真人，指路真人下面是开路真人、挡来真人、总流水、流水、点火、全仕、传仕、麦仕、秋仕等职。[13]不同的教职有不同的地位和权限，“全仕可以传授徒弟，流水可以经营账目，真人可以动用银钱。”[14]真人被卦长赐予“瑶数铜刃赤剑”有很大的权力，可以裁处某一地区的全部事务，“可以执掌教内生杀之权”[15]。点火负责出钱人的名单，用火把名单烧了在阴司记账；传仕是专管送信的人员；而麦仕、秋仕是最低的教职。在教内的地位最低，只有来世才可以得到好处，“秋仕托生秀才，麦仕托生举人。”[16]教内按“功行”的大小来确定职位的大小，“功行”的大小主要依据招收徒弟的多少来确定。

八卦教的劫变观念。八卦教将道教、佛教和孔子的儒教三者合一，在这一过程中又将儒家思想宗教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其教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开始八卦教在前代思想的影响下，崇尚“存天理，灭人欲”。但到后来，由于佛、道两家思想对于斋戒方面的限制不利于八卦教发展教徒。八卦教的教规由原来的戒五荤改为戒杀、戒盗、戒淫、戒毁、戒欺等五戒。同其他教门一样，八卦教教内也充斥流传着关于劫变的思想，他们认为个人的命运被一种外部神秘的力量所操纵，人们时时刻刻处在一种恐怖的环境下，只有救世主的降临才可以拯救他们。八卦教推崇前代流传的三劫应世说，默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如来，弥勒我主”的咒语，他们崇信无生老母在青阳、白阳、红阳三个时期，分别派燃灯佛、释迦佛、如来佛下世，让他们收渡九十二亿芸芸众生回到天宫，也就是他们所说的真空家乡。劫变的思想一般被教首们用来作为发动起义的政治口号。王伦发动清水教起义也用了劫变思想，起义前就散布谣言说将有四十五天大劫，从他者可以免灾。劫变观念从侧面反映了底层社会的不安和人们的危机感，也是秘密教门教首们用来发动农民进行反抗斗争的工具。

八卦教的谶纬和丹道思想。谶是隐语和预言，纬是用晦涩的语言对经书所作的解释。谶纬思想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流行，西汉时谶、纬出现合流，在两汉三国时期成为了一种社会流行的社会思潮，由于它比较晦涩，是一种预言式的经文，到清代中叶时，清廷依然发现民间宗教的谶纬经书，如《唐朝袁天罡》、《李淳风石碑》，清当局于乾隆三十七年镇压王中、刘省过教案后，在教徒孔兴己家中所搜出的一本无名邪书，实际上就是一种谶纬思想。它用宗教预言的形式指明了清朝灭亡的时间。八卦教首们可以用谶纬思想来发动和蛊惑下层人民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清水教介绍；

3.1王中、刘省过教案

据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军机处档》，清水教创自于王中：王中是山东菏泽县人，读书未成。后学医，乾隆三十六年做了《行善书》，以骗取钱财度日。在家中供有先天老爷、中天老爷、后天老爷的牌位，又在牌前供奉清水三杯，取名清水教。后来王中将《行善书》传于亲戚王振，后来又传到龙居泾等人手中。龙居泾又将《行善书》传给李孟炳、李孟镶兄弟。王中在传教过程中尊刘佐臣为“先天老爷”而自己是“后天老爷的儿子”，把自己提高到与刘佐臣相当的教主地位。同时尊刘佐臣为清水教教主，将清水教纳入了刘佐臣八卦教的范围。乾隆三十七年，李孟炳在河南临颍地方传教时被清当局抓获，在对李孟炳的审讯中，王中、刘省过被牵涉其中，是年三月，清政府捕获王中，在其徒弟谌梅家中搜到一本邪书，乾隆皇帝阅读邪书后，发现里面的“平明不出周刘户，进在戊辰己巳年”和“也学太公渭水事，一钩周朝八百秋”等句。在前一句中，“平明”中的“明”字有被修改过的迹象，乾隆认为这几句话是谋大逆。要求地方当局严加查办，在对龙居泾等人的一再审问下，清朝当局弄清了事情的真相，证明了乾隆皇帝的怀疑并不是空穴来风，“平明”中的“明”字确实由“胡”改来。这样，这一个一般的传习邪教的案件在性质上发生了大的变化，成了乾隆皇帝所深恶痛绝的“谋逆”事件。

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在对李孟炳的审讯中，李孟炳供词：“乾隆三十五年八月，小的与同教张勤说起兴教的人，张勤还说王中还有个老教主姓刘，住山东单县东门城里。刘姓是个监生，祖上做过官的人，王中是其分支传教的人。”[17]这样，清政府将重点转移到了刘姓教主身上。是年五月王振的供词：“王中系单县监生刘宗礼之徒，惟王中能入老教主家，余人不能与老教主见面。”[18]这样，清政府就查明了刘姓老教主就是刘省过，五月初将其拿获。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初十日，山东按察使国泰在宁阳县和邹县分别拿获孔万林和秦舒，在孔万林家中搜到“词语一纸，奇门书四本”[19]。同时，地方当局在单县拿获刘省过。据刘省过供：“刘系捐纳县丞，伊曾祖刘佐臣，于康熙五十八年因邪教犯案奉缉拿病故。”[20]十二日，山东按察使国泰亲抵山东单县，在刘省过家中查出大小瓶罐二十七个，银子一万两千四百多两。对于刘省过聚集这么多的财产，国泰首先表明了他的担心：“刘省过等祖孙相继传教，得受伙党馈赠，坐拥多资”，且“刘姓家道殷实，田庄数处，地数十顷，臣思该犯现银多至万余金，庄田富有。自必均系传教所得，其党徒之众自不待言。”国泰还认为，刘省过能够聚敛这么多的钱财，必然有邪书来传播发展教徒，据孔万林供称，有五女传道书藏于孔兴己家中，结果国泰在济宁孔兴己家中搜出五女传道书一本，另外还有一本邪书，在无名邪书中，国泰发现了更为悖逆的话语，如：“走肖木易卯金刀来征战、八牛火焚幽燕及朝廷离幽燕、建康城里排筵宴句等。”[21]这几句话的大致意思是说赵、杨、刘、朱等四姓人起来反抗清朝统治，“建康城里排筵宴”也就是恢复明朝的江山，这里带有明显的反清复明的意味。对于这样的教案，清政府必然是严加镇压，再加上邪书中极为“悖逆”的言论，刘省过被斩立决。妻儿等被押解北京为奴，刘姓及其近亲被发放新疆为奴。

王中、刘省过教案后清廷对其余党的镇压：

王中徒弟高志远在江苏沛县传播清水教的情况：乾隆三十六年，山东震卦教掌教王中之徒高志远经常到江苏沛县地方卖布，与当地高家坊人杨进逐渐熟识。高志远说他是八卦教震教内的人，他师傅是山东菏泽县沙土集人王中，王中有妻袁氏，儿子王子重又叫王朝重。高志远劝说杨进入八卦教，说入了他们的教，可以获福免灾，他们只需随意出钱数十文至一二百文即可。杨进禁不住诱惑就入了八卦教。十多年后，高志远封给杨进“流水”的称号，让其收几个徒弟，杨进遂收沛县人韩元兴、陈林等四人为徒。并每年收他们一二百文钱交与高志远。高志远物故后，杨进接任掌教权，乾隆五十三年春天，杨进将从教徒手中收集的钱财兑换成六两一钱银子，与郭振同往山东菏泽王袁氏家看望，王子重当时在家，杨进将银子交给了王子重的侄子王腊儿。五十四年十月间，杨进、郭振等复又将收集到的银子十二两四钱，并买沛酒六篓、虾米两包，将银子交与王袁氏并王腊儿。这时乾隆五十三年清水教案发，王子重已被遣配到新疆。王袁氏告诉杨进等其夫及儿子均因传播邪教获重罪，杨进等人本想入教可以获福免灾，不曾想他们的教首们却因传教而获罪。顿生悔悟，只给了王袁氏一包虾米和一篓酒，将其余的五篓沛酒卖钱买了棉花后返回江苏。以后告知同教，各自悔过不复行教。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江苏巡抚觉罗长麟报在该省沛县，查获震卦教徒徐经等。这是江苏拿获杨进、郭振等后又一次在苏境内拿获的八卦教信徒。据徐经供词：他是江苏沛县人，平日卖布为生，乾隆三十七年拜陈林为师，入了八卦教中震卦教，每年给陈林二百文钱，乾隆四十年收徒弟张良成。五十二年，徐经到过山东菏泽王子重家；五十四年三月，复带大米十斤，同张良成的徒弟蟠龙吉到王子重家将大米交与王袁氏，听说王子重因邪教事件被充发口外，徐经回后不复传教。从上述事件可以看出，清水教在乾隆五十年间已经传播到江苏范围内，但传教范围不是很大，并且教徒的信仰坚定性不是很高，教徒们鉴于对清廷镇压邪教的恐惧而不再传教或者自行弃教。王中、刘省过教案后，清水教转入隐形蛰居的状态，不敢公开传教。

3.2吴克己教案

乾隆三十七年王中、刘省过案件是对清水教的一个重大打击，而乾隆四十七年清水教再次受到一次严重打击：乾隆三十七年清政府镇压刘省过、王中教案后，清水教没有趋于没落，而是仍然在秘密地流传，传教的核心人物是吴克己。吴克己乃是乾隆三十七年王中、刘省过教案的“漏网之鱼”，王中、刘省过案时其在外地，未被清廷捕获。吴克己原籍河南确山县，后来迁居山东曹县，乾隆三十六年拜菏泽人布伟为师入了清水教，乾隆三十七年，吴克己迫于刘省过、王中的案子，停止了清水教的传教活动，乾隆四十五年重新传教，先后传徒位荣、李书、李忠等人。吴克己的这些经历，在他的供词中有着十分清晰的阐述：他说：“小的六十三岁，是确山县生长，先到菏泽住过几年，如今在曹县黄家庄住。小的习的这清水教，就是白莲教。小的师傅叫布伟，是菏泽县卢敦集的人。”“小的转教（传）位荣，他又传李书、李钟，徒弟们入教念咒语，只是口传并没有经本，小的还能默背。至入教之人，必须先送谢礼，自三、四百文起至七、八百文及一千文不等。”[22]吴克己恢复传教以后，对教义没有什么大的发展，基本上沿用其旧习邪说。据其徒位荣供称：“小的师傅吴克己入教的时节，只用三盅清水磕头，所以叫清水教，又名白莲教。”[23]但是他的弟子李步云等则对教义、教规作了较大的发展：入教时由教主传给《灵山礼四象歌》，宣称：“入了这教，有饭吃，就荒乱也不怕。”[24]还要求徒众们出钱给“上头祖师”以便“安排户口”。声称“安排户口，逐户往来念咒消灾难，将来必有好处”[25]，教内还以“乾元亨利贞春夏秋冬”为《九经》；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为《八书》[26]，“能顾劫数”，“不怕水旱荒乱”，藉此“哄诱（教徒）出钱”。[27]经过吴克己及其弟子几年的努力，清水教在山东菏泽、单县、曹县一带又逐渐恢复。他们在教内建立严格的等级制度，“谁传的人多，就赐与他大执事的职份，这大执事是最体面的，管着很多人。”[28]“大职份管人，系做教主传教的意思。管的人多，就如做官的一样。”[29]从以上供词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清水教较以前所多出的明显的政治目的，这离起义的爆发必然越来越近。

乾隆四十七年，山东当局再次在曹县、单县一带发现清水教的活动。是年五月十六日山东巡抚明兴的奏折中写到拿获单县崔廷珍等二十二名邪教教徒，据崔廷珍供词称：“我念得是《灵山礼采茶歌》，还有《九经八书》。（这教）谁传的多就赐予他大事职份，这大事职份是最体面的，管着许多人”[30]清廷继续查究，在菏泽、曹县、单县等地方又查获许多清水教徒，并查清其教首乃为布伟。布伟在世时在王子重教下做指路真人。布伟死后其子布文彬接任教职，此时的清当局并未弄清楚其间的关系，以为布伟死后，充任教首的是吴克己，而严审吴克己，清廷将吴克己处死，乾隆四十七年的这次教案，清当局虽然将布伟的三个儿子布文彬等抓获，但是并没有审出布文彬乃是震卦教的头目，布文斌只是被发配到广东。

乾隆五十三年河南彰德府缉获邪教徒五十余名，据供称这些人以刘臣为师（刘臣于乾隆五十三年在直隶磁州因传震卦教被拿获），同时被拿获的还有王子重。（乾隆五十三年河南彰德抓捕的震卦教徒，在严刑逼供下供出了王子重，王子重在山东被捕）乾隆三十七年王中、刘省过教案后，王子重即接管震卦，（在乾隆三十七年和四十七年的两次清水教案中，王子重都侥幸逃过。）据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初八日河南巡抚毕沅的奏折，刘臣所传的震卦教是乾隆三十七年山东王中所传清水教的一个支派：刘臣：“传授愚门弟子等歌词，指太阳为圣帝，每日三次叩头，每年五次上供，谓能消灾祈福。又自认单县刘洪分支，已经犯案正法王中为后派。因刘洪家向有先天、中天、后天称呼，即呼王中为后天的王老爷，通名各俱自称后天王老爷之徒。”[31]在乾隆五十三年的这一教案中，清廷仍未查明王子重的震卦卦长的身份。而仅是以其是王中之子而发配到广东德庆州。

王子重、刘照魁兴复震卦教案：这一案件中清廷彻底将王子重、步文彬的身份查明，由此可以说清水教中震卦教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刘照魁：陕西渭南凭信镇人，父亲刘学友早故，母亲祖氏改嫁，自幼穷苦无依，曾跟渭南县人牛炳学习变戏法，乾隆三十五年出外谋生，在四川、青州、云南等处飘荡了十多年，乾隆四十九年来到养立州，在军犯刘书芳处居住，刘照魁得知刘书芳系犯了山东单县八卦教被发配而来，问刘书芳八卦教有何好处，刘书芳告诉他：“入了这教，可以消灾免祸，不但今生获福，来世必得好处。”[32]刘照魁因此入了八卦教。刘书芳口传他八卦教教理。乾隆五十年，刘照魁受刘书芳之托，从养立州出发到山东单县送信，于五十一年重新回到养立州。乾隆五十三年，刘照魁又出于同教的同情，将同案被发配到广东的李大志、魏荣的骨殖送回山东，刘书芳告诉他可在路上探望广东德庆州的步文彬，途中，刘照魁在步文斌处住了十余天，步文彬将其收为义子，并托其带书信给其妻步萧氏。同年年底，刘照魁来到山东，然后在步萧氏家帮忙务农。乾隆五十四年冬，步萧氏让刘照魁带钱给菏泽县北袁庄的王袁氏，王袁氏的丈夫就是乾隆三十七年犯案的王中，王中被正法后，其子王子重继任震卦教的掌教，因犯案被发配到新疆的喀什噶尔，王袁氏给了刘照魁二十四两银子，让他到新疆去探望王子重，刘照魁从乾隆五十五年从山东起身，用四个月的时间走到了渭南，然后出口到达库车，见到同教遣犯毛有伦；在阿克苏见到周法才、周进；在叶尔羌见到屈进河、申文成、宋明。以上六个人托刘照魁说他们仍善心未改，见到王子重后帮他们讨要封号。十月十六日，刘照魁终于见到王子重，王子重留他住了一个月，把八卦教内详细的情况说与刘照魁，并因他有功，封他为“东震至行开路真人”，同时封毛有伦等六人“全仕”的名号。王子重给了刘照魁十二两银子、一匹马让其回到山东复兴震卦教（清水教），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十八日，刘照魁回到渭南后被告发受擒。乾隆五十六年发布上谕，严令新疆巡抚明亮等严加查拿教犯。乾隆皇帝认为，王子重等人在新疆等复兴八卦教，竟敢设立封号，诱煽匪徒，并有银两、马匹等财产，八卦教组织必在新疆等地有大的发展，乾隆皇帝严令明亮等细心查拿根究，勿使八卦教徒漏网。到乾隆五十六年末，王子重、刘照魁、刘书芳、布文斌等主要传教者或者被杀或者被拿获关押在北京刑部大狱，此外，王子重之母王袁氏、其妻王王氏、他的三个儿子王大科、王二科、王三忙等据遭“缘坐”，这样，以王、布为首的清水教世袭传教家族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

王子重、刘照魁复教案中，王子重曾托刘照魁给予因教案被发配到新疆的屈进河、毛有伦等“全仕”的封号，毛有伦原是前震卦教刘臣的徒弟，刘照魁被王子重封为“东震至行开路真人”后，封毛有伦等“全仕”的封号，刘照魁交给毛有伦一本《叹众生劝世文》，并让其传徒敛钱，毛有伦知道刘照魁已是“开路真人”，毛有伦遂收同案被遣的张明好等七人为徒弟，并赐给他们“麦仕”、“全仕”的称号。并传给他们歌词，称他们为：“东方震卦后天王老爷之徒”。“三头磕开天堂路。一炷信香到天宫”[33]仪式跟以前王中、刘省过所传清水教一样。张明等原系河南彰德府内黄县人，因乾隆五十四年教案被发遣新疆为奴。毛有伦等在发配之所复兴邪教案也于乾隆五十六年被查获。乾隆五十六年河南巡抚穆和兰查出屈进河、周进等曾寄信给河南临漳县的周有、孙贻恭、杜三元等人。遂顺藤摸瓜查出周有之已被正法的儿子周明于乾隆四十一年入八卦教，拜师傅大名县人刘彦。并发展教徒，其父周有、叔周贵、周沛等一并行教，乾隆五十三年案发，周明只供出宋明、其堂弟周德才等共二十八人，周有、周沛等并未供出。周明的义子周进传徒孙贻恭也未被供出，而屈进河等指名寄信给孙贻恭，让他们找刘照魁讨要封号，河南当局始知周明并未供出全部教徒，又对其严加审讯，才供出周有、孙贻恭等人。进一步查出孙贻恭曾两次到屈进河家送信。清廷对这一复教案件给以了残酷镇压：“刘照魁明知八卦邪教久经破案，分别惩创，胆敢民不畏法，复行入教，潜赴新疆重地，为遣犯王子重暗通信息，受封名号，听许铜刃赤剑，以掌生杀之权，将刘照魁一犯以大逆共谋不分首从律，凌迟处死，即行正法。”[34]对犯罪发遣之后仍公然传教授徒得刘书芳、步文彬也给以正法的惩戒。屈进河等六人被原地正法。这样，在乾隆五十六年的刘照魁案中，河南的清水教徒基本上被镇压殆尽。自此可以说清水教已经发展到了尽头，渐次退出八卦教的历史舞台，虽然在道光四年，清廷又发现了震卦教的活动，但其影响较小，况且在道光四年的教案中，其传教教义所剩无几，教首虽同姓王，但其是否是以前清水教王氏家族的子孙后裔，还没有史料可以论证。笔者认为在乾隆五十六年末，清水教渐次退出历史舞台，包括以下章节所阐述的王伦清水教和直隶大名府段文经杀官劫狱事件，由于这是两次具体的秘密教门的反清斗争，故没有按时间顺序加以论述。在此申明。

3.3王伦清水教起义

王伦在清水教内对八卦教新的发展：首先，清水教注重练气，宣称练气可以避劫。在练气方法上与刘佐臣时的方法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练气的方法是：“第一口气咽了，第二口气往上顶，第三口气自咽喉下运至大腹、少腹及命门环绕到背脊骨内直至天顶，复自上而下贯入口中，如是者三次。”[35]王伦清水教提倡练气内息法、外息法兼用，练气的同时还服以清水。王伦在发动清水教起义之前家庭经济已处于小康水平，“王伦家庭小康，有土地一百五、六十亩，十五间瓦房，雇有长工代为耕种。”[36]他不像以前的八卦教首以聚敛钱财为主要目的，在组织上也不由家族来执掌教权。王伦能文能武，且具有一定的组织才能，洞八卦、知天文地理，他看到了下层民众的反抗要求。对清水教教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实现其政治野心为目的。

乾隆三十九年（1774）爆发的山东王伦清水教起义是清中叶华北地区最早的一次具有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清水教作为八卦教的一个异名同教，他拉开了以后更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的序幕。王伦，山东寿张县党家庄人。（马西沙老师在《中国民间宗教史》中说王伦系山东阳谷人。）生于雍正末年，身材比较矮小。王伦共有兄弟姐妹6人，在俞蛟的《临清寇略》中对王伦的描述如下：“伦，阳谷人，貌魁岸，性狡诡，多力有拳勇。尝为县役，因事责斥，无以为生，遂抄撮方书，为人治痈疡颇验。择受病男女支精悍者，不受值，均感其惠，愿为义子、义女为报。又诡称遇异人授符箓，能招鬼神诸邪法，以惑愚民。积十余年而奸党遍诸各邑。”[37]王伦在乾隆十六年拜张继成为师入了清水教，乾隆三十年开始招收徒弟，在传教过程中借助于为人治病来传播清水教，不收钱才，很多人感到王伦为人仗义，“均感其惠”，作为了王伦的义子义女，王伦把传教和治疗疾病结合起来，他借助于为人治疗疾病，收了很多徒弟。在传教的同时，将练气和练习拳棒结合起来，并将徒弟分为“文弟子”和“武弟子”文弟子练气，武弟子练习拳棒。武场的徒众称为武弟子或者门外弟子，其地位要低于文弟子，在清水教内部组织中，由文弟子控制武弟子，武场用以掩盖清水教的面目和活动。王伦将清水教发展成为兼有教门和拳会两种功能的教会组织。王伦的清水教组织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团体，它既有浓厚的宗教信仰，又习练气功拳棒，在王伦清水教的教内组织中，明显地表现出了民间宗教与武术团体的结合。清水教成员广泛学习拳棒功夫，从侧面反映出了乾隆中叶底层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华北地区在清初就民风刚劲，不甘屈辱。到乾隆中后期，华北地区尤其是山东已经形成了一个坚强的反抗团体。民间宗教与武术团体的合流，两者的紧密结合，是乾隆中后期华北地区农民运动的特点和历史趋势。在短短的几年中，王伦传有五代弟子，有徒众二三百人，其中收义子十八人，这些人中有梵伟、孟灿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王伦起义的骨干，随着实力的膨胀，加上梵伟等人的撺掇，王伦逐渐有了夺取政权、称孤道寡的野心。他借助劫变思想和谶纬预言鼓动人们来反抗清王朝的统治。王伦在乾隆三十七年即着手组织起义，但寿张县令事先听到了风声。对王伦及其集团进行搜捕，起义遂于八月二十八日仓促爆发。

起义的大致经过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八王经隆在堂邑张四孤庄、王伦在寿县当家庄同时起义，当天深夜王伦起义军攻打寿张县城，城内守兵纷纷逃离，起义军很快占领了寿张县城，后来起义军又到知县，县丞沈齐义拒绝投降，被起义军杀死。清政府当局得知王伦、王经隆起事后，派地方当局出兵镇压。九月初三日，王伦率军攻打阳谷县城，起义军在城内教徒的接应下，顺利攻破阳谷，打败前来接援的惟一和来福。并据守阳谷城。后起义军又绕过东昌府，攻打堂邑，初四日占领堂邑。起义军在堂邑“攻城只杀官劫库，不杀百姓。”[38]起义军杀富济贫，后占领临清土城，九月初八、九日攻打临清砖城，在击败清军竞州总兵惟一和山东巡抚徐绩的围剿后，围困临清县城有十七天之久。山东的绿营兵懦怯无能，早已腐化失去战斗力的旗兵更不足以镇压农民的反抗斗争。乾隆皇帝大为恼火，派大学士舒赫德为钦差大臣，特选健锐、火器二营禁卫军一千名，由额驸拉旺多尔济、都御史阿思哈率领，赶赴临清。九月下旬，清军大队麇集，起义军被包围在临清旧城。乾隆又命直隶总督周元理、河道总督姚立德等派兵前往“助剿”。起义军被包围在临清新城，进行英勇抗击，清军于东、南、北三面对起义军进行围剿，王伦派兵列队而战。在清军强大火力的攻击下，起义军三战皆败。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清军探得王伦确实住所，派侍卫英济图等前往擒捕，两人扭打在地，另一起义领袖孟灿用短矛刺中英济图的咽喉，救出王伦。此后，王伦见大势已去，举火自焚。王伦的义女、起义军中女首领乌三娘，武艺超群，能使双刀，在战斗中带领十多名女性教徒冲锋陷阵，乌三娘在坚持了一天后，巷战中从马背上跃登屋顶指挥战斗，不幸中鸟枪牺牲，年仅二十岁。舒赫德镇压农民起义有功，时值冬令天寒，乾隆赏给御用貂尾冠一顶、黑狐马褂一件，以示恩宠，以后又授为御前大臣，赏戴双眼花翎，赏给云骑尉等世职。

王伦起义的影响：

王伦起义给乾隆皇帝以很大的震动，使他感受到了秘密教门领导的农民起义所产生的震撼力量。在镇压王伦起义后，乾隆皇帝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民措施，首先，乾隆皇帝对起义首领和相关的教徒进行了大肆杀戮。乾隆皇帝为了防止以后秘密教门再次发动农民和徒众举行起义，采取了大肆杀戮的政策“以示惩戒”。王伦举火自焚，起义军领袖梵伟、王经隆、孟灿等都被押往京师凌迟处死。大量的起义群众被杀，舒赫德带领官兵自早到晚在临清城搜捕逃犯，地窖、沟槽等地方都不放过，以致“尸体塞道”。满兵和绿营兵在镇压起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涣散及战斗力的不强，乾隆皇帝感到痛心疾首，认为满族兵勇“不特有玷满洲之风，抑亦是非人类”[39]，下令将战斗中逃跑的满族官兵，查到即立即正法，附和者销去旗籍。其次，乾隆皇帝加强保甲法，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保甲制度在清军刚入关不久即开始实行，目的是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乾隆皇帝沿用了前代的保甲制度，王伦起义的爆发是乾隆皇帝加强保甲的直接原因。周元理、杨景素等人的加强保甲的奏折，使乾隆皇帝颇为欣赏，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加强了保甲措施。尤其是在清政府认为最容易藏奸的山东和湖北、陕西、四川三省的交界地区。最后，舒赫德在镇压王伦起义以后，给乾隆皇帝上了一个折子，说镇压起义迅速的原因是起义军没有鸟枪等器械武器，他联想到民间私铸、私藏鸟枪等器械，将是对清王朝的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折子中恳求乾隆皇帝收缴民间私藏的鸟枪。乾隆皇帝接受了舒赫德的建议，严厉控制民间鸟枪的铸造和流传，甚至连火药也加以严格的控制。上述乾隆皇帝所采取的防民措施，并没能阻止农民起义的爆发，以王伦起义为起点，以后的农民战争如火如荼，川楚陕五省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血染紫禁城等一系列的农民起义不断地动摇着清王朝的统治根基。

3.4直隶大名府段文经杀官劫狱事件

段文经，直隶广平县张孟村人，原任大名府的皂头，拜震卦教头目焦玉坤为师，又拜河南虞城县孟村李老五为师学习拳棒。以“治病求福”和“学习拳棒”相号召，招人入教。[40]“每逢初一、十五供三钟清茶，朝上磕头，说是代免灾难，也有咒语。”[41]段文经所传的咒语中有明显的政治内容：“汉室孙组王楼关，限他冲广遇妖魔。水烟（颜）东鲁三千里，血染西秦八百坡。蛇头马尾容易过，猴头羊蹄可奈何。贤君若真消息（疑缺一子），火烧山西定干戈。”[42]（事后清地方当局在许三家中查获的字条中所写）。毫无疑问，这个咒语的中心意思是号召教徒们进行武装暴动，段文经发动武装暴动的准备蓄谋已久：舆论上，他很早就向人宣扬自己“是龟背，有些异像”，暗示将来可能会临朝称帝。此外，段文经还做了物质上的准备，大量传徒聚敛钱财，要求每位信徒每个季度交纳一百文钱。八卦会的另外一个头目徐克展是段文经的徒弟，直隶元城县小潭口人，是当地的一个捕快，这样他就既是清政府的皂头，又是八卦会首领，在当地有一定的地位和社会势力，遂萌发了造反的念头。但“恐同教之人不肯同行，故以救单县刘洪为蛊惑同教之计。”[43]在直隶，段文经、徐克展等人用刘大洪即刘铨的名义传教敛财，并以营救刘铨相号召，在大名府杀官劫狱。他们于七月十三日夜里发动起义，当时的情况：“段文经、徐克展招引同教五十多人，相约在城内许三家汇集，因许三家有空房三间，贴近道署。三更以后，段文经等点香叩头，各用红白绸布包头，由许三家推墙而出，先进道署。熊恩绂闻声出堂喝禁，并喊人擒拿，群贼执持刀枪，将熊恩绂先后砍扎十伤，熊恩绂回至中堂，倒地殒命。家人衙役惊起拒敌，被杀八名，受伤八名。正打库门，因见各役渐次众多，各贼始由大门而出，分赴大名、元城二县抢劫囚犯。大名县仅将监狱头门打开，典史王学书抵拒受伤，内监未动。元城县已砍入内监，将各犯锁镣砍断。”[44]事败，骨干吕栋、刘兴邦、李得禄等被捕，参与的大部分八卦教成员被杀或者被捕后遭到杀害。段文经免于难，清廷在直隶、山东、河南等地方展开对段文经的搜捕。从而又查出一些段文经传教教徒，（下文有述）。而八卦教经过刘佐臣、刘儒汉、刘恪、刘省过等祖孙几代人的传播，在直隶、山东、河南等省份拥有大量的信徒，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虽然被清政府屡次镇压，但刘姓家族的影响依然存在。由于秘密教门是一个封建性很强的民间秘密结社，深受我国传统的封建世袭制的影响，他们的教主一般是父死子继，或者是兄终弟及，传教过程中教主已被神化，刘姓家族虽然在乾隆三十七年和四十七年几乎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教内的骨干人员仍以刘姓子孙的名义在各地传教收徒。山东一带的八卦教骨干们主要利用刘二洪的名义进行传教活动。刘二洪是刘省过的次子，乾隆三十七年刘省过、王中犯案时恰好不在家而躲过被杀，后逃往河南以卖针为生，在乾隆四十年秘密返回家乡单县，从同教中人得知其父已经被处决，大哥刘洪被关押在单县大牢中，母亲及弟弟等被押解北京给官员为奴。刘二洪便来到京畿查询母亲及弟弟的下落。在方中正等的帮助下，刘二洪找到了母亲及兄弟，并在北京渐渐恢复了同以前教徒之间的关系，并收朱二、梁迁等为徒。恢复了自己的教主地位。乾隆五十一年的段文经杀官劫狱案，使得刘姓家族也受到牵连，刘铨（即刘大洪）被捕入狱；刘二洪及其兄弟刘三红、刘四红等被处决。这样，作为传教中心的刘姓家族也受到了接近灭亡的打击。

河南祥符县段文经余党案：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七河南巡抚毕沅奏折奏明河南省祥符县拿获樊永锡等段文经同党。“十二月二十六日，在黑堽地方拿获直隶清丰县人樊永锡，讯系震卦邪教余党。”[45]据樊永锡供称：他“住直隶清丰县樊家堡，平素佣趁度日，乾隆四十八年间，有开州人郝成，倡立东方震卦会，收张法中为徒”[46]后张法中传教给樊永锡及其弟樊永全等，张法中又陆续传教，总共有传有徒众十多人。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初十，南乐县人张兴让樊永锡纠集会众前往大名府杀官劫狱，樊永锡与郝成、张法中等商议，因畏惧没有前往。樊永锡与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河南黑堤地方被当局拿获。张法中曾口授给樊永锡咒语，而与张兴等密谋去大名府杀官劫狱，可以看出樊永锡、张法中所传的震卦教，就是段文经所传之清水教。

清水教作为八卦教的一个异名同教，在乾隆后期的短短几十年中，匆匆地走过了它从出现到衰亡的过程，通过上述一系列有关清水教事件的叙述，笔者认为通过这些事件，大致可以展现出清水教的发展脉络。以前的学者很少对清水教的兴衰发展历程作过专题的研究，笔者在这里只是简单地将清水教的几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叙述一下，以此勾勒出的清水教的发展历程是很浅显的，这里只是提出这样一个想法，鉴于水平有限，只能做到这样。从乾隆三十七年清水教的出现，清廷的镇压，以后又经过乾隆四十七年、五十三年、五十六年等清政府的再次镇压，清水教所组织的两次具体的反清农民起义也都以失败而告终，乾隆后期虽然清政府江河日下，但是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依然存在，秘密教门组织的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成功。在中国民间秘密教门的历史上，清水教作为八卦教的一个异名同教，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其影响是十分重大的。对其历程的考察笔者认为还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笔者认为有必要将民间秘密教门和邪教以及宗教做一下比较，给民间秘密教门做个合适的定位，这篇文章才显得有价值。通过以上所介绍的有关清水教的内容，我们可以对秘密教门的特点和性质有一个大体的了解，秘密教门在历史上有其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他们宣扬的“弥勒救世”和“天盘三副”等思想，在客观上反映了下层群众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渴望将来美好生活的愿望。秘密教门所发动的农民起义和造反活动也有力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但是秘密教门的领导者大都是小农阶级，他们的阶级属性决定着他们不可能将历史推向前进，秘密教门的教主大多数利用传教收徒来聚敛财富，并将敛来的财富大肆挥霍：或者买田置地，成为新的地主阶级；或者捐官，跻身到统治阶级的行列。他们所宣扬的“弥勒救世”或者“末劫说”，只是他们用来鼓动群众造反，来实现自己称王称帝野心的工具，秘密教门教主们的骨子里充斥着封建的帝王思想，他们的政治理想就是推翻现有的封建统治，代之以自己的神权统治。如王伦清水教起义、直隶大名府杀官劫狱事件都体现出了这样的特点。中国的秘密教门一般是利用师徒传承的方式来建立组织，一般用被曲解或者是改造过的儒家、道家思想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工具。秘密教门是一种民间秘密结社，由宗教异端演变而来。我们不能将秘密教门称之为邪教，在中国历史上，邪教是佛教人站在正宗佛教的立场上对其他教派的称法，除了佛教以外的任何的异端教派都被称为邪教，而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将秘密教门称为邪教，主要的原因是秘密教门不断的组织反抗朝廷的起义活动，危害到明清统治阶级的切身利益，我们不能站在佛教或者明清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将民间秘密教门称为邪教。王清淮老师在其著作《中国邪教史》上，定义了邪教的六个组成要素：教主、教义、教徒、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笔者所述的清水教，在王老师看来显然不符合邪教的标准，笔者认为，王清淮老师的观点过于绝对。纵观整个中国的民间秘密教门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符合王清淮老师邪教定义的并不多。也应该看到秘密教门和宗教的区别，秘密教门以宗教信仰的面貌出现，但是秘密教门在本质上是一种民间秘密结社，他们是被压迫阶级中少数对自己命运不甘的人所组织的一种秘密结社。他们的创立者或者是参加者都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或者是某些经济要求。他们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处境而创教和入教。他们大多带有异端教派的叛逆思想，具有反现存社会秩序、反传统的特点。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或者经济方面的目的，他们必然采取暴动或者起义的方式来反现实，都受到了历朝统治者的取缔和镇压，最后归于没落或者在民间秘密活动。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发展史上，宗教经久不衰，森严的封建统治秩序，贫富贵贱差距的明显，下层民众需要寻求符合自身口味和心理需求的信仰寄托，中国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决定了中国宗教的多层次，生活在底层的贫苦大众是不可能跟上层社会有共同的宗教信仰的。中国的宗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而秘密教门相比中国宗教有其自身的特点，它向人民传授“末世”的思想，称只有入教才可以消除苦难，来世得福。他们的规矩是入教者必须向师傅交纳一笔“种福钱”，种下希望的种子，为日后消灾打下根基。这样的例子在前述清水教的活动中曾多次提到，很多人将加入秘密教门作为改变自己命运的一种途径，他们宁可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也要加入秘密教门，王伦、段文经等都将秘密教门作为了改变他们命运的工具，发动了反清农民起义。秘密教门比宗教多了浓厚的功利色彩，它们或为敛钱，或为政治目的。教首们让他们的教徒对自己顶礼膜拜，他们自己就是神。或者形成传统的世袭传教家族，清水教在乾隆后期的发展，就体现出世袭传教的特点。笔者认为，乾隆后期的清水教，应该界定在民间秘密教门的范围内，从其教义、教规、传教方式、组织特点以及发动农民起义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等各方面来看，都体现出了秘密教门的特点。同时，从以上所做的关于秘密教门和邪教以及宗教的区别分析来看，清水教应该属于秘密教门这一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