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夜钟》是明代于麟（一说陆云龙）撰短篇拟话本小说集，十六回，每回演一故事，现已残缺。成书于清代顺治初期。

现存十回《清夜钟》皆取材于明代。

第一回叙明末李自成起义军作乱，崇祯朝廷“谋国无人”，熊文灿、陈其愚、福王、襄王、孙标等人相继败亡，崇祯自尽时，有编修汪伟夫妇殉节之事。《明史》卷二百六十六《汪伟传》、冯梦龙《甲申纪事》卷二《绅志略》等史料中都有过关于此事的记载。

第二回叙湖州府乌镇有一石匠胡一泉，经常外出营生，其妻陈氏在家偷汉甚多，儿子胡有仁、胡有义分别娶的童养媳钮三娜、顾小大，都看在眼里。胡一泉死后，两个儿子接管父业，陈氏更加放浪，竟怂恿奸夫调戏儿媳。两媳妇互为依傍，共同抵拒流氓光棍，而陈氏却对她们变本加厉的凌虐，她们不忍被虐，却又不愿出公婆和丈夫的丑，最后双双自投于河。

第三回取材于明代南方一件真实之事，作者在文中交代过取材来源：“我江南一绍绅，处一抗主之仆，不动声色，亦自有致。”这一回叙江南王乡宦管家王干，侵匿主人家资，抵换主人田产，私在原籍置产建屋。王乡宦段后，他欺虐幼主，擅返原籍，称霸一方。而王乡宦之孙王秀才只剩一些有名无实的贫田破屋，亲朋不平，到县里告状三次，但都被王干买通衙门搁置不理。最后告到府里，王干被迫靖和。王秀才通知租户向他缴租，王干不敢去收租，厚贿张编修，请他出面收租。张编修不动声色收下两千两贿银，连银子带田产全部归还王秀才。王干半世用心落了空，最终抑郁而亡。

第四回叙南明弘光二年五月，附马嫡孙王之明与鸿肿寺少卿高梦箕家人穆虎勾结，冒称毅宗太子，高梦箕信以为真，密奏弘光。弘光命阁老辨伪。因高梦箕曾为史可法阁部收买硝黄，相国欲借此案诬高与史“通同扶立”，以便动摇阁部并打击东林后裔，于是栽赃诬陷高梦箕勾连湖广福建为乱，扶立太子，严刑逼供，诛求异己。恰逢湖北左良玉起兵东下，才把此事搁起。到五月初八清兵渡江，初十弘光君臣出逃，十一日百姓拥立王之明太子即位，但只三日清兵就到，王之明被俘北去。

第五回叙江南某小孝廉进京考试，做完三篇后，隔壁号舍大砚生看了称好，抢去占为己有，并涎着脸要小孝廉继续代做四篇经义交卷，最后大砚生高中第一，而小孝廉落选。小孝廉前去祝贺，新进士怕他揭底，把他赶走。往后三年，小孝廉科科失利，成了老举人，门前冷落，生活凄凉。而大砚生学问不济偏会高飞，年年升官，见小孝廉不来相缠，便解除顾虑，主动报恩提携，还他一个进士，从此两家结为通家之好。

第六回叙明正统年间，大同巡抚王越标下有个张千户，有胆有谋，却“淫酗不简”，王越不拘成见，委以重任，又将自己心爱的美姬赏他，以示重赏激劝。王越在行军途中，采纳马夫梁骥建议，占为上风，又有张千户作内应，最终大获全胜。

第七回叙明世宗嘉靖年间，京师风习极喜淫。老板崔佑在帮闲蔑片刘耍子、薛秃子的摔掇下，逛妓院，并迷恋上妓女魏莺，荒废了铺子营生。不久后，把魏莺收入家中为妾。哪知妻妾二人矛盾激烈，妻子王氏不堪凌虐，准备自杀，嘱咐十三岁的儿子崔鉴日后为自己报仇，崔鉴为母出气，不妨杀死魏莺，并挺身投案。各级官吏赞赏崔鉴出于至孝，推刃庶母，恕之。崔佑夫妻也仍如旧故。

第八回叙清河名族水孝廉三子伯绍、仲帷、叔冕，分别娶高氏、王氏、钱氏，三家同住一宅，因家庭琐事演成激烈矛盾，叔冕酒后狂言，被二兄联合打死。钱氏虽洞明真相，但念三子幼小，两伯财势滔天，故含冤隐忍十八年，直至儿子成年，自己临终时才将所藏证据交给儿子，嘱其上告，终于报仇雪恨。

第十三回叙明朝粤东周孝廉进京会试，在僧寺见一棺木年久未埋，便买一地葬之。被葬人感恩，托梦叫他搬至某地，他依梦搬去，恰逢一考官向此处原住客泄露考题，错送至他，因此临场发挥极好，理应首卷。但看卷人临时换做外行，不辨高低，只把他填了副手卷，本该落第。同乡王孝廉为人险刻，见他得题高兴的样子，便诬告他打通关节，预定首卷。知贡举信之，以首卷有弊，副卷补之。周孝廉因此正好被补上中魁，而被默的原首卷正是王孝廉。

第十四回叙崇祯时凤阳巡抚杨一鹏，出生时一僧即暗示其来历与前途。后杨一鹏，成都任官，又有僧人劝其“回头须决”；任凤阳总嘈时，一道人复劝他激流勇退。但杨一鹏贪恋富贵，不听僧道之劝。崇祯乙亥，李自成攻占明中都凤阳，陵庙震惊，杨一鹏坐罪问斩。

作者生平事迹不详。佛寺有夜半之钟，用以报时，夜中清静，钟声特响。后多喻指及时对人的警戒。此书旨在劝人去恶向善，故名之日《清夜钟》。作者《清夜钟序》：“余偶有撰著，盖借谐谭（同谈（说法，得以鸣忠孝之铎，唤省奸回，振贤哲之铃，惊回顽薄，名之曰《清夜钟》。”

在《清夜钟》有明确纪年的篇章中，故事发生时间最早的是第十四回，叙述崇祯八年（1635年）凤阳陷落一事，并将崇祯皇帝称为“今上”。最晚的是第四回，叙述南明弘光政权覆亡，且纪年为弘光元年（1645年）而非顺治二年。据此可推断，《清夜钟》应创作于明末清初的几年之内。

崔佑

第七回《挺刃终除鹗悍，皇纶特鉴孝衷》中人物。明世宗时，在京城东角头开一座陆陈小店，手里赚得几个钱，便常到妓院鬼混。与娼妓魏鸾相好，频频往来，尚觉不足，又出钱包养在店中，后竟将她赎出，收为妾。魏鸾进得崔家门，便与元配妻子王氏不和，经常殴斗。崔佑一再偏袒魏鸾而打骂王氏。儿子崔鉴忍无可忍，用刀杀死魏鸾后，几乎家破人亡，最后在官府的惩劝下，夫妻和好如初。

周孝廉

第十三回《阴德获占巍科，险肠顿失高第》中人物。东粤人，为人慈善，有侠气。年四十余岁，尚未中第。这年秋试进京，住在郊外一僧寺。寺中停放一口汉阳李通判的棺材，已经三十多年未能殡葬。他为之买地安葬，并作了一篇祭文。夜里李通判的鬼魂给他托了个梦，叫他搬到京城内东四牌楼二条胡同杨家小院暂住，且要在门口写上“广东周春元寓”，答应暗中帮他会试夺魁。并说日后周李两家有姻缘之份。他搬到杨家小院后，收到四篇会试中关节文章，参照揣摩，当真考中头名，又经廷试，得个三甲，做了高官。回到家中，正遇儿子与汉阳富户李姓之女议婚，经询问，恰是李通判之女，应验了前梦之言。作者塑造这个人物，系借因果报应劝善。

该作品中有三回堪称时事小说的篇章。其情感基调也因国家形势的变化而有所转变：亡国前担忧焦虑——北都覆亡时愤怒悲痛——南明倒塌时无奈绝望。由此可见，作者对政局变动的密切关注和对时事高度重视。

另外，面对南明的覆亡，作者虽然斥责了那些借假太子案打击异己的大臣，但其言辞与情绪的整体基调却相对温和，已不复往日的激愤、哀怒。此时的作者似乎已经心灰意冷，只得绝望地将一切归结于宿命：“生死自有定数，权谋空自累心。”

除了时事，世情亦是《清夜钟》所反映的重要内容。而作者的创作目的即是“借谐谈说法，将以明忠孝之铎，唤醒奸回；振贤哲之铃，惊回顽薄”。宣扬忠孝节义，提倡仁德善行，以劝诫、教化世人，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但在明清鼎革之际，文人的历史使命感和道德责任感使作者的目光并不再仅限于百姓平常生活中的道德伦理，而是放眼满目疮痍的国家和动荡不安的时局，希望所宣扬的道德、指陈的弊端能对国家前途和世道人心有所裨益。《清夜钟》素材选取和艺术加工的特点和方向，正是基于作者试图挽救国难和世风这一强烈情感。

书中，因此，尽管王越因先后攀附太监汪直、李广而饱受时人非议，“人品不纯”，但作者还是以赞赏的态度叙写其故事，借此表明“信赏必罚，用人听言”的为官之道，试图警醒当时的文臣武将，以挽救危难中的国家。

从“三言”“二拍”开始，几乎所有的拟话本小说中，都会或多或少议论几句。而《清夜钟》与之不同之处在于，《清夜钟》中的议论几乎随处可见。在形式上，不管是篇首、入话，还是正话、篇尾部分，作者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议论，议论性话语在文中占去了很大篇幅，并且作者以入话取代头回，以议论性评语取代篇尾诗的形式更利于作者发表议论;另外，在叙事中，《清夜钟》不但呈现了叙事与议论相结合的特色，还出现了作者以第一人称评论者的身份直接出面议论的现象，在小说中强化叙述者的作用，显然是为了能更直接的进行议论，加强议论效果。

《清夜钟》文人化创作倾向的第二个表现便是，小说中诗词韵语的大量增加，使作品的语言更趋雅化。宋元话本的作者多为说话艺人，且话本与说话表演关联密切。出于现场讲说的实用性和现场表演效果的考虑，其中诗词一般尽可能通俗明了。通常在篇首以一句诗或诗词各一首开头，极少有例外。有自撰的，也有引用古人的，其作用有的是点明主题，慨括全篇大意：有的是造成意境，烘托情绪;有的抒发感慨，从正面或侧面陪衬故事内容。比如《清平山堂话本。张子房慕道记》，“梦中富贵梦中贫，梦里欢偷梦里慎。热闹一场无个事，谁人不是梦中人？”这首篇首诗即是用来抒发人生如梦的感慨，简单直白，缺乏文学色彩。

上海金融学院学报编辑部副研究员张蕊青：作者于鳞是一位纯正的学者，不求名利，甘贫忍寂，不企奢逸，专心以写作为乐，并能充分发挥想象施展才能，进入角色，以匡时救世为已任，以文艺作武器，惩恶扬善，对作品精益求精。所以《清夜钟》在立意上、取材上、情节上、视角上、语言上比同时代其他作家的作品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归纳起来可以说，于鳞充分认识到文艺（小说）的特征、规律，作家神圣的使命和文字功夫的重要，并以自己的实践作了探索，这些，毫无疑问都是对小说发展史作出的不能磨灭的贡献。

现存主要版本有明末隆武刊残本，藏安徽省博物馆。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小说史料丛书”《古本平话小说集》、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平话小说选》、1991年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国话本大系”排印明末隆武刊残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末隆武刊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