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校勘学是校勘学分支。

清代为少数民族政权，对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且统治者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亦十分提倡学术。清儒鉴于明代不学之弊，好读古书，然读古书，就学先事校勘。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西学东渐，西方的科学方法也对清人的治学方法了影响。

清代学者的校勘成果，一方面体现在大量精校的专书之中，一方面体现在诸书题识及读书札记之中。清代学者一般都能综合运用对校，本校，他校，理校诸法，善于把小学和目录版本研究的成果用于校勘。但是由于各自学术特点的不同，在校勘上又表现出不同的侧重点。

清代校勘的特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多本进行对照或根据前人征引，记其异同，择善而从。二是根据本书或他书的本证，旁证，反证校正文句原始的讹误。三是根据多发现的著书人原定的体例，刊正所有的讹误。四是根据其他相关材料，校正原书的错漏。

总起来说，清代的校勘成就辉煌，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是明显的标志。在广泛实践个丰富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学术争论，校勘学理论也随之迅速发展，大体形成了以版本，目录，文字，音韵，训诂诸学为依据的一般理论，方法和通例的体系。但是由于在解经和校勘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实际上，清代学者的理论观念里，校勘并未独立，其理论研究也是停留在具体类例的归纳上。

清代校勘学十分兴盛，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专书校勘的深入而广泛，许多学者亲自校勘了许多典籍古书，取得了丰富的校勘实践经验；二是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等专门学科的发展，许多学者都精通小学，熟悉文献，具有多方面知识修养，取得了科学的理论依据。自顾炎武开始，清代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校勘学者，提出了卓越的校勘学理论观点，归纳了许多切实的校勘通例，并且出现了不同的流派。一是以卢文弨、顾广圻为代表，强调保持原貌，主张说明异文正误而不作更改；二是以戴震、段玉裁、“二王”、俞樾为代表，要求广泛搜集包括版本以外的各种异文材料，明确主张订讹勘误，敢于改正误字。

顾炎武为清代校勘学的始祖，他倡导实朴的“古风”，发扬了古文献考据学的传统。顾炎武的校勘学思想首先重在恢复古文献学的原貌及愿义，他十分提倡怀疑精神和辨伪意识，提出许多既能继前人之说又能有所发明的观点，且言之有据。他对古音学的研究也颇有成就，代表著作为《音学五书》，为以古音为基础的训诂理论奠定了基础，也对校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于考古辨误的需要，他还十分重视金石文字材料的搜集和研究。总言之，顾炎武的“复古”主张，在古文献校勘上有积极的意义，其利用古音材料、金石文字材料校勘古籍的论述及实践对后世学者影响深远。

清朝校勘两个流派中，主张订讹勘误，敢于改正误字的段玉裁，长于经学、小学和校勘，他提出校勘应分两步，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定立说之是非，其校勘从成果到观点理论两方面皆相当显著，《说文解字注》为其代表作。他不仅贯串全书，详加注释，把《说文》在考订文字、声音、训诂三方面的真实价值阐发无遗,而且创通许多研究词义的方法,对汉语训诂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门径。尽管书中不免有偏执武断之处,可是其中精粹之处终不可没。段玉裁为力图恢复许书原貌，引三百余种古籍文字为证，为后人提供了可靠的研究资料。

顾广圻：他精于版本对校，并且重视本校和他校，曾经总结说:“凡校书之法，必将本书透底明白，然后下笔。必将本书引用之书透底明白，然后可以下笔。”对校是他最为擅长的校勘方法，有五点值得注意：一是重视宋，元时代之旧本，然不迷信之。二是考察版本系统和源流，提纲挈领，确定底本和校本，择善而从之。三是广泛搜集他书资料以助校勘。四是注意借鉴他人校勘成果。五是注意所校之书的内容，体例，文体及语言特色。他奉行“不校校之”的原则，反对轻易改字。“不校校之”的思想反映了他对校勘的一种理性的认识，也是其核心的校勘学思想。校勘为使古籍恢复原貌；反之则为越校越乱，离古书原貌越来越远，旧错未除，又添新谬。“不校校之”思想强调的是校勘时，不妄加修改，主观臆改。强调善思，而非膳改。总之，顾广圻以版本为核心，强调校勘前应尽可能搜集古本，善本，加强对版本的研究；在具体的校勘实践中，强调版本的对校，注意对不同版本译文的处理。后人因此称其为清代对校勘学派的代表人物，对后世影响深远，并为后世学者所认同。

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世称高邮二王。二王精通小学且长与校勘。他们在校勘学理论上的突出贡献是从大量专书校勘成果中所阐述或体现出来的理论方法，并且具体归纳出许多校勘通例，从而使校勘学理论大体形成体系，影响深远。

王念孙：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主要著有《读书杂志》八十二卷、《 广雅疏证 》十卷及《馀编》二卷等。其中，《读书杂志》所校古书有《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内篇》九种。又附研究汉代碑文的《汉隶拾遗》一种，共四千八百九十六条。余编二卷，包括《后汉书》、《老子》、 《庄子》、《吕氏春秋》、《韩子》、《法言》、《楚辞》、《文选》。其中以《淮南内篇》最为显著。考释其中的部分词语，将校勘与训诂结合，以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文献知识，用丰富的材料校正原书中的文字讹误和句读错乱，考辩音训异同，疏通全句，正确反映原意，校释精审，是阅读古籍和研究古代词语的重要参考书。以道藏本《淮南子》为主，参以群书所引，凡所订正，共九百余条。推其致误原因之种种，归纳出各类通例，计有六十二类之多,概括了古籍文字的误，脱，衍，倒等各类错误，归纳了文字致物误的许多类型。虽然归类过于具体，不免稍为繁细，但也标志着校勘学的发展进步，已经从一般理论原则和方法深入到了具体法则的规律探索。

王引之：他的《经义述闻》为校勘学巨著。在其父王念孙归纳法的启发和推动下，撰写了《通说》，更进一步归纳整理经籍中存在的共同问题，探讨了其通有的规律性问题。总结截经错误的原因，经籍文字错误的原因，多为校勘学的理论探讨。在文字，音韵，训诂，辞章上找出错误的原因。归纳出校勘通例，辨析注疏释文与经文异同。王引之的归纳方法比其父的方法具有更普遍的概括性与理论性，已从致误的具体原因提高到小学理论和校勘理论上予以分析归纳。虽然他概括的通例还不够全面完备，但却从此开始了归纳各类通例的总结讨论，标志着古代校勘学理论到达形成阶段。但同时可以看到，他的总结通例包括解经和校勘两方面，实际上以解经为主，辅以校勘，因而又启发后来学者总结校读类似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