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是2009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王记录。本书以清代史馆研究为枢纽，对清一代史馆修史的发展、成就及诸方面联系进行阐释。

尤其是与一代政治风云相起伏、相影响的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和考察，视野开阔，剖析深刻，将清代史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全书的学术创新价值，我想至少有三点是值得称道的。一是首次系统阐明了清代史馆的机制及运作方式，书中利用大量档案资料，对一些重要史馆的设立过程，史馆与内阁、翰林院的关系，史馆的管理制度、史料的征集途径等问题做出详细分析，总结了清代史馆制度的特点。二是深入考察了史馆中史官的活动与官僚体制的关系，并对史馆修史、幕府修史与私家修史三种不同修史形式的关系进行讨论，说明它们之间既存在矛盾又互相补益的事实。从一个角度展现了清代史学整体的、动态的发展。三是探讨了清代史馆与政治的互动。白寿彝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正是在这一精神指导下，通过具体的史料和事例，深刻揭示了史馆修史与清廷政治斗争、帝王文治、民族问题、边疆问题的关系，展示了专制政治下官方史学的政治化特征。

王记录，1964年生，河南范县人。先后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古籍所，分别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历史文献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带头人，河南省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兼任河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等。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和清代学术史的教学与研究，曾出版《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钱大听的史学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序

绪论

一、史馆释义

二、本课题的研究范围及意义

三、清代史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四、本课题的研究目的、方法及所要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第一章 清代政治的演变与史馆的建置

一、入关前的制度建设与官方修史的状况

二、顺康时期：清初文化政策的确立与史馆格局的基本形成

三、雍乾时期：清廷政治导向与史馆制度的完善

四、嘉庆至清亡：清代政局的变化与史馆修史的逐步衰落

第二章 清代史馆的机制和运作（上）

一、清代史馆的类型及其关系

二、清代史馆与内阁、翰林院的关系

第三章 清代史馆的机制和运作（下）

一、清代史馆的管理机制

二、清代史馆的史料征集

三、清代史馆制度的特点

四、清代史馆修史的成就

第四章 清代史馆与史官

一、史官的流动性

二、史官的学术争论、相互影响和思想冲突

三、史官在史馆之外的撰著活动

四、史官的学术修养、政治情怀和多重人格

第五章 政治制约与史馆、幕府和私家修史

一、三类修史形式的研究对象和思想倾向

二、三类修史形式之间的联系

三、三类修史形式在清代史学演变中的消长

第六章 清代史馆与清代社会政治的关系

一、史馆修史与清廷政治斗争

二、史馆修史与清代帝王文治

三、史馆修史与清代民族问题

四、史馆修史与清代边疆问题

第七章 清代史馆与政治变动下的清代学术文化

一、史馆修史与清代汉学、宋学

二、史馆修史与清代西学

结语

附录：清代史馆所修史籍表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一）

后记（二）

……

“制度化”史学与“政治化”史学——兼评王记录教授著《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

展龙

清代史学处于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总结期和嬗变期，深入研究这一特殊时期的史学，对于认知和建构整个传统史学体系至为重要。近年来，学术界对清代史学的研究日益深入，不断精进，相关论著异彩纷呈，不绝如缕。概括起来，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史家的个案研究，对史学发展历程的研究、对史学流派的研究、对边疆民族史学的研究、对官方史学的研究等几个方面。其中，关于清代官方史学的研究，以往研究侧重于修史成就的清理和评骘，而鲜有对官方史学的制度构建、运作机制及其与政治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多维观照和深层诠释。近期，王记录教授《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版）一书的问世，无疑填补、充实了这一重要学术领域，为学术界提供了一部难得的优秀成果。

一、抓住了清代史学的切入点：灵活且严密的史馆制度。清代史馆是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的终结期，其制度建置、运作机制皆表现出灵活且严密的历史特质。出乎此，作者将史馆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自觉将其纳入到清代整个官僚体系的运作之中，进行了制度层面的细微考察。

（一）首次系统疏理了清代史馆制度兴盛衰亡的演进轨辙。史馆修史的兴盛衰亡与清王朝的兴盛衰亡休戚相关。作者紧紧围绕清代社会状况、政治格局和文化政策的发展变化，将史馆的发展历程细分为入关前史馆修史的前奏、顺康时期史馆格局的形成、雍乾时期史馆制度的完善、嘉庆至清亡史馆修史的衰落等四个阶段。为了进一步凸显清代史馆修史的勃勃生机及历史地位，作者又以嘉庆以前的史馆建置以及修史活动为论述重点。这种详略有秩的论述方式，符合清代史馆长期延续而又灵活多样的发展特点，充分展现了清代史馆由盛而衰的发展大势。

（二）首次深入考察了清代各史馆之间的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其中既有微观史实的铺排直叙，也有宏观理论的总结概括。一方面，作者根据各种史馆的开设时间、组织形式和政治地位之不同，将清代史馆分为常开、例开、阅时而开、特开四大类型；继而以此为基础，穷源竟委，慎思明辨，详细论述了各类史馆的设废历程、基本功能、管理方式以及各史馆内部的复杂关系。作者认为，清代各类史馆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主次分明，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在修史和政治活动中相互衔接配合的。另一方面，作者又从制度层面，辩证分析了清代史馆的管理机制和运作方式，尤其是对史馆征集史料的方式、史馆管理的相关制度、各种“势力”对史馆修史的作用以及史馆与内阁、翰林院及其他中央机关关系等重要问题的深入分析，皆颇中肯綮，让人耳目一新。

（三）首次全面总结了清代史馆的修史成就和史馆制度的特点。对于修史成就，虽然限于全书主旨，作者未能展开论述，但关于史馆所修史籍数量的统计和体裁特点的总结仍有创辟之功，尤其是对书中所蕴含的历史运动观、英雄史观、一统史观、正统史观、经世致用、直书实录等思想因子的发掘，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清朝统治者以史学佐助王道政治，借史学服务清廷统治的本质目的。对于史馆制度的特点，作者通过比较、联系等研究方法，从史馆格局、政治干预、史馆构成、史无专官等四个方面，全面总结了清代史馆制度的历史特点。其中既肯定了清代史馆组建的多元性、地位的多样性及组织形式的灵活性等基本特性，又批评了清代帝王对史馆修史的全面干预、史馆构成维护满人特权等历史弊端。

通过对史馆历史事实的客观论述，作者指出：较之前代，清代修史制度、史馆组织更加完备，史馆设置灵活而不繁杂，体系更加完整；通过对史馆相关制度的深层解读，作者准确诠释了清代史学的精神本质，并赋予史馆修史一个更高层次的文化阐释和学术定位，认为作为一项官僚制度，史馆既与专制体制一脉相承，又打上了传统文化的历史烙印。这些论说，都体现出一定的理论深度，加深了我们对清代史学本质乃至文化政治的认识，并进一步将清代史学研究引入深层，推向新高。

二、抓住了清代史学的突破点：史馆与史官、官私修史的关系。近年来，有关清代史馆修史、幕府修史和私家修史的研究方兴未艾，成绩斐然。但既有研究往往将史馆、史官及幕府、私家修史割裂开来，分别加以孤立研究。这种研究路径，虽然有利于某些层面的不断深化和升华，但却限制了清代史学的研究视域，无助于对清代史学成就的历史定位和整体面貌的客观把握。盖因如此，本书作者着意将清代史馆与史官及清代盛行的幕府修史、私家修史联系起来，细致考察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冲突与影响。视角新颖，说理透辟，大大拓宽了清代史学研究的路径。

（一）揭明了史馆与史官之间的多层关系。史官是史馆修史的主体，同时也是官僚体系中的一员。史馆的正常运作既需要制度的有力保障和支撑，也需要史官的积极参与和推动。据此，作者特辟专章深入探讨了史官的构成、学术修养、政治情怀及其在史馆内外的学术互动、撰著活动等重要问题。首先，通过一系列史实的胪叙，作者总结出清代史官的来源和方向，认为：史官主要来源于翰林院等部院、民间征荐、招考录用和向各机构的征用；史官的去向主要有“史馆——社会”、“史馆——史馆”两种情况。藉此，作者进而总结出清代史官的流动性和多样性两大显著特征，认为：史官的流动性，意味着历史知识、史学观念、学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使得史馆之间的联系加强；史官的多样性，则不仅保证了官修史书的顺利修纂，而且保证了官修史书的质量。其次，以《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史馆中的史官群体为例，深入剖析了清代史官贯通经史的学术修养和经世致用的政治情怀及其特点。再次，通过个案与整体相结合的研究路数，重点解析了史官在《明史》、《大清一统志》、《明史纲目》等馆中的相互辩难、交流和分歧，并认为史官之间的争议折射出多元的政治观念和学术观念，史官之间的交流成就了学者们的史学造诣。最后，通过分析一些史官在馆外的撰著活动，指出其活动在体例、思想、方法、资料等方面，深受史馆修史经历的影响。上述论述，文笔细微而立意宏远，对于认识清代史馆修史的本质和影响颇有助益。

（二）厘清了史馆修史与幕府、私家治史的区别联系。在清代，史馆、幕府和私家三种修史形式构成了一代史学的独特面貌，但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学界关注甚少。缘此，作者立足清代史馆，特意对三种修史形式之间的关系作了比较分析，明确指出：史馆、幕府和私家三种修史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主要表现在修史对象和思想倾向上，联系主要表现在修史“主体”（即幕主或总裁、学者）上。以此为基础，作者进而折衷求是，辩证分析了三种修史形式在清代史学演变中的盛衰消长之势。其间，作者既注重纵向的历史考察，又注重横向的逻辑阐述。前者如考察私家修史思想倾向的变化趋势，史馆修史的兴衰对幕府、私家治史的影响等；后者如归纳学人游走于史馆与幕府之间的形式，史馆修史对私家治史的打压方式等。通过对三种修史形式的区别和联系，作者最后指出：清代史馆修史与幕府修史、私人撰史之间长期并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清代史学的繁荣发展。诸多真知灼见，令人信服，不独为我们提供了洞察清代史学全貌的新视界，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学术突破的新思路。

三、抓住了清代史学的关节点：史馆与时代政治的交互作用。在中国古代，史馆是史学与政治结合的直接枢纽，设馆修史总是蕴含着浓郁的政治意图，史学一定程度上成了统治者进行某些政治活动的重要依托，这一点在清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但在以往研究中，有关史学与政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泛泛而论的粗浅层面。在作者看来，清代史馆是清代政治、社会、文化的一个交汇点，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也是政治、文化相结合的一个基点。基于这种认识，作者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式，紧扣史馆与政治的交互作用这一关节点，深入探讨了清代史馆及其修史活动的“政治化”倾向。

（一）注重凸显史馆修史的政治前提。由于清廷的支持，史馆修史在清代一直占居主导地位；而清廷之所以支持史馆修史，则与其宣扬帝王立场和政治意图的宗旨密不可分。循此思路，作者在论述史馆与政治关系时，注重凸显史馆修史的“政治前提”。一方面，认为史馆修史需要国家权力提供人力、物力保证，并对修史进程、修史内容实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清代史馆修史之所以能完成许多私人修史无法完成的宏大修史工程，即得益于此。另一方面，认为史馆修史要以为服务政治统治为前提，积极配合现实的需要，为统治者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经验。正因如此，清代的帝王文治、民族、边疆等许多政治问题，在史馆修史中都有明显反映，而清代史馆在控制修史、体现官方政治意志等方面，也由此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识见，不仅具有思辨的合理性，而且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充分彰显了清代官方史学的历史特征及其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中的重要地位。

（二）注重联系史馆修史的政治环境。较之幕府修史、私家撰史，清代史馆修史作为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工具和宣传王权话语的一个重要载体，其最切近于政治场景，也最容易受到政治权力的干预和政治事件的干扰。因而，将史馆修史置于清代政治场景中加以审视，显得极为必要和重要。在这方面，作者的探索卓有成效。如对史馆制度的演变与政治的联系，对史馆修史与统治者内部斗争的联系，篡改史书与清廷政治统治的联系等。通过这些“联系”，作者进一步深化了史馆修史与政治环境的互动关系，充分揭示了政治场景中清代史馆修史的状况以及清代不同时期的政治变动在史馆修史中的反响，突破了单向探讨史学发展问题的局限。

（三）注重总结史馆修史的政治功用。在传统社会，史馆修史往往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工具性特征，其自产生之日起，即被赋予了不可替代的政治功能。在清代专制统治高度强化的背景下，史馆修史的政治功能更趋浓烈鲜明。因此，作者在探讨史馆与政治关系时，十分注重对史馆修史政治功能的总结。一是通过深层解读《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馆修史书，总结了史馆修史与清代帝王文治的关系，认为修史是清代诸帝推行文治的重要工具；二是从民族认同的理论高度，总结了史馆修史与清代民族问题的关系，认为修史是满清王朝塑造民族心理，宣扬民族共存理念的重要途径；三是通过深入发掘《大清一统志》等馆修史书，总结了史馆修史与清代边疆问题的关系，认为修史是清朝统治者表达边疆意志和忧患意识的重要手段。通过这些“总结”，进一步深化了史馆修史的社会政治功能，避免了在史学与政治问题上的泛泛而论。

王记录教授多年来醉心史学，于清代史学尤致深意，创获颇多。《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乃萃其心志所成，该书之价值，不仅在于深层剖析了作为一项制度的史馆和政治场景中的史馆，使清代史馆完备的“制度化”特征和突出的“政治化”倾向异常明晰起来；而且，作者还以宏阔的学术视野，通过分析史馆在史学与政治之间所起的作用，揭示了中国传统史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得出了诸多具有普遍理论意义的认识，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基本内涵，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全书立意新颖，取材广博，结构秩然，提出了诸多引人省思的识见，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域，是近年来清代史学研究的一部力作，值得仔细研读。

该文刊于《兰州学刊》2010年第5期

王记录著《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评介

胡喜云

王记录著《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一书，于2009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增删修改而成。作者由对钱大昕等史家的研究扩展至考察清代史馆，以与政治有着密切联系的史馆为枢纽，系统梳理了清代史学兴衰与政治变幻、社会变迁和学术演变之间的互动。

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论述了清代政治演变与史馆建置之间的互动。作者指出，作为官方机构，史馆修史的兴盛衰亡与清王朝的兴盛衰亡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而依清代政治的兴衰历程将史馆建置分为四个阶段：入关前，史馆修史的前奏；顺康时期，史馆格局基本形成；雍乾时期，史馆制度的完善；嘉庆至清亡，史馆修史的逐步衰落。

第二章和第三章考察了史馆的机制和运作。作者将清代史馆分为四种类型：国史馆、起居注馆、方略馆等常开之馆，实录馆、圣训馆等例开之馆，会典馆、一统志馆等阅时而开之馆，《明史》馆、“三通”馆等特开之馆，分析了不同类型史馆之间、史馆与内阁、翰林院的关系，对使馆的管理制度、史料的征集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总结了清代史馆制度在史馆格局、政治干预、史官构成、运作机制等方面的特点，指出清代史馆修史在数量、体裁、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等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就。

第四章以史馆修史的主体——史官为对象，分析了史官的流动性，个案性地探讨了《明史》馆、《大清一统志》馆和《明史纲目》馆内史官的学术争论、相互影响和思想冲突，揭示了史官在史馆之外的撰著活动在治史思想、方法和资料等方面所受史馆修史的影响，总结了作为一个群体的史官的学术修养、政治情怀和多重人格。

第五章剖析了史馆修史、幕府修史与私家修史的研究对象、思想倾向，探讨了三种修史形式之间的关系，指出幕主或总裁是史馆、幕府共局修史的联结点，学者是史馆、幕府与私家修史的联结点，考察了史馆修史对幕府与私家修史的影响，认为史馆修史由于有朝廷的支持而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决定着其他两种修史形式的盛衰消长，同时也受到它们的反作用。

第六章以史馆为关节点，通过具体的史料和事例揭示了史馆修史与清廷政治斗争的关系，指出维护统治者根本利益是史馆修史永远不变的主题，并以乾隆朝为例，分析了史馆修史与清代帝王文治的关系，此外还剖析了史馆修史与民族问题、边疆问题的关系，使我们可以更透彻地领会史学与政治的深层关系。

第七章分析了史馆在清廷引导学术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指出清代设馆修史注重借微言大义宣扬阐发自己的统治思想，促进了宋学的发展，同时又注重求真求实，直接刺激了考据学的发展。作为官方史学的主要载体，史馆修史的史学思想、治史方法亦受到西学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学的传入对清代学术产生的影响。

正如杨燕起先生所言，本书在历史撰述与当代政治的相关问题上作出了新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有关史学认识与撰述的规律性见解，不仅有利于学界更全面地认识清代史学，而且亦将加深学界对中国史学的整体认识。

刊于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9年卷（总第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