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涅克拉索夫（Nikolai Alekseevich Nekrasov，1821年11月28日—1877年12月27日），俄罗斯诗人和编辑。19世纪中期俄罗斯激进文学运动中的中坚人物。

1821年11月28日生于乌克兰波多尔斯克省维尼茨县涅米罗夫镇。父亲是军官，退伍后举家迁往雅罗斯拉夫尔县祖传领地格列什涅沃村。诗人就在这里度过童年。农民的无权地位，伏尔加河上纤夫的艰苦生活，以及经常从门前通过的解往西伯利亚的政治流放犯，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1838年，涅克拉索夫被送往彼得堡进武备学堂，他却违背父亲的意愿去投考大学，落取后径自到彼得堡大学去旁听。父亲一怒之下，对他断绝了全部接济。17岁的涅克拉索夫从此便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贫困生活。同年，《祖国之子》杂志第一次发表了他的短诗《思想》，其他杂志也相继发表他的诗篇。

1840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幻想与声音》，大多模仿之作，受到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严厉的批评，他感到非常痛苦，一度中止写诗。为了摆脱生活困境，他为农民代写书信，拟呈文，为商人写广告，或为演员抄台词，同时坚持文学创作。1840～1841年间，他在《俄罗斯和全欧洲戏剧丛刊》、《文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书评、论文、杂感、小说和轻松喜剧。

40年代初，涅克拉索夫结识了别林斯基，在后者的帮助下，逐渐走上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真正的诗人”的道路。这一时期写的《在旅途中》(1845)、《摇篮歌》(1845)、《故园》(1846)、《秘密》、《夜里我奔驰在黑暗的大街上》(1847)等诗，描述俄国下层人民的痛苦及其悲惨的命运，并讽刺了伪善的权贵们，在文坛上受到普遍的赞扬。40年代末他已被称为有独创精神的民主主义诗人和讽刺诗人。

1847年起与帕纳耶夫合编《现代人》杂志。50年代，他先后邀请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参加编务。由于立场、观点的一致，三人结为共同为革命民主主义理想而斗争的亲密战友。这时期他写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如《未收割的田地》(1854)、《被遗忘了的乡村》(1855)、《小学生》(1856)。特别是《诗人与公民》(1856)庄严地宣称“可以不做诗人，但必须做一个公民”；《大门前的沉思》(1858)抒写了在俄罗斯大地上泛滥的人民的悲哀，思索着他们未来的命运；《叶廖慕什卡之歌》则提出进行革命的口号，并呼吁为此而献身。

从60年代起，涅克拉索夫连续写了一些描写农村生活的长诗，如《货郎》(1861)、《严寒，通红的鼻子》(1864)、《铁路》(1864)等，这些诗篇着力表现破产中农民的悲伤和愤懑，洋溢着对俄国农民的真诚的爱。这个时期他在文学界，特别在进步青年和革命活动家之间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认为是俄国最优秀的诗人。

60年代前期，涅克拉索夫一再遭到挫折：昔日的朋友如屠格涅夫、亚历山大·德鲁日宁、鲍特金等因思想立场分歧，先后同他绝交；杜勃罗留波夫病逝；米哈伊洛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继被捕，并流放西伯利亚；《现代人》又于1862年一度停刊，1866年终于被封闭。在这之前，涅克拉索夫为了刊物能够维持出版，曾向两次参与镇压波兰人民起义的“绞刑吏”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献诗，引起进步人士的责备。他曾写诗承认错误，说“当无情的命运威胁我的时候，我的手就在竖琴上弹出了不正确的声音”。列宁指出他的弱点，同时肯定他“整个的同情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边”。

1868年，涅克拉索夫与谢德林、叶利谢耶夫合编《祖国纪事》杂志，并邀请优秀的民主主义作家和诗人撰稿，使它成为70年代进步阵营的喉舌。在《祖国纪事》刊行期间，涅克拉索夫写了歌颂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的崇高自我牺牲精神的长诗《祖父》(1870)和《俄罗斯妇女》(1871～1872)，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的长诗《同时代的人们》(1875)，还写了后来结集为《最后的歌》(1876～1877)的抒情诗和《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最后三部。在革命的民粹派运动日益发展壮大的70年代，他的这些作品体现了时代的最主要特征。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6～1876)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它写了偶然相遇的7个农民为寻求“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这个问题的答案，乘一块“神奇的桌布”漫游全国的故事。以此为情节，生动再现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的俄罗斯现实，描写了农民、地主、僧侣、商贾和革命者等不同人物形象，暴露沙皇统治当局的残酷和欺骗行径，表明当时俄国是一个没有幸福的地方，而只有那些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献身的人才是幸福的。长诗采用民歌形式，融讽刺、叙事、抒情于一体，艺术上有较多创新。 1877年12月27日涅克拉索夫在彼得堡病逝。

涅克拉索夫的诗歌紧密结合俄国的解放运动，充满爱国精神和公民责任感，许多诗篇忠实描绘了贫苦下层人民和俄罗斯农民的生活和情感，同时以平易口语化的语言开创了“平民百姓”的诗风，他被称为“人民诗人”，他的创作对俄罗斯诗歌以及苏联诗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