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作潮（1903-1984），湖南长沙人，曾用名涂保生、唐宝生等。1924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5月1日，涂作潮作为恒丰纱厂代表参加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1925年10月，受党组织派遣，涂作潮从上海出发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6月，涂作潮作为旁听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11月，涂作潮进入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学校学习。1930年3月，涂作潮奉命秘密回国，在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下属的中央特科工作，先后任机务员和红军无线电训练班教员、电台政委、军委材料厂厂长，参与红军各期无线电训练班的机务教学工作，破译敌军电信，监管被俘后留用的技术人员，为红军技术侦查输送人才。1943年，涂作潮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部电台机务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涂作潮先后在第一、第四机械工业部工作。1984年12月31日，涂作潮因病逝世。

涂作潮，1903年5月生于湖南长沙，曾用名涂保生、唐宝生等。他家境贫寒，从小做木工学徒，这也使他在以后的特殊工作中，本名少有人知晓。1921年1月，年轻的涂作潮参加了长沙的“湖南劳工会”，受到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

1924年，涂作潮来到上海，进入杨树浦恒丰纱厂做工，在工人夜校里认识了蔡林蒸（蔡和森的哥哥）、张浩和李立三等同志。这一年，由蔡林蒸和张浩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沪东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杨树浦支部的成员，与何量澄（何叔衡的侄子）、张佐臣、王亚璋等同在这个支部。他把自己的名字“涂保生”改为了“涂作潮”，意思是“掀起共产主义革命的浪潮”。涂作潮还参与创建了沪东工人进德会，后担任杨树浦支部组织委员和上海总工会第一办事处庶务。

1925年5月1日，涂作潮作为恒丰纱厂代表参加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10多人，激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民众的愤怒。惨案发生后，涂作潮与夜校师生们到龙江路、韬朋路（今通北路）、扬州路等地，向群众宣讲顾正红被东洋人杀害的事件，号召各厂工人、群众起来参加声援斗争。接着，他又积极投入五卅运动的斗争中。

1925年10月，受党组织派遣，涂作潮从上海出发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到苏联后，他刻苦钻研机械制造技术。1927年夏天，他被安排在贝克瓦基地培训，学习信鸽传送、密写、印刷、车辆驾驶、有线通信等课程。1928年6月，涂作潮作为旁听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其间，他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指示他要加紧学习掌握先进的无线电通讯技术，并亲切地称呼他为“木匠”。同年11月，涂作潮进入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学校学习。此后20年，“木匠”这一称谓就成为涂作潮从事地下工作的代号。

1930年3月，涂作潮奉命秘密回国，在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下属的中央特科工作，先后任机务员和红军无线电训练班教员、电台政委、军委材料厂厂长，参与红军各期无线电训练班的机务教学工作，破译敌军电信，监管被俘后留用的技术人员，为红军技术侦查输送人才。

1939年冬，涂作潮与红军第二期训练班学员李白在威海卫路（今威海路）租了两间店面，办起了“福声无线电行”。涂作潮手把手地教李白机务和修理的技术，在涂作潮的指导下，李白进步很快，只用了两三个月，便能装配和修理电台，成为一名全能报务员。经过涂作潮的改装，李白和延安通报的发报机功率从100瓦降低到了业余电台的10瓦，隐蔽性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涂作潮还利用普通收音机装配了一部隐形电台，巧妙地改装了里面的一个装置，使“电台”可以迅速变回“收音机”。1942年9月，正是这一设计骗过了日本专家的眼睛，使得被捕入狱的李白8个月后被保释出狱，继续为党工作。

为避免更大的牺牲，党组织及时通知涂作潮紧急撤离上海，去新四军工作。临行前，他才告诉已结婚几年的妻子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1943年，涂作潮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部电台机务主任。不久，江苏省委派人把他的妻儿也营救出上海。1944年秋，涂作潮调赴延安工作，与家人终于得以团圆。

1949年上海解放后，涂作潮作为军代表奉命接管上海两大电讯公司——中央无线电公司和中央有线电公司。他发现公司下属研究所有20名工程师，便建议将这批人才全数调至北京。这20人中，有10人后来转入国防部五院，有4位成为工程院院士，还有荣膺两弹一星的元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涂作潮先后在第一、第四机械工业部工作。

1984年12月31日，涂作潮因病于电子部402医院逝世。

涂作潮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无论在白区做地下工作，还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他都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他襟怀坦白，光明正大、刚直不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优秀党员。（1985年1月22日《人民日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