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讲，流行文化是与高雅文化相对而言的。高雅文化一般“包括如古典音乐、严肃小说、诗、舞蹈、高雅艺术和其他为相对较少的并受过教育的人们欣赏的作品”。流行文化则是被普遍喜欢和热烈追随的文化，其主要功能是娱乐。如吉登斯就这样定义:“术语`流行文化'指的是被成千上万或几百万人观看、阅读或参与的娱乐”。海蒂兹进一步具体指出:“流行文化就是那类普遍可得的人工制品:电影、录音录像带、CD或VCD、时装、电视节目、沟通和交流的模式等”。根据上述文化与流行的讨论，我们也可以简单地用一句话将其界定为:许多人实践和追随的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

一般来讲，流行文化是与高雅文化相对而言的。高雅文化一般“包括如古典音乐、严肃小说、诗、舞蹈、高雅艺术和其他为相对较少的并受过教育的人们欣赏的作品”。流行文化则是被普遍喜欢和热烈追随的文化，其主要功能是娱乐。如吉登斯就这样定义:“术语`流行文化'指的是被成千上万或几百万人观看、阅读或参与的娱乐”。海蒂兹进一步具体指出:“流行文化就是那类普遍可得的人工制品:电影、录音录像带、CD或VCD、时装、电视节目、沟通和交流的模式等”。根据上述文化与流行的讨论，我们也可以简单地用一句话将其界定为:许多人实践和追随的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

流行文化(PopularCulture)属于文化的范畴。在学术发展史上，“文化”一直是最复杂的术语之一。最早在科学意义上为“文化”下定义的是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泰勒，1871年，他在其代表作《原始文化》中写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这之后，至20世纪50年代初，文化定义已经有164种之多。著名学者T.伊格尔顿在其最新的大作中指出，文化这一术语一直是在对立的两极之间被使用:它太宽泛又太狭窄、太充满“人类学”的无所不包又太局限于美学意义上的思辨性。20世纪90年代，一些人类学者认为，文化定义可以归纳为两种，一为社会结构意义上的文化，另一是个体行为意义上的文化。前者指的是一个整体社会中长期、普遍起作用的行为模式和行动的实际准则，这些模式在那些给事件和人际关系以明显结构的形态和反复出现的周期规律性中呈现出来，并且构成常被归为“生活方式”的那种东西。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拉德克利夫-布朗就持此观点。后者是个体习得的产物，包括一个人类群体成员为了在他参与活动的这个群体中被相互接受地交往而必须知道的东西。据此认识，文化不必为该社会甚或该群体所有成员所共享，而是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有关成员彼此授受意义，以至这些意义能够使他们达到共同的目标，因为他们建立了共同的理解和文化的想像。

1.文化语境：全球化

世界文化是丰富多样的，每个民族世代延续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与积淀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媒介的全球化进程加快了个人与世界的联系，也加快了人类文明与文化之间的渗透与融合。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世界各个角落都成为媒介概念中”地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人类文明开始走出原有的部落，走向世界的舞台，文化多样性获得史无前例的大解放，而人们的社会化的发展也始于这次文化”解放”。人们认识到不仅需要吸收他种文化以丰富自己，而且需要在与他种文化的比照中更深入地认识自己以求发展，这就需要扩大视野，了解与自己的生活习惯、思维定势全然不同的他种文化。”吸收融合外来有益的文化成果，往往是本民族文化加速发展的催化剂。”流行文化得益于媒介全球化的发展，今天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通过家庭影院观看好莱坞的大片，通过电视现场观看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新年音乐会，通过网络了解世界各地的风土民情;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流行文化前所未有的”大合唱”：美国卡通片”花木兰”的大获成功说明了流行文化的嫁接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而美国电影”安娜与国王”则突出了”异域风情”，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与此同时融合了西方的价值观念的”文化混血”特征十分明显;由台湾导演李安执导的电影“卧虎藏龙”，中国大陆导演陈凯歌执导的电影”无极”，都无限夸大了中国文化的神秘性，以流行的姿态征服了无数国外的受众。当然，这里我们还应提到，全球化为弱势区域的人们带来了福音。

极大丰富的文化养料为本土人民思想的启蒙与开化奠定了基础。沐浴在世界流行风尚的春风里，人类的互动达到前所未有的畅通，流行文化就是跨越国界与民族的通用语言，“不同民族文化有着一种空间距离感，而流行文化却是不同代际之间的时间差异感。它在不断地演替和回归中，用时间的流逝抹平了地域的和民族的文化差异。”

2.经济层面：商业利益驱动

流行文化往往不单指静态意义上的文化作品，而是包括作品在内的人的整个消费行为和过程。由文化产业机构制作，供公众消费，以获取商业利润为最大目的，流行文化存在的意义就是赚取利润，因此它与传统文化内涵有着本质的不同。

“麦克唐纳（DweightMacDonald）在”流行文化的理论”中提到，流行文化是由商人们雇佣技术人员编造出来的，其听众都是被动的消费者，听众的参与只被限制在买与卖之间。

抛开麦克唐纳的言论极端与否不论，流行文化的确与商业有着天然的勿庸讳言的默契，这可以归功于商业的发展以及大众传播的成熟。流行文化要最大限度地攫取市场利益，这是它唯一的诉求。相对于传统文化是历史沉淀的结果，流行文化凸显的是前瞻意识，更是商业运作的结果。

很显然，流行文化的快速普及的内驱力就是利益驱动。流行的含义从某种程度上是市场占有率的多少，因此需要”量”的指标加以印证。之所以有更多的投资者看好流行文化市场，就是奔向具有诱惑力的市场覆盖率。而各种投资都希望得到回报，因此，流行文化总是在被建构与解读的过程中成长与成熟起来的。大众传播起到的主要作用就是造势，使人们形成对于它的注意力，以此形成一种大众消费趋向，使市场更加成熟。

3.社会心理：“自我”的确认与人性解放

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的流行文化还是以满足人的最基本的原始欲望作为其主要的动机，身体的解放是流行文化的主要表意形式。

进入90年代，大众主体意识逐步觉醒，并在努力争夺话语权。这个过程就是人们在逐渐确认自己的身份与存在的意义。由于阶层差距的逐渐加大，处于底层的社会群体对自身存在产生不确定性，这尤其体现在转型期的中国，于是人们更多希望外在的辅助力量来平衡自己心态，寻找自我的落脚点。在精神层面，或者文化层面，则需要借助一种非权威拟定的表现方式来呈现自我，以彰显自我实现的价值，而流行文化的适时出现，成为了一种极具张力的代言工具。它是轻松的而非刻板的，是流动的而非静止的，在歌颂时尚与前卫的同时放弃世俗的偏见，甚至是对传统的不屑，这种审美趣味被认为是现时代人们的心理需求与社会需求。在流行文化的语境中，个人的看法与感觉、生活状态与品位受到更多的重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流行文化更是一种人的文化，摒弃制度与尊严，权贵与等级的束缚，人性得到更为彻底的释放。就像”泰坦尼克号”里的Rose和Jack跑到下等仓去跳舞，我们可以看做高尚文明与市井文化的对话，摆脱繁文缛节的Rose享受到的不再是特权阶层的雅致，而是为人的快乐。

流行文化的使命之一就是缩小阶层差距。在与传统精英文化挥手告别的年代，流行文化以不羁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不屑于做典雅与低俗、精致与粗鄙的区分，并且不会向所谓的高尚文明做靠拢的努力，它所追求的价值就是关注此刻，活在当下。它的不拘一格、来去匆匆的风格，只为那一瞬间的绽放，因此不在乎做进一步的加工和分层。

由于流行文化的普世情怀，因而缺乏一定的引导与控制机制，某种程度上剥夺了精英阶层一贯把持的话语权，对于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无形中也加剧了无政府主义的可能性。

流行文化成功地贴近了时代的社会心理，满足了人类回归本性、追求世俗快乐的欲望，以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为旨归，尽管这种快乐被许多“文化人”所不齿，将之视为浅薄、粗鄙、平庸，甚至是格调低下的文化垃圾，然而，它仍然以娱乐的姿态娱乐众生，仍然以自嘲的装傻的模样放声高歌“精神解放”。在抛弃了意义的年代，流行文化以其”后现代”的时髦面孔证明着自身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它所展现的正是一个”平民说话”、“弱者狂欢”的新世界。

4.传播平台：大众传播促进文化流行

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张廉价报纸”纽约太阳报”，为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开启了一扇明亮的窗，大众传播的机械复制帮助大众寻找与其认知能力与审美趣味相吻合的符号进行表达，文化资源不再为权贵所独占，文明走下圣坛，文化的民主姿态更加深入人心。

时至今日，网络传媒已经分外发达，传播成本的低廉愈加为世人所关注，而这也意味着流行文化传播盛世的到来。大众传媒是流行文化的载体，二者是相生相息的关系，传播技术的发展为流行文化提供良好的延续与发展的平台，形成并规定着流行文化的基调。

大众传媒强大的复制力量以及超乎想象的传播能量，让世界改变了面孔，流行文化像热气球一样升腾在空中，一种无限膨胀的趋势让整个人类热血沸腾。应该承认，流行文化发展到今天，大众传媒功不可没。传媒依据媒介意志和价值判断，对流行文化的复制与审读起到了重新定位的作用，因此，流散到民间的用以消费的文化产品就已经与原有的精神实体分道扬镳，而产生出另外的意义，如同批量复制的赝品，即便与真品形式具有雷同性，但意义已经完全变味。今天，我们随处可见毕加索的自画像，或者”蒙娜丽莎的微笑”，但对此权当是一种文化认知，而对画像所渗透出的美学意味与境界却不再成为研究的重点。大众传播的力量就是将文化信息化、大众化，变成可认知、可消费的产品，而这种产品的性质和小孩子喜欢的口香糖没有太大的区别。

大众传播成功地缔造了流行文化，它构成流行文化及其现代艺术样式得以传播的物质传输渠道，同时直接影响大众文化的意义传达。从某种意义上说，流行文化就是大众传播标签化的结果。

流行文化是我们身边唾手可及的文化读本，它融化于我们的生活细节之中，同时又在浇铸我们的生活模式。其实高雅与通俗是很难说清的事情，世界三大男高音被无数歌迷追捧，成为全球的流行文化，但是你却不能将之排除于高雅文化之外；四大名著在当代被奉为经典，但是它们却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流行文化；同样，20世纪80年代文化复苏的中国，很多大学生手捧弗洛伊德的书如饥似渴地阅读，90年代的年轻人热衷顾城、北岛的诗，都一度成为流行的标杆，但是怎么界定这就是高雅的抑或媚俗的文化呢?其实，流行文化并非完全背离传统，它抛却的只是传统的意义躯壳，代之以新的人文理念。从某种角度看，文化的流行也是文化的循环，我们曾看到多少年前流行的东西会在若干年后再度驰骋时尚舞台，但是，内涵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其中，蕴含的是意识形态的解构与重组。因此，审慎的态度就是理性而客观地看待文化现象，并且模糊文化的本质属性，无须仰视高尚的精英文化，同时对普世的流行文化也报以真诚的尊重。

流行文化正在成为我们时代的一种汹涌的潮流。对于这种潮流人们可能已经作出了各种反应，包括对于它的一些评价。但是，对于一个对象的认识应该是在对其特征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而这种认识人们大多并不是根据一种理论分析的方式，而是根据过去的成见或者直觉作出的，因此，对于当代流行文化的特征的论析就有其必要性。以下，论者归纳出五点特征。

对于文化层阶的消解流行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消解了文化的层阶，即它把传统中关于文化的高级与低级、典雅与粗俗的定位作了否定。它不仅不是精致的文化，而且根本就不屑于作出这一区分，也根本不进行这种努力。流行文化的某一类型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完全来不及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和分层。它是在时间之流中以新颖和过时作为区分的标志。由于流行文化没有高低的层阶，因而也就缺乏一种文化的引导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剥夺了是统治者机构和知识分子平时秉有的话语权，在表达的民主性上它可以具有一种变革意义，但是也具有无政府状态的可能性。由于流行文化没有内在的层阶标准，因而在评价上它的运作方式和指标有着自己的一套规则。[2]其实，从深层次来说，流行文化是在现代生产方式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运行规则。如果说到我们既有的一般的文化，那么它是以传统作为自己的圭臬，另外又以某些知识分子或者专家作为这一圭臬的看守人，从而形成一套有效的评价体系；流行文化追求新颖，当然不可能崇尚传统，因此原先有效的评价体系只能弃置一旁。

流行文化看重的只是“现在”，这种对于当下的强调在现代性社会就往往被商家染指，由此形成一套文化上的生产-消费关系。流行文化的产品有其精神上的内涵，正是凭借这种精神它才可能流行，但是它的精神不是提升人的内心世界的动力，而是满足欲望的一种消费品。它是按照市场供需状况调整产品的供应结构。流行文化的消解层阶也体现在它对于文化的隐秘意味的无视，传统性的文化往往有着隐秘的和神圣的内涵，这种不能仅靠思想，还需体验加以把握的性状，成为人们对一种文化产生不能割舍的感情的根源。流行文化既没有长时期的积淀过程，也缺乏知识分子进行相关的理论辩解和宣传，它就只是针对人们需求。人们可以喜爱某种流行文化，甚至出现追星那种狂热的倾情，但是难以形成一种宗教式的沉醉与迷恋的感情，人们没有仰视它的那种层阶距离。

文化和文化思想是相关的，不过二者有着区别。文化是一种存在范畴。如利奥塔指出，“文化存在于一个民族与世界和与它自身的所有关系之中，存在于它的所有知性和它的所有工作之中，文化就是作为有意义的东西被接受的存在。”这就是说，文化同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而关于文化的思想则是对于文化的阐释和引导。譬如，自从报刊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在近代问世后，它就渗入到人们生活中，尤其每天固定时间出版的报刊影响更甚。对于这种Dailynews（每日新闻）的定期阅读，我们可以从人们需求对于社会近况的了解来说明，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非得了解它的规定性。这时参照黑格尔的阐说就可以见出颇有意味，他认为当时的欧洲人已有了每日早餐后阅读报纸的习惯，这是现代人的“晨祷”，即人们已把读报培养成了固定程序，如果哪一天无报可读或没有时间去读，则这一天就相当于没有祷告那样，生活就沦为空虚和没有意义。黑格尔关于读报的阐说，就给报刊阅读赋予了一种文化意味，而我们看来也是揭示了读报的文化意义。

关于文化的理论阐释，传统文化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民间文化，它依凭的传统规范，如春节作为一年的年头岁尾，要求直系亲属的大团圆，这一团圆成为一种文化仪式，标志着一年的平安幸福，否则就是一种深切的遗憾，这种规范通过一些传说、礼俗而获得强化，有时成为一种惯例，深入到人的无意识之中，不自觉地就会就范。另一种是精英文化，它以一些文化精英的学说作为根基，它包括某些哲学家、宗教领袖、学派的中坚人物的学说等。这些精英学说的最高形态都可以上升为一种哲学，哲学代表了精英文化的核心。而流行文化则既没有传统规范，也不依凭什么哲学思想，它的文化核心应该寻求一种经济学意义的阐释：即人的行为过程的经济性。一方面是社会的公众在生活中面对各种压力需要抒缓，另一方面是社会可能并未注意公众需求，公众在民间文化中不能得到现时的言说，在精英文化中又不能得到针对个人的言说，在此状况下，流行文化就是在经济体制的参与下，动用商家的力量加入到文化建构的过程。它没有根据过去的传统根基，也没有对于未来的长远规划，而是立足于此时此地的公众个人。在流行文化中，它的价值目标就是对于此刻的关注。这一关注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进餐对于肚腹的抚慰，出发点到最终目标都没有终极关怀的承诺。

从叙述派学说看，文化是一种言说，而言说就需要某一知识来进行合法化的包装。可以说，民间文化是通过各种传统化的方式，包括传统礼俗、传说、宗教、仪式等加以强化。精英文化经历了一段时期发展的坎坷之后，走向了“科学”道路，即作为知识，必须要通过学科研究的方式进行证明，言说过程还有若干规范要求，它通过法律条文、词典、学科术语、科学公式、科学定律等加以体现。精英文化经由教育、大众传播、国家干预等行为得到强化，并且知识的言说就被作了垄断，似乎非精英化的知识就不配称之为知识。精英文化的知识观把事实的唯一性与知识的唯一性等同起来，一件事实是怎样就只能是怎样，不能指驴为马；可是对于事实的言说可以具有不同的方式，驴和马是不同的动物，但属于大型草食动物并且是马科动物上二者具有同一性。说马与驴是不同动物，同说马与驴都是马科动物都是有效的，而在言说形式上却是迥然不同。近代以来西方形成的精英文化把知识的合法化变成了一座专制主义的殿堂，知识体系的竞争被作了意识形态性的阐释，即是正确与错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

流行文化重新定义了知识的合法化问题，它是在时间序列上恢复了“地方性知识”的有效性。所谓地方性知识即未走进课本与词典等的知识，“如巴厘人按出生的长幼序数而被命名为‘头生的’、‘二生的’、‘三生的’、‘四生的’四种，过了老四又开始新的循环，第五个孩子也叫‘头生的’，第六个则叫‘二生的’，在一母所生的同胞中，叫‘二生的’那个人也许是‘头生的’老五或老九的大哥。这种循环式的称谓系列并不能真正反映同胞之中的长幼之序，却体现着一种往复无穷的生命观念，它不可翻译，却是具有文化特质的地域性的知识，故称之为‘地方性知识’。”[4]这一地方性知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完全相近的表达，即每过12年就是一个生肖序列，每五个生肖序列是60年，算是一个“甲子”，一个“甲子”就是一次轮回，由此形成了中国人朴素的历史循环观。当人们面对变化时，是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说。从西方引入的公元纪年以及西方的工业革命生产模式，打破了这种循环，时间仿佛成为一条线形的矢量。流行文化则使得循环重新成为可能。一次潮流之后，隔了若干时间又可能重新回归。传统的精英文化是以理性原则作为支撑，它的知识的合法性体现在各种学院式的学说之中；流行文化是贯彻的非理性原则，它的知识则奠立在以无意识欲望为中心的个人感受上，各种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的言说，都可以成为流行文化的凭借。另外，它也可能成为当代人们心理障碍的幻想性的替代物。

当今时代是体制化生存的时代。对于这种体制化生存的说明，从马克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论述可以见出基本梗概。那就是，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实行世袭制度，社会阶层代代相传，子承父位；社会等级森严的结构中，让人安于现状。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变革不只是采用了机器生产，更重要的是调整了生产关系，使得社会实行一种按照个人表现和能力给予一定职级的任职制度，社会荣誉也随着个人业绩定夺，起到了鼓励人们勤奋工作的积极性的作用。如果说中世纪欧洲是采用社会等级制，那么资本主义就是采用根据能力、教育水平、个人业绩、工作需要等方面综合评定的科层管理制。这种科层制度依靠一定的体制化得以实施。譬如对于教育水平的认定方面，以前只是通过一种考试，甚至是很不规范的认字、赋诗等只能考核一个狭小方面的方式来认定教育水平。现代教育体制则使得水平认定规范化了，小学、中学、大学各有自身的教育目标，知道了某人受教育年限，再辅以规范性的考试，那么水平认定是客观的，就是说各地的认定都是大致相通的套路，可以通约。

应该说科层管理制是一种比较科学的人事管理制度和人才激励机制，对于社会的变革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科层管理制同人员的提拔相关联，即每个人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往往随着年资的或业绩的或二者俱备的增长，地位也可以随之上升。美国学者劳伦斯·彼德通过统计分析提出了“彼德原理”，即不称职原理，他说：“（在科层组织中）他们中的许多人，肯定会赢得一、两次提升，从一个能够胜任的职位向另一个更高的能够胜任的职位，而在新职位上的胜任又使他们有资格被再次提升。对于每一个人，你或我，最后一次晋升都是从称职级升向不称职级。所以给定足够的时间，并假定科层组织中有足够的等级，那么每一位雇员都要升到并停留在他的不称职级上。彼德推论表明：总有一天，每个职位都会被不能履行它的职责的雇员所占据！”彼德原理是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出现的，其中难免偏激之处，不过它对于我们认识当代社会的体制化提供了一个视角。流行文化的特性就在于，它不同于我们上文说到的体制化。流行文化也可以有着自己的体制特征，但是它对于常规性的文化起到了一种抑制作用或替代作用。如果说常规的文化实行一种科层管理，科层体制是逐级提升，个人的提升成为可以预期的目标，提升也有着社会评定的指标体系作为参照；那么流行文化则没有逐级上升的常规模式，它完全可能一夜成名，不久又销声匿迹。当年歌手苏小明凭借一曲《军港之夜》，红遍了大江南北，歌手费翔更是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表现成为流行歌坛的重量级人物，然而他们都被人淡忘了。这里，他们的成名并没有一种可以量化的成就标准作为依托，成名与淡忘都不是在完全可以预期的范围中运行。可以说，流行文化在体制化生存的现代人常规科层文化映衬中，相当于人们的一个梦幻。体制化生存的常规使得社会成为合理化的工场，没有了惊奇与意外，而流行文化成为理性原则无暇光顾的人们的非理性精神的最后领地。生活在一个合理化的社会可能是公平的，但也是使人压抑的。考虑到常规的体制化生存还有“彼德原理”那种负面影响，那么流行文化的存在也是必要的补充。

流行文化是急速传播的文化，这种快速传播必须突破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障碍。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就只能采取一种超越地域性和民族特性的方式出现。可以说，流行文化是没有地域特色和民族性文化。作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各地饮食文化对于食品味道有不同讲究，中国就有南甜北咸之说，而作为国际性快餐业大户的肯德基、麦当劳、德克士等食品公司的食品，就是追求一种国际口味，它并不吻合于某地、某个民族的口味，可是反过来也不同哪个地方与民族的口味冲突；它不是好吃的食品，但对于人们也不是难吃的。流行文化可以很快融入当地的文化生活。一位美国学者在菲律宾感受到了一种文化现象，即菲律宾人往往非常熟悉美国的文化产品，人们甚至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美国歌星的演唱，“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他们的生活在其他方面和产生这些歌曲的那个相关世界并非处于完全的共时状态。”这些菲律宾人哼着美国歌曲时，他们对美国歌曲的体验并没有自身的文化经验作为依托，反过来他们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个人感情又缺乏相应的歌曲加以表达，于是就在哼唱美国歌曲中得到一种可能不同于美国听众的、加入了自己理解的感受。阿帕杜莱认为菲律宾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现在它虽然是独立国家，但是文化上仍然受到美国强力影响，他把这一哼唱现象称为美国文明在政治上对于菲律宾人的强暴。阿帕杜莱的说法可以引申到文化殖民和文化帝国主义的议题上去。不过，我们可以设想这些美国歌曲的两种状况。假若这些被哼唱的歌曲属于经典歌曲，那么美国歌曲成为世界其它地区耳熟能详的对象，这除了表明这些歌曲确有实力之外，也表明了美国文化的强大传播能力，因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优秀作品要能被其它地区人们所接受，单纯的传达是远为不够的，还必须要使当地人们能够达成对于传播国文化的认同，这就必须建立一种文化的强势地位让人信服。这里文化的强势和弱势地位，固然可以用以说明文化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但是既然传播的属于一种优秀的文化，它也理应成为全人类的文化财富，倒是对于别国的封闭才应被指责，所以关于文化侵略的言说必须是针对西方的一些征服行为才适用，不能作为一般性的概括。假若这些被哼唱的歌曲不是经典作品，那么本身不具备非凡实力的作品要广为流传，就只有扮演成流行文化的姿态。流行文化在其源发地没有传统的深厚根基，也就不存在以一种民族文化去征服另一种民族文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