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下半年，
旅美华人曹桂林的长篇小说《
北京人在纽约》在大陆轰动一时[①]。这“轰动”当然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诸如特定的社会心理背景（许多中国人都关心“出国”），
小说题材的独特性，小说题目的新闻性，某些人有意识的宣传（为了扩大书的销路多赚钱或者出于某种政治目的），等等。但是，这“轰动”本身也显然嘲笑着人们的“
孤陋寡闻”或者“记忆力衰退”。如果人们读过
旅美华人女作家
於梨华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②]，并且留下了一点点印象，那么他们是不应当对《北京人在纽约》感到十分新奇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和《北京人在纽约》一样描写了中国人离开祖国去美国以后的生活和奋斗，甚至两部小说主人公在美国的经历具有相同的时间长度（十年）。实际上，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得更宽一些，就会发现，表现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在本世纪初就已经出现，并且一直延续下来。“五四”时期
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沉沦》、《空虚》[③]和二十年代
闻一多留学美国时创作的《洗衣歌》、《孤雁》、《太阳吟》[④]等等，都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并且曾经引起较大的反响。
聂华苓创作于1970年的中篇小说《
桑青与桃红》[⑤]和吴民民创作于1988年的长篇报告文学《
中国留日学生心态录》[⑥]，亦可划归此列。这类作品在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稳定性和持续性的系列，由于其题材和蕴含的独特性，我们必须用一个新的名称来命名它。本文将这类作品称之为“流浪文学”。
本世纪以来取材于“流浪者”生活的文学作品，确实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形态。这类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种新型的人物形象，其认识价值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中任何一类形象所难以比拟的，因为他们把文化冲突、国家冲突、种族冲突、社会冲突、金钱与人性的冲突乃至价值观、伦理观等多种冲突集中在一起了。这些形象本身为中国人在“世界”这一大背景上认识自身提供了最佳标本，而当我们把不同历史时期流浪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作为一个“时间序列”来观察的时候，又可以发现本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和中国人自我认识的轨迹。不过，由于诸种现实因素的制约，流浪文学的价值难以被今天的研究者全部发现。也许只有在历史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必要的距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流浪文学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