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辩（？—862年），唐代敦煌僧人。亦称吴僧统、吴和尚，俗姓吴。父绪芝，母南阳张氏。洪辩幼时出家，有辩才，谙蕃语，传译佛典，精研唯识。知大蕃沙州释门都法律兼摄副教授十数年，迁释门都教授（s.1686、p.4640）。蕃历水鼠年至木虎年（832-834）于莫高窟开七佛堂（今第365窟，见p.4640）。又建“法华无垢之塔”（p.4640）。大中二年（848）协助张议潮起事。大中五年（851），唐宣宗敕为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充河西释门都僧统（s.1947），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并敕黄牒（p.3720《洪辩告身碑》）。又开大佛堂一所（今第16窟）（p.2913）。领沙州十六所寺及三所禅窟（s.1947）。撰有《李教授阇梨写真赞》（p.4660）。圆寂后，族人及弟子就廪室为影堂（即今第17窟藏经洞）（s.1519），内塑真容并立《告身碑》。

吴洪辩出身官宦世家。其父吴绪芝在唐朝先后任唐王府司马、千夫长、建康军使并授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绪芝长期领兵戍守西陲边土，精忠报国，战功显赫。“安史之乱”中，由于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奉命率大军勤王，致使河西势力空虚。吐蕃趁机剑指河西，一路势如破竹。绪芝率部殊死抵抗，终不敌蕃兵，只得随主帅退守敦煌。吐蕃占领敦煌后，绪芝仍然一心向唐，无意仕宦，遂退隐敦煌乡间。洪辩之母为南阳张氏，与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同宗，温良贤淑，清贞高节，为女中模范。洪辩自幼深受父母教育熏陶，饱学经纶，明晓事理。其于救民于水火的郁闷不得排遣之时，顿悟佛性，潜心佛学。此时的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真正能普渡众生的道路。

洪辩天资聪颖，性灵超群，幼年出家，精进持学，从不懈怠。多年的潜心苦修，使其三学并进，终成一代名僧。时人撰文赞美他“一从披削，守戒修禅，志如金石，劲节松坚”。

吐蕃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敦煌的统治，大力推崇佛教，命举贤能德明之士。洪辩因德才学识高人一筹，于821年左右被吐蕃赞普任命为释门都法律，后又兼副教授，长达十余年。吴洪辩在任职期间，竭能弘法。他宏开五部之宗，广谈三乘之旨，精研维摩惟识诸经，又传译佛经，讲经说法，广收徒众。其讲经通俗幽默，入木三分，深受僧俗两众爱戴。洪辩以其深厚的佛学修为赢得了“一方法主”的崇高威望。832年，吐蕃赞普下令提升他为释门都教授。从此，洪辩走上了僧界最高领袖的圣坛，开始了他长达30多年的任职生涯。

洪辩擅于领导，“以四摄摄僧，六和和众”，为敦煌佛教的发展竭尽心力，也为吐蕃稳定河陇地区作出了一定贡献。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洪辩立下宏愿，决心开凿功德窟，救佛教于末法之时。他倾其所有，又四处募捐，争取僧众支持，终于有了开窟的资金。大约在大和六年（832），洪辩招募良工巧匠正式开凿七佛堂，历二年而成。七佛堂即现存敦煌莫高窟第365窟。根据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一书介绍，第365窟为覆斗顶形制窟，西壁设一佛坛，坛上塑七世禅定佛，四壁绘“法华经变”、“华严经变”、“药师经变”、“报恩经变”等以及文殊、普贤及千佛诸圣。该窟规模宏大，流光溢彩，气势非凡。

大中二年（848），张议潮在敦煌起兵推翻吐蕃在河西的统治。吴洪辩以其河西僧团最高领袖的威望与地位振臂一呼，僧兵蜂起，配合张议潮义军讨伐吐蕃。为了早日打败吐蕃，在张议潮克复沙州（今敦煌）后，洪辩即派弟子唐悟真等随侍军府左右，为其出谋划策。可以说，张议潮在河西地区的军事胜利，与洪辩僧团的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同时，为了争取唐朝对归义军政权的正式承认，大中四年（850），洪辩派弟子唐悟真等入京面奏唐朝皇帝，基本上沟通了归义军政权与唐朝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为唐廷对归义军的正式册命打下了基础。大中五年（851），张议潮收复瓜、沙、伊等河西诸州后，洪辩再派遣以悟真为首包括曹法镜、索崇恩等成员的五人僧使团随张议潮使团一同进京向唐朝报告河西复归的喜讯。唐宣宗十分高兴，给予河西使团很高的礼遇。唐悟真僧使团四处拜会京城高僧，与大德理论佛法，扩大了河西佛教的影响。是年，张议潮被唐朝正式册封为归义军节度使。洪辩也被敕封为河西释门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养大德兼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并赐紫衣。洪辩为归义军祈福，为百姓求安，得到了河西民众的普遍尊敬，归义军政权上下也无不对之虔诚供养。

洪辩从不为浮华所迷惑，三十年如一日。清静修行，大力弘法。在他的领导与主持下，敦煌译经不已，讲经不断，法会频繁，开窟不止。从现存敦煌莫高窟的诸多归义军初期洞窟以及敦煌文书中大量存在的归义军时期的写经我们就可以看出敦煌佛教信仰的世俗化程度之高。这显然与以洪辩为首的河西僧团的竭力弘教是密不可分的。

洪辩在此时期又开一大佛窟，即今敦煌莫高窟第16窟，亦称吴僧统窟。并在其甬道北壁开一禅室即第17窟。第17窟既是洪辩的影堂，也是举世闻名的藏经洞。咸通三年（862），洪辩溘然归化，弟子悟真等在其生前禅室塑其尊像以便时时凭吊。洪辩塑像至今犹存。洪辩结跏趺坐于长方形禅床上，身正神定，神情肃然。洪辩塑像之后北壁绘一菩提树，枝挂净水瓶、挎装。树之左侧有执扇比丘尼一身，右侧有执杖近侍女一身。壁画与洪辩彩塑像完美结合。两壁嵌大中五年洪辩告身碑一通。

大约在11世纪西夏攻陷沙州之前，三界寺（今莫高窟）僧人为了保护珍贵的佛教文物，将洪辩塑像移于他处，而将大量佛经、佛画、法器以及宗教社会文书秘藏于第17窟。光绪二十六年（1900），道士王圆箓在请人清除第16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第17窟。窟中的佛经典籍、法器及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各种文书就是举世闻名的敦煌文书。敦煌文书的发现，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河西历史的研究有着“补正史之不足”的文献价值。近百年来，国际学人对之积极研究，硕果累累，形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