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洞人闻名天下，原因有二：其一明初最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始于洪洞。“此地别故乡，明代迁移忙。五百余年后，古槐民不忘”（清末刘大观诗）；另外一个原因，是明代中叶冯梦龙的白话小说《警世通言》中有一则《玉堂春落难逢夫》，讲的是发生在洪洞县的一段冤案故事，此事后来改编成了京剧《玉堂春》，自此洪洞冤狱让天下人不寒而栗。苏三监狱如今成了洪洞县的一大名胜。

在洪洞城北，有一处古大槐树公园，西近汾河，东临同蒲线。历史上这里曾经是香火极盛的广济寺，寺旁有一株“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阳关古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的老鹳在古树又构巢垒窝，年长日久，特别是到了冬季树叶凋落之时老鹳窝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初移民时，便在大槐村下设局驻员，集中移民编排队伍发给“凭照川资”。当移民起程时，依依惜别，不忍离去，走了好远仍频频回首，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鹳窝，为此，大槐树和老鹳窝就成了惜别家乡的标志。“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

数百年来这首民谣在京津冀鲁豫及江淮地区广为传唱，妇孺皆知。在洪洞县的古大槐树处，无论冰雪寒冬，还是盛夏酷暑，都有络绎不绝的远方游子，前来寻根祭祖，有的虔诚拜祭，有的留诗提词，有的捐款捐物。惜别之际，如同他们的祖先一样盘桓再三，频频回首，不忍离去。久而久之，在洪洞县古大槐处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寻根文化。一株苍老的古槐，成了华夏千万儿女的血脉之源，始发之根。明代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和自然原因。

元末明初，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兵灾和天灾，先是朱元璋所领导的明军与元军在这片土地上进行了殊死的搏斗，继而朱元璋之子燕王朱棣又与建都南京的建文帝发生了残酷的争夺皇位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变”。在这两场大规模的兵灾期间，天灾又连年不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富庶的华北平原和江南水乡变得一片狼藉，有的地方甚至沦为一了“无人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晋城内，尤其是晋南一带，政治安定，谷足民丰，一派盛世祥和的气象。为了巩固政治、巩固边防，恢复生产，明王朝采取了移民垦荒的措施，从富省山西，尤其是山西首富的洪洞县集中移民数百万人。“昔日从戎驱鞑虏，今朝屯田太行东，洪洞分支老门弟，曹州安居旧家凤，古岗植槐三五株，铭记晋中父老亲，卧雪传说留千古，后昆霞蔚赛劲松。”这首刻在山东菏泽袁氏祠堂前的怀乡祭祖诗，充分反映了客居他乡的洪洞后人对故乡的眷恋之情。他们虽然远在千里之外，仍不忘在高岗之上植几株槐树，使之与故乡的大槐树遥相呼应，首尾相连，血脉同源。洪洞移民，使中原地区人口大量增加，劳动力得到了解决；使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农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使明王朝税粮大量增收，社会出现了繁荣稳定的局面；同时移民拓荒、实行屯田，巩固了明政府的边防。

洪洞人对明王朝如此巨大的贡献，本应得到社会的弘扬和彰显，为何后来又落了个“洪洞县里没好人”的骂名呢？众所周知，是京剧名曲《玉堂春》传唱的结果，《玉堂春》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余不赘述。平心而论，名妓玉堂春在洪洞县衙遭受百般凌辱后，愤愤所骂“洪洞县里没好人”，其实是指“洪洞县衙没好人”。

监狱文化是政治文化中最底层、最黑暗的部分。苏三监狱，是一座 600多年历史的明代囚牢，因关过名妓苏三而得名。这座监狱由过厅、普通监房和完牢三部分组成。监室狭小潮湿，围墙高大坚固，布局阴森可怕。死牢的一角有个狗洞，犯人被折磨致死后，往此处一扔。墙外凶残饥饿的恶狗就从洞中钻过来，把死人叨往洞外，饱餐数日。在这里入住的犯人，简直是生不如死，人不如狗。更让人可伯的是：狡猾的监官。在围墙建筑过程中，里面既不用土，也不用石头而是全部堆满了细沙，外包以砖。如果犯人忍受不了折磨，想挖洞逃走，洞还没挖成，细沙就会自动塌陷下来，把人活埋在里面，窒息而死。如此近乎“完美”的镇压之策，聪明人几乎都想不到，可见明代洪洞官场之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