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学”在日本诞生2009年，2010年末，来自中国和日本的近二十位学者在日本共同催生“洛阳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洛阳学”虽然尚无明确的概念界定和理论体系，但是它倡导联合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广阔的视野来关注和研究洛阳，为诠释历史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历史的中心很长一段时间是在洛阳及其周边地区。从总体上看，洛阳及其周边的洛阳盆地作为历史中心出现，最早是在和夏王朝有关的著名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之后有偃师商城(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 300年)。其后西周建设成周（前1046年―前771年），东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汉(东汉)魏时期、隋唐时期的隋炀帝及武则天的统治，都以洛阳城为中心北宋时期，洛阳仍然发挥着政治、文化中心的作用。

众所周知，洛阳群山环抱，北有邙山，西有崤山，南有熊耳山，东南有嵩山，位于中部平原的洛河和伊河蜿蜒其间。这里水资源丰富，北方(旱田)和南方(水田)的农业重叠，西部的黄土地带和东部的冲积平原相接，地处交通要道。洛阳占据着统治“中原”的最佳位置，西汉高祖刘邦，曾想在洛阳建都。北魏孝文帝为了实现封建化改革，选择迁都洛阳。之后的宋太祖赵匡胤也认真思考过从开封迁都到洛阳的问题。可见，洛阳在统治者心目中一直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另外中国史书上记载的日本最初遣使是在57年东汉光武帝时期来到洛阳。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使者，于239年魏明帝时期来到洛阳。607年，小野妹子(苏因高)作为遣隋使访问了隋炀帝时期的洛阳。约百年后的703年，大宝遣唐使来访，日本国国号才被正式承认，当时武则天是在神都洛阳。不仅仅是日本的事例，如果历代王朝真正想在东亚立足的话，就应该意识到洛阳是要地。倘若聚焦洛阳，重新评价中国历史的话，将可能呈现出与以往所建构的历史不同的情况。因而，“洛阳学”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不过，需要克服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此时，我们注意到几乎没有对洛阳及其周边历史的系统研究和通史，到目前为止，积累最多的是汉魏洛阳城的研究，但是它还没有像西汉、隋唐长安研究那样广泛。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邙山的古代坟墓和洛阳周边的历史遗迹，还是丰富的出土文物和墓志碑刻，都应该和“洛阳学”的研究紧密联系起来。

长期以来，中外学界相关学者围绕历史时期洛阳的考古遗迹、城市规划、城市建筑、空间布局及民众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诸多问题，从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宗教学、建筑学等不同领域做了许多研究。

2010年开始，中国史研究领域的新材料不断被发现，研究步伐日益加快。然而很多学术研究只是停留在对新材料的简单介绍上，缺少更深入、更细致的分析。鉴于此，在立足洛阳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有必要把不同学者联合起来，寻找共同的研究方向。“洛阳学”应运而生。

“洛阳学”的正式提出是于2010年11月27日、28日在东京明治大学召开的“洛阳学国际研讨会”上。该会议由日本明治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主办，日本唐代史学会协办，是有关“洛阳学”的首次国际会议，召开此次会议正是基于洛阳的重要性及其研究现状，旨在为中外学界共同探讨洛阳的历史多样性搭建一个平台。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日本东京大学的佐川英治和塩沢裕仁、京都大学的冈村秀典、早稻田大学的肥田路美和车崎正彦、明治大学的气贺泽保规、小笠原好彦、石黑ひさ子、江川式部、梶山智史和落合悠纪、中央大学的妹尾达彦、国学院枥木短期大学的酒寄雅志及中国西北大学的王维坤、洛阳师范学院的毛阳光(因签证原因未能出席)、台湾 大学的高明士等专家学者近二十人。与会学者中既有中国史的研究专家，也有日本史的研究专家，会议涉及的问题包括洛阳的历史地理及文物状况、汉魏洛阳城的研究现状及课题、日本古代都城与隋唐洛阳城的比较、洛阳出土墓志碑刻文物的最新研究进展、洛阳在“唐宋变革”和东亚世界中的地位及作用等。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围绕共同关心的话题从历史学、考古学、石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讨论，不仅为学科间重要的综合研究和相互交流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而且为重新认识中国史和东亚史提供了可能。会议最后，高明士、王维坤、气贺泽保规、妹尾达彦、酒寄雅志、冈村秀典、肥田路美等与会学者又热烈讨论了“洛阳学”前景。

首届“洛阳学国际研讨会”的成功召开，标志着“洛阳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诞生，它或许能为中国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方向。“洛阳学”刚刚提出不久，日本的研究者多是原来研究过或正在研究洛阳的学者，虽然不少中外学者资历尚浅，但是我们坚信“洛阳学”的研究必将像“故宫学”、“长安学”研究那样不断勃兴。随着研究的推进，我们期待中外学者就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广泛的学术探讨。今后，日本除了继续召开“第二届洛阳学国际研讨会”之外，还希望能与中国学者就“长安、洛阳综合研究”这一共同课题开展良好合作。

2010年11月，日本明治大学召开了“第一届洛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宣告“洛阳学”在日本成立。因为主其事的气贺泽保规教授是我认识的朋友，而且近六七年来我主要在 龙门石窟做考古工作，这一消息引起了我的关注。

日本学者发起“洛阳学”，我的第一反应是：炒作吗？反复思考近一个月，查阅了相关资料，炒作的疑点被否定。我认识到，日本学者推出的“洛阳学”，与我国近些年来兴起的河洛文化研究，无论内涵与外延，都有相当程度的重合。国内外大多数研究者共许，河洛文化是华夏文明的主流、炎黄子孙的主根。既然河洛文化值得深入研究，那么，“洛阳学”就不能轻率否定了。

可是，问题接踵而至：河洛文化研究已经展开，还有必要另立一门“洛阳学”吗？我认为有必要，理由有三：

第一，河洛文化研究侧重于历史(包括考古学)、文学(包括语言文字)、哲学和社会亲缘关系，没有涉及河洛地区、特别是洛阳在古代中国的经济地位和影响。由于地处东西、南北的交通中枢，背靠经济命脉——河东盐池，在春秋战国时期洛阳已经成为经济贸易中心。《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洛阳人善贾，中国的商业圣人白圭就出生在洛阳，他在商业上的杰出实践与非凡理论，便来源于洛阳以及周边地区的经济生活。汉武帝时期，卓越的财政贸易理论家和宏观经济管理大师桑弘羊，本是“洛阳贾人子”，其彪炳千秋的贡献是，在洛阳商人们长期积累起来的市场经验的基础上，运用国家权力，对市场进行相应的行政调节和一定范围的控制。此后两千年，中国的财经制度和宏观经济管理，基本上是在桑弘羊确定的框架内运行的。到现在，我们仍然可以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经常看到桑弘羊留下的痕迹。

汉朝开通丝绸之路，除了关中、山西之外，全国其他地区的丝绸都要经过洛阳到达中亚、波斯和罗马帝国。到隋炀帝开通大运河之后，洛阳的经济地位更加重要，东南半壁河山与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物资、财富，都经运河集中到洛阳就地贮藏。直到宋、元时期，由于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发展以及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洛阳的经济地位才开始衰落。在春秋以来的两千八百年中，洛阳有近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居于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对古代中国经济生活的影响至巨至深。在河洛文化研究中，洛阳经济史是一薄弱环节，而且这是两千多年来大多数河洛文化人鄙薄的一个领域。以近现代学术思想观察，对于洛阳经济史的研究应当成为“洛阳学”的基础。这是“洛阳学”应当成立、能够成立的第一个理由，是可以补河洛文化研究不足的一个重要方面。

应当指出，日本学者虽然首倡“洛阳学”，但可能囿于纯粹文史学者的传统意识，没有认识到洛阳在古代中国的重要经济地位。这是需要中、日以及其他国家学者今后着力研究的课题。

第二，河洛文化研究侧重于汉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然而，三千多年来，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一直是多民族乃至多国家人士的聚居地。西周开国，即有众多的戎人移居陆浑等地。汉、唐时期丝绸之路开通，佛教传入中国，来自中亚诸国及波斯、印度、日本、新罗等国家的众多人士汇集洛阳经商贸易，或出使、传法、留学，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在洛阳建立，菩提流支、善无畏、金刚智等印度佛教大师或在洛阳译经，或瘗骨洛阳。特别是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将首都迁到洛阳，不仅与汉文化成功融合，而且发展出灿烂的佛教文化。龙门石窟作为中外文化、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成为人类文明史中的瑰宝。洛阳现存的众多墓志和实物，记录了中外交流、多民族交流的丰富史实。因此，“洛阳学”的研究对象包括河洛地区的外国人和多民族人士，不限于汉族和儒家文化。这是“洛阳学”应当成立、能够成立的第二个理由。

事实上，日本学者倡议“洛阳学”，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洛阳与古代日本存在着关键性的联系，对日本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河洛文化研究既包含有纯粹的、规范的、主要以古代事物为对象的学术研究，又寻求现代的实用性、功能性的效用，参与者不完全是学者，因而难以成为一个具有严格内涵与确定外延、范式清晰的学科。相比之下，“洛阳学”是中外学者参与的纯学术研究，可以为河洛文化研究源源不断地供应学术资源，丰富、充实河洛文化研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