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太学自西汉至北朝，历经数百年，它是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教育史上堪称奇葩。东汉洛阳太学规模浩大，人数最多时达到三万人。东汉政府提倡儒学，致使太学人才济济，名流辈出。东汉太学的管理方式，无论是在对太学的管辖方面，还是在对学生、教学、卒业等管理方面，都有一套独特的管理方式。东汉太学为东汉政权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 太学对洛阳影响亦大，自东汉以降，儒学在洛阳得以发扬光大。因此，洛阳太学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而且对今天的教育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自西汉武帝草创太学，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其在学人数，至西汉末仿孔子弟子三千，太学亦设员三千。王莽时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太学零落。当东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后，戎马未歇，即先兴文教。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十月起营太学，访雅儒，采求经典阙文，四方学士云会京师，于是立五经博士。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建太学，距皇宫8里，学业重开。刘秀曾多次亲幸太学钦鉴诸博士相互论难，考究诸生学业，观看学生的“雅吹击磐”等娱乐活动，并物质奖励博士弟子以劝学。明帝时，据《后汉书》儒林传和樊准传载：明帝“游意经艺，每乡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一次为诸儒讲论经典，“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太学声誉日高，匈奴亦遣人来洛阳学习。因为入学者多，又为功臣子孙另立屋舍以授其业。安帝时，“薄于艺文”，学宫颓废。顺帝继位后采纳翟酺建议，修缮太学，开拓房舍，“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其讲堂长十丈、广二丈（一说三丈）。竣工后，将试明经下第者全部补入太学，并大量吸收公卿子弟为诸生，还破格招收了有成就的童子入学。自此，各地负书来学者云集京师，学生人数大增。

顺帝死后，在梁太后执政期间，太学更获得迅速发展。她曾诏令自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官员皆遣子受业。并规定每年以春三月、秋九月举行两次乡射大礼，以太学生充当礼生，盛况空前。自此，游子日盛，学生人数猛增至三万多。由于学生来自各地，师承不同，所受经书难免章句有误，更有私行贿赂太学校书机构而增添书经文字以全私文者。为此，灵帝在熹平四年诏令当代名儒蔡邕、马日磾等正定五经文字，由蔡邕以八分隶书书写刊刻于碑以相参检，碑高一丈许，广四尺，共四十六枚。“骈罗相接”，立于太学门外，以瓦屋覆之，四面栏樟，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卒看守。碑落成之时，其观视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满大街小巷。经学之盛，于斯为美。宋苏轼曾赞誉曰：“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嘘枯吹生”，把当时生气勃勃的盎然景象表达得淋漓尽致。

自董卓之乱，太学被毁，典策文章，竟共剖散。当魏文帝曹丕称帝后，才又扫除太学灰碳，补石碑之缺，备博士员，开始招收弟子。至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又以古文、篆、隶三体刊刻石经《尚书》、《春秋》二部，以供取正。太学自曹魏在废墟上重建，至晋武帝时再次“廓开太学，广延群生，天下磷萃，远方幕训，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时集至，万有余人“。晋武帝曾三临太学并行大射礼，王公卿士、博士助教，并治礼掌故、弟子门人咸在列位。又设宴班飨，对学生的“勤学务礼，遵修旧典”大加赞赏。对学校各级官员，下及学生、乐工，厚施丰备。“人知所劝，宇承风，莫不景慕”，并与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十月二十日立碑颂德，此即《三临辟雍碑》，太学再次发展进入高潮时期。西晋灭亡后，太学复又被毁。时至北魏， 自孝文帝迁都洛阳，才又重建太学，连同国子学、四门学、小学，设博士达四十人之多。由此，经术弥显，学业大盛。培养的人才也年年相逾。直到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太学在洛阳才告衰落。

在教育上，洛阳太学之所以显示出勃勃生机，当来源于对三代教育的借鉴和在文化被禁锢后力量的迸发。夏、商、周三代主要是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师长多为退职官员，缺乏青春活力。而当时又是“世卿世禄”的体制，对教育的需求只是维持而不是发展。春秋时期社会正在发生根本变革，对人才的需要量增加，教育也终于冲破“学在官府”的局面。出现私人讲学之风。至战国，更出现了学术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墨、道、法诸家相较，儒家以有孔学六经而尤为显赫。至秦专崇法家，焚书坑儒，对文化的摧残、禁锢，使教育向前冲击的力量暂时隐藏起来。当汉代尤其是在东汉敦倡儒学的条件下，这种力量便以比以前更大的力量爆发出来。东汉的太学教育，在很多方面都显示了对以往教育弊端的抗击和对于曾被遏制的教育革新的继承和发扬。

太学的隶属及对太学的管辖

“太学”这一称谓，西汉武帝时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源也。”东汉光武帝时朱浮上书请广选博士亦云：“夫太学者，礼仪之宫，教化之所由兴也”。东汉末著名学者蔡邕更明确指出：“太学以为博士弟子授业之所”。说明太学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国家教化的成败。“太学”的内含和外延是古已有之的“大学”这一称谓无法比拟的。段王载注《说文》太学条云：“后世凡言大而以为形容未尽则作太”。所以“太学”称谓本身即是对以往教育的革新。

太学隶属太常管辖，“太常”为九卿之一，取“欲令国家盛太常存”之意，太学隶属太常更有其实际意义。在管理上，太常持重的是选拔总领纲纪的祭酒（校长）和学识渊深的博士（教师）。

东汉规定

“祭酒”必须是“有聪明威重者”，其条件高于博士，或说是博士领袖。东汉设博士与西汉不同。西汉博士但以名流为之，无选试之法。东汉博士须选试而后用，很强调博士的师表风范。即“既欲其为人师范，则不容不先试其能否。”所以东汉规定，太常卿每选任博士都要经过一定测试，并要上奏其能否。极为强调“德行高妙，志节清白，经明行修”的选任标准。由此可知，博士官的选任最后要由皇上审定。而且选任时要有官员保举。其举状要写明被举人的品行、礼法、学识、身体状况及家族属行为是否合乎礼度等。并且规定选任博士年龄限制在五十以上。在这点上既区别于西汉的以名流充任，又区别于春秋之前以退休官员充任师资的老化教育。

西晋对选任博士规定

“博士皆取履行清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而且在太常增设博士协律校尉员，太学博士、祭酒即隶于其下，制度更为严格。博士的任务主要为掌教弟子，当国有疑事时亦要掌承问对。博士为在职现任官员，俸秩比六百石，博士有固定员额，西汉和东汉初俱设博士十四人。按五经家法不同其十四博士为施、孟、梁丘、京氏《易》；欧阳、大小夏侯氏《尚书》；齐、鲁、韩氏《诗》；大小戴《礼》；严、颜氏《春秋》。 加博士祭酒共十五人。在教学上，规定博士要以家法上课，每经按不同家法各有专任博士一名。据史载，发展到东汉，以上要求又小有灵活。如光武帝时曾增设《左氏》学博士四人，后因受到公卿反对，不久废除。此外，东汉还设有庆氏《礼》和伏氏《尚书》博士。授课虽讲求家法，然亦有兼说者。如光武帝时张玄，本为《颜氏》博士，他授课时又兼说严氏、（宣）冥氏《春秋》，为此，诸生上言认为张玄“不宜专为《颜氏》博士。”后张玄“未及迁而卒”。此说明规定已不如初时严格，而且博士也在向兼授非本身博士课方向发展。如博士却仲学即在校外收徒讲授《春秋图纬》。为了验证博士的学识、考究博士的论辩机智，还经常由皇帝亲自主持博士之间或博士与名儒之间的辩论。光武帝刘秀即曾“会诸博士论难于前”；章帝大会诸儒于汉宫白虎观，以问难形式考详诸经同异，最后由皇帝裁决，连月乃罢。对博士学识提高大有益处。

在仕途上，又可经博士入官。中央官，初始可任尚书、谏议大夫等，日久可致公卿；地方官，可任刺史、守、相。东汉即多有由博士升迁者。

太学对学生的管理

太学生有多种称呼，如东汉可称“诸生”、“博士子弟”、“游士”，入太学学习亦可称“受业太学”、“游太学”、“观太学”。西晋学生又有“礼生”、“寄学”、“散生”、“弟子”等称呼。太学管理官员除祭酒外，见于西晋《三临辟雍碑》的还有太学吏舍人、太学吏军谋、主事、司成等，东汉当与此相类。

相关规定

学生的来源和入学，东汉规定：①六百石俸秩以上官员，皆可遣子受业；②郡国所举高材明经者，亦有国家所试明经下第者；③郡国学明经五十以上、七十以下的耆儒，经地方选送可入太学。虽有以上规定，但执行也较为灵活。由地方单独派遣者，如杨终，“年十三，为郡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即是。有的是受名儒推荐入学者，亦有由在校学生介绍入学者。可见学生入学并不难，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西晋时学生来自十五个州、七十多个县，东汉和西晋都有匈奴和西域的求学者。

学生的出身多为官宦子弟，亦有家境贫寒者。这就决定学生在类别上有正式在籍学生，此由史载太学生人数而知必有名录；有勤工俭学的旁听生，如庾乘，即是为诸生做佣工而旁听成就者。如宋均，“以父任为郎，时年十五，好经书，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由于学生出身不同，在待遇上也不一样。一些官宦子弟可享受国家俸禄，而贫寒子弟则不仅衣、粮自理，连照明的脂烛也要自行解决。

在生活上，学生居住条件、方式亦各不相同。有住校生，有在校外居住者。住校生中也有集体群居者，也有单独居住者。更有举家居住者，如东汉太学初建时，鲁恭即与弟丕及母俱居太学，时恭年十五，弟丕年仅十岁。学生如何解决伙食？据《后汉书》梁鸿传载，梁鸿以童幼诣太学受业，由于他性情孤独，不与人同食，同屋学生炊饭后，招呼梁鸿乘热釜而炊，梁鸿不肯，竟“灭灶更燃火”。由此看学校似无集体食堂，只在宿舍外设有灶釜，有学生自营炊事。前述鲁恭与弟及母俱居太学，当也是为解决生活问题。

学习年限

规定满学制为八年，但由于学生入学时基础不尽相同，对学生学习年限掌握又比较灵活。学生中有在入学前即已通数经者，也有专门师事某一博士学习某一门经典者，自然时间要短。据史书记载，还有不少二次入太学学习的学生。学校对学生年龄也无统一规定，就史书所见，自十二岁至六十余岁。年岁不等。其中年少游太学者亦不在少数。如颍川杜安，“少有志节，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学”，汝南谢廉，河南赵建，年时十二，各能通经，拜为童子郎。

太学的教学与卒业

学生的学习对战国时期的游学方式有所继承，学生在校期间可拜社会名儒学习太学中未开设的课程。有时甚至是受钦命从名儒学习某一经典，如贾逵为章帝时洪儒，章帝就曾令贾逵自选《公羊传》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八人，教以《左传》。学生毕业后亦可游学他方，继续深造。

授课方式

博士授往往采取讲大课方式，听课人数不等，最多者可达千人。然亦有小课堂教学。因为学生自己支配的时间较多，有的学生往往参与一些社会上的外交活动。因此，也有个别上当的情况发生。东汉末年汉中的晋文经，梁国的黄子艾，二人恃其才智，炫耀于京师洛阳，伪托养病，不接宾客，“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名声，坐门问疾，犹不得见”，太学生亦多闻风造访。后太学生符融“察其非真”又于太学辨其伪，并请司隶校尉李膺核察，后证明二人果为轻薄之子，惨叹逃去。

自学条件

在太学中学生有较多时间进行自学，又有较好的自学条件，既有学识渊深的博士，又有本来就享有盛名的高才学生，学生有随时发问、请教的条件。因为在博士中相互论难蔚然成风，受其影响学生中亦有浓郁的学术气氛。学生可和负有盛名的学者论辩，服虔在为太学生时就曾以《左传》驳当时著名《春秋公羊学》大师何休所驳《汉事六十条》。由于当时学生中研读风气甚浓，很多学生都思维敏捷，“善论难”。太学亦为皇帝咨询国事之所，博士、学生都可发表意见，便于养成学生关心政治和国事的风气，东汉桓帝时太学生刘陶就曾几次上书陈事。由于太学生有关心政治和国事的政治素质，他们也往往把自己置身于社会重大政治斗争中，东汉后期的二次党锢之祸就是以太学生为主力的士人反对宦官的流血政治运动。

太学还有意识增加学生的社会实践环节，东汉和西晋在皇帝举行乡社典礼时，礼生即都以太学生充伍。

结业方式

学生学习采取单科结业方式，每家经典学完后，要由博士主持答辩。严格按各经家法要求，讲求师承。答辩为五十道论辩题，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者，皆以为非。这对个别学生来说是有些束缚思想，但就整个学业教育而言，又是提倡不同学派之间争论和提高不同学派学术地位的保证。

根据博士弟子成绩即通经多少随才而用。东汉末年曾诏令规定：

1、学习满两年，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不能通者随后辈试，通过亦得为文学掌故。

2、已为文学掌故者，满二年，考试能通三经者，擢高第为太子舍人。不能通过者随后辈试，通为高第者，亦得为太子舍人。

3、已为太子舍人满二年者，考试能通四经者，推其高第为郎中。其不得第者随后辈试，通过者亦得为郎中。

4、郎中满两年，试能通五经者，推其高第补吏，随才而用。其不得第者，随后辈复试通过后亦得补吏。

以上规定似主要为对公卿子弟的一种特殊待遇。太学中的贫寒学生学业满后很多都是返回乡里从事教学工作，他们可以在地方被征辟聘请为吏为官，亦可通过举孝廉等察举方式入京为官。

从以上可以看出，洛阳太学对以往的教育有批判、有继承，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亦多有创新。

洛阳太学是封建统治者顺应历史潮流对以往教育制度加以改造的产物。当产生后又对当时的教育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自东汉明帝刘庄亲临太学讲学后，很快在全国形成重视儒家经典的学风，致使京师和王宫卫士、禁军悉通《孝经》，不论博士或是议郎，只要开一家之说，即有徒众数百。在东汉，从事教授经学是一种崇高的职业。不少太学生卒业返乡后不愿被征辟为官，而专心教授培养学生。东汉的大部分文官都是饱学之士，很多官僚家庭又是以经学传家，四世三公的经学大家亦不在少数。上至三公、司隶校尉等高级官员，下至二千石俸秩的郡守、王国相，很多都兼教授经学，有的门徒高达万人。有的学生在这些人的府第附近市买住宅长期从学；有的学生亦随他们的官职调动而追随出入京城。这种私人讲学的学生数量当又远大于太学生的人数。在教育上，官办太学、郡国学与私人讲学相辅相成，互为推动。适如班固在《两都赋》中所说：“是亦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而太学为其首。这就是东汉教育的特色。当时也有不少人在抢救儒家经典上做出了贡献。如《周礼》一书，当永平初年，唯有河南缑氏杜子春能通其句读，颇识其说。杜子春年且九十，家于南山。“郑众、贾逵往受业焉”。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转相证明为解，逵解遂行与世。而永平年间的符节县令甚至上言要发掘秦昭王和吕不韦之冢，以“视未烧诗书”，倾心经典的急切可见一斑。

东汉太学为东汉政权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出身于太学的官员中，有不少号称“循吏”、“廉吏”，而太学生的“嘘枯吹生”的贡献，主要还体现在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中。当时的太学成了反对宦官专权的强大阵地。以贾彪、郭泰为首的三万多太学生，他们品核供卿，裁量执政，形成强大舆论，被称为“清议”，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致使“三公九卿皆折节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充分显示出了太学生的舆论威力。并由此使社会形成婞直之风，有力推动了公卿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这在一定时期内对于整顿吏治都起了一定作用。

太学对洛阳影响亦大，自东汉以降，儒学在洛阳得以发扬光大。东汉经学大师辈出，如郑玄、马融、贾逵、郑众、郑兴、服虔等都是饮誉当代和后世的著名大师。洛阳“自宋以前随时建学”，致使洛阳可与孔子设教的洙泗并称，并有西邹鲁之誉。尤其至宋代，著名理学家创始人二程夫子即出洛阳，这与太学数百年雄踞洛阳的实效绝分不开。洛阳太学的历史地位不可低估，它的借鉴价值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