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枫，原名陈少红，诗人、文化评论人，张国荣迷。现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学系，研究范围包括文化及电影理论、中西比较文学、性别理论及流行文化。香港电台广播节目《演艺风流》客席主持及台湾《媒介拟想》协同编辑，曾任第3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电影评审委员。

着有评论集《世纪末城巿：香港的流行文化》、《盛世边缘：香港电影的性别、特技与九七政治》、《女声喧哗：媒介与文化阅读》、诗集《距离》、《错失》、《飞天棺材》（2007年香港中文文学奖诗组首奖）及小说集《末代童话》。

2008年分析艺人张国荣之艺术形象的作品《禁色的蝴蝶：张国荣的艺术形象》获市民在网上选为“我最喜爱年度好书”。这是一本罕有的香港文化论述，打破了学术与普及书写的界线，也结合了“学者”与“歌迷”看似对立的论述身份。

张国荣仿佛没有死。他仍然在我们之间徘徊，在歌声中，在光影里，也在粉丝们与非粉丝们的记忆缝间。但张国荣确实已经死了，就在那个瘟疫蔓延的岁月里。他好像带走了一个香港的时代，一个属于流行文化的时代。留下来的，只有他的风华，和对他的某种情结。

是的，只有像张国荣这样的明星，才值得为他患上情结，也才值得为他写上一部深度专书。今天书写张国荣的是洛枫，一位研究流行文化的学者，一位诗龄不短的诗人，但更重要的，是她对张国荣的迷爱。在激情和冷静之间，她为这位已然离开的偶像著书立说，向读者展示张国荣的艺术形象，是如何的精彩迷人，也是如何的值得用艰涩的学术语言来深化。人们称洛枫一句“戏迷学者”，她亦欣然接受，也惟有在这种“学者”和“戏迷”的身份之间辗转不定，她才敢于向张国荣送上“禁色的蝴蝶”之隐喻，既灿烂夺目，亦不落俗尘。

洛枫研究张国荣，可能缘起自她的粉丝情结，也可能来自一句他者的提问。据洛枫的回忆，有一位外国学者曾经问她：“为何香港能够造就像张国荣这样的演艺者？”张国荣自然不是一般的明星，他虽然成名于流行工业，但正如我们在电影中和舞台上所看到他那令人出神的魅力一样，他拥有一份演艺者的迷人惊艳，是一般只能扮演流行符号的“明星”所不曾拥有的。

《禁色的蝴蝶：张国荣的艺术形象》是洛枫第四本学术著作，全书六章，前四章集中分析张国荣艺术形象中的四种情态：“雌雄同体”、“异质身体”、“自恋情结”和“死亡意识”，最后两章则就转入香港的社会文化面向，狠辣批判香港媒体在张国荣生前死后对他的扭曲抹黑，同时深入剖析粉丝迷者的文化意义。 　在洛枫笔下，张国荣不再是流行偶像，也没有了常见于主流媒体的负面形象，他仿佛再度重生，既有血有肉，也声色艺全。洛枫苦心钻营大量已流徙四处的访问稿、报章报导和评论，结果一反只作为媒体文本的明星“张国荣”，勾勒出一个实实在在的张国荣，并印证到他的艺术形象上。洛枫的书写，不是还张国荣一个公道，而是还他一个真貌，一个身份自觉与声色技艺俱全的真正艺术家面貌。

不过，值得我们细嚼的，还有洛枫作为书写者的文字身段。洛枫向来长于流行文化研究，但相对于过去的作品，这本关于张国荣的专著显出了一份格外的专注。在过去的几部著作诸如《世纪末城巿》和《盛世边缘》等之中，分析流行文本的功架是有的，却限于时代视野，论述起来始终囿于一种港式后殖民情结，仿佛就是要为一套更宏大的论述做辨解。但当“张国荣”到了她的手上，便马上如鱼得水，论述起来利落动人，她所迷恋的学术理论，她所酷爱的研究文本，皆悉数出笼，有时说得兴起，甚至渗出了零星的戏迷主观感想，在平实的学术铺陈中泛起阵阵涟漪。

其实不是的。书中的主观神态，正彰显了洛枫“戏迷学者”的主体性。别忘记她是典型的张国荣迷，张国荣死了，她为他得了精神“创伤”，为他失眠数百个晚上，亦为他写下了很多忧郁的诗句。我们读她正经八百地研究张国荣，但其实对她来说，这本书可能是纪念偶像的一首长诗。

在张国荣的艺术形象里，这种爱与死的矛盾本就是一种早被发展得淋漓尽致的艺术结构，不意也跟洛枫的诗意发生共振了。所以除了“戏迷学者”，她还应当是一个“戏迷诗人”和“学者诗人”，她把理论和流行文本结合成诗，在书中引用撼动偶像心灵的歌词，也引用因偶像撼动她的心灵而写的诗句，虽然作为一部演示学术思辨的著作，也未有特别深邃之处，但她终能把张国荣写成诗，无疑也是一种至真至诚的表态。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可口可乐

洛枫只迷恋两个对象：张国荣和可口可乐。她的墙上贴满张国荣的海报，冰箱里堆满了可口可乐。想到的时候，就拿一罐出来，啵！饮一口，她强调：「尤其是刚打开的第一口，一定要大口大口的喝，噢！那是世上最棒最过瘾的滋味！」她像个酒鬼似地酗可口可乐，一定要可口可乐哟！百事可乐她是不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