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美国版画家，1882年6月21年生于纽约州塔里敦镇。肯特的艺术，和他热爱人类、热爱生活的民主思想以及他从事的进步社会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他曾当选为全美艺术家协会的副主席和全美版画家协会的主席。

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美国版画家

洛克威尔·肯特

洛克威尔.肯特,1882年6月21年生于纽约州塔里敦镇。青年时代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系学习。1905年在纽约国家美术学院首次展出作品，次年又举行个人画展。肯特在艺术上受了美国画家罗伯特·亨利的很大影响，1910年与亨利共同组织过独立展览，与官方举办的展览会分庭抗礼。

肯特又是一位航海家，曾经乘船去新开垦的缅因州和阿拉斯加一带旅行，在那里汲取题材，创作了许多描绘当地大自然风光的油画和版画，还撰写了一些有关航海生活的著作，并为这些著作绘制了许多精彩的插图，其中最出色的是1920年出版的《荒原集》。

肯特的版画创作，大多是以人物为主体。艺术家以优美、完整的人物造型，表现人的崇高与尊严感，歌颂人的英雄主义感情，赞美人的创造力，他画面上的人物都带有理想化的色彩。人和自然的统一是他在艺术上的显著特征。《家园》一画上母子两人的形象，仿佛象希腊雕刻群像般的气宇轩昂，具有稳固、坚强和不可征服的英雄气概。肯特在木刻画上，常常以惊人的光耀黑白对比和简洁的明暗分界线来表现物体对象，使画面的人物和背景都达到高度和谐完美的地步。

我的艺术观

罗克韦尔·肯特 著[美国]

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国为一种抽象的，不为人理解的艺术笼罩着。关于艺术这个名词，在希望自己的作品或书籍为大众所理解的现实主义者与唯美主义者和他的崇拜者之间，是有争论的。至于对绘画的认识——它是人们交际的手段，是一种普遍的可视语言，是无法代替的、表达思想和感情的工具。有人说一幅画可以表达比一千句话还更多的东西。艺术家既然具有这样的力量，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人类想要听到什么？人类必须听到什么？要知道，艺术家也像作家和一切艺术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以及所有的人一样，是社会的一份子，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社会对他的要求和期望。

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给艺术家下一个定义——看来应该是：他能敏锐地看到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他能深刻地感受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为他周围的生活所感动，他在作画时可能为幸福而欢笑，也可能为悲哀而哭泣。

他高声喊到：“看呀！多么美好的白天和夜晚，高山和大海，沙漠和绿色的肥沃的耕地！看那在劳动中，在欢乐中的人们吧！看他们多少高尚，多少风雅！看那宇宙，看那人类！受他们吧！找出在你心灵中的米拉达呼喊的回声吧：

“啊，奇迹呀！

这里有多么美丽的创造！

人类是多么好！

世界是这么善！”

——莎士比亚《风暴》

什么是悲伤？——它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为悲伤而激动的艺术家，用他的作品召唤我们去同情，去愤慨，去发奋于自己的事业。对一切艺术价值的判断，要看人们对它的反应，看它所起的作用，和它对人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索罗（Thoreau,1817~1862，美国作家——译注）说：“一本真正的好书，要求于我很多，不光是去读它，而必须把它作为座右铭，按书中的指点去生活……应该用事业去结束阅读”。

没有比摩西对人类的《十诫》中第二条更英明的了，在这条告诫中，说到人们对待自己创造的“偶像”时，他说：“不要崇拜它，也不要为它效劳”。难道艺术家描绘世界是为了让我们去爱艺术，而不是去爱生活吗？难道语言的发明是为了人们去崇尚饶舌吗？对言行准则的无耻偏离，还称得上“艺术爱好者”、“书籍爱好者”、“音乐爱好者”吗？艺术的最高目的，艺术家传达给我们火一般的热情——这正是他的责任——使我们丰富和加强对幸福和美景的响往。艺术能不能做到这点？应该，它应该做到这点。

艺术不是来源于艺术，而来源于生活。形式以及它的内容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是总的文化的反映，艺术乃是总文化的一部分。创作者的个性在极大程度上是那文化和他自己的经验所构成。布封(L·Buffon，1707—1788，法国自然科学家——译注)指出：“风格如其人”。模仿别人的风格是不可想象的，就象为了掩盖上帝给予的真面目而戴假面具一样。同样，得意地强调自我表现，可能会比一些人一味让别人听从自己而使人更不能容忍。显然，真诚——这是头等的品格，艺术就具有这种品格，特别是对它不附加什么要求时，它就更具备特有的诚挚。

艺术——这是手段，用这种手段使人类的智慧、良心、人类的精神面貌有得到表达的可能，并显示和宣告人们之间的友爱。索罗和惠特曼，托尔斯泰和高尔基，他们是属于全世界的，同样，莎士比亚、但丁和塞万提斯也属于全世界，温斯洛·霍默、列宾、康斯太勃尔和泰纳，伦勃朗和米开朗基罗，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都属于全世界，人类不可分割的。

但，人类不是全能的，至少在语言上我们不得不由于马比伦之塔的不幸建造而遭到苦难。让艺术被人们珍惜吧！让它离开荒谬的手法——或者说，离开“抽象主义”的深奥之处，沿着多少年以来被尊崇的方式和人们对话，大家应该帮助艺术的发展，使它保持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由于艺术是面对观众的，观众对它保留着诚实和真挚的感情，观众也有权这样去要求艺术家。让我们回忆一下汉斯·赫利斯蒂安·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吧！我们在对艺术的理解中要避开那伪善的泥坑，为伪善诱惑了国王的善良的人民。让我们在各种见解中保持诚实。就像故事中那幼年的孩子。我们不要去理会别人让我们喜欢什么，只有能激励我们的艺术，才是好的艺术。

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他所爱的不是艺术本身，而是生活。这点，人们讲得已经够多了。至于艺术，也说得不少了。

战争年代的狂风巨浪，使我中断了创作，我积极参与了社会活动，因此我的很多作品只是开了头，没有最后完成。这就是近年来——在我生命的最后阶段，去完成那些我没有完成的创作的原因。在版画方面，我最新的作品是书籍插图，其中包括薄迦丘的《十日谈》。

最近几年，我没有把作品送到展览会去。因为在美国的各种展览会上，展出的基本上是现代派和抽象派的作品。一旦出现现实主义的画幅，就好比马儿放牧在牛群之中。在美国，把现实主义作品送到展览会去评审是完全没有用的，因为评审员们偏袒和喜爱抽象的作品。

这几年来在这类展览会中比较突出的，是匹兹堡城卡洛涅格学院举办的国际展览会。几年前这个学院任命了一位新的院长，名叫乌沃施伯伦，他是负责管理学院更换艺术展览，要展出清一色的现象派、抽象派的作品。当然，乌沃施伯伦也承认，群众未必喜爱这些作品，但他补充说，群众的意见可有可无，可以不予理睬。

事情还不止在展览会上，我们那些被称为艺术评论家的先生们，他们是抽象艺术的辩护士，他们宣称，艺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描述什么。很明显，这就在艺术中，在抽象和其他派别，不仅是现实主义，同时也和努力于描绘生活的浪漫主义之间，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作为艺术家，我从开始创作生活时起，就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艺术对我来说，它是描绘的手段，用来表现我热爱的、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东西。

有时，在我的版画中你们可以见到浪漫主义的、甚至是象征主义的形象，但它们任何时候都不是神秘主义——如一些不友好的评论家强加于我的。我坚决反对这种对我创作特点的歪曲。我对浪漫主义的理解是——对生活、对自然界有充满激情的、高尚的态度。我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是——它不只是准确地拷贝自然和生活，而是用强烈的、丰富的感情去描绘它们。

任何时候我都不会认为，像有人认为的那样，艺术应服从于一种时髦。要知道艺术家是有个性的人，他的艺术反映一定的、已形成了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会仅仅受社会时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比如说，受抽象主义或是某些现代派的评论家们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真正的现实主义不可能是保守的，一成不变的。在三百——四百年前创作的画幅，真实地反映了那时的生活，我们不能丢弃过去时代的伟大传统，而去迎合那些力图肯定现代主义中虚伪的摩登主义的所谓评论家。

我把自己说成现实主义者，指的是什么呢？我一向主张画有立体感的画面。对我说来，不存在没有形象的艺术。鲜明的艺术形象会使你忘掉创作时使用的技术。举例说，在油画中色彩不能离开形象和作品的内容而存在。譬如，要使天兰色成为真正美丽的颜色，而不是画家的画板上的色块，只有当它表达天空或水波的深度的时候，它才和其他的文学成分一起，创造出一定的思想和形象。又如，一个人的讲话，不能简单地说它的形式有多么好，只有当它打动人们的心灵，唤起人们感情的时候，才能说是达到了目的。

我的这些想法反映在我的作品中。这些作品描绘了我在长期内漫游世界各国时的风闻。照例，这是非常遥远的地方——南极和北极，在那里，我不是简单地漫游，而是掌握了一系列专门的技能：当渔夫，做木匠等等。我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也增长了我观察和认识生活的才能。我到这些边远地区旅行，不单是为了收集素材，而是为了接触真正的生活，直接地、全面地观察自然界。我一向认为我的艺术是我的生活的副产品，——是我遇到、感受到和对大自然及人的无限的爱，是我看到的一切。

我在创作的时候，常常希望我的作品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受，我要使我的作品，不仅为艺术爱好者和艺术收藏家所了解，而且要使那些翔我创作的广大人民所懂得。我一向力求于人民所能接受和了解的艺术语言。所以我的艺术语言常常是通俗的、明确的。

当我作画的时候，我致力于描绘在自然界看到的概括的形象。舍弃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选择那些最重要最典型的——也就是那些激动着我这个艺术家的东西。这就是我为什么这样创作的原因。如要《十一月》这幅画中，我画了住房外的景色，这景色我观察了二、三年，水在冰冻前夕的景象使我产生了很多幻想。水，眼看着它变为冰块，并逐渐地和巨大的冰山相连。所以，在画面上，水，看起来是这么沉重、结实和冰凉，使大家一看就明白，水正在向冰过渡。

我在格陵兰创作《路》这幅画时，在严峻的北国，春天的苏醒和它唤起的生命的欢乐这个题材吸引了我。我努力去揭示自然界转化的时刻。

我的一些画，尽管画面很大，但都不是凭记忆或小稿画出来的，而是直接写生的。我希望鲜明、直接地表现自然界严峻的美，更结实地描绘我所能见到的一切。有时，为了捕捉形象和抓住情绪，我往往好几个小时坐在狗驾的雪撬中作画。

（选自俄文版《肯特》，1958年列宁格勒爱尔米塔什出版社出版）

罗克韦尔·肯特的油画和版画

安·德·切格达耶夫 著[前苏联]

罗克韦尔·肯特是当今美国最杰出的画家之一，他的名字可与油画罗伯特·亨利、乔治·贝洛斯、爱德华·霍普、拉菲尔·索依尔、雕刻家热阔布·爱普斯泰因和威廉·左拉赫、建筑家爱罗·萨利年和弗兰克·罗依德·赖特等标志着二十世纪文化艺术最高水平的那些大师们的名字并列。这些杰出的艺术家继承并发展了肯定生活的和人文主义的现实主主的艺术传统，这一传统确立于十八世纪末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至十九世纪后半期，美国伟大现实主义艺术家温斯洛·霍默、托玛斯·伊肯斯、詹姆斯·惠斯勒、奥伽斯杰斯·森特-高金斯将这一传统推向繁荣，他们直接的和真正的继承者则是二十世纪的罗伯特·亨利及其学生乔治·贝洛斯、爱德华·霍普和罗克韦尔·肯特。

肯特生于1882年。他象霍普一样，是美国二十世纪老一辈艺术家。其后，美国艺术中还涌现出很多其他杰出的大量。在年轻一辈中，首先被公认的当推拉菲尔·索依尔，他更多地接近利奥那多·库图佐，是一位深刻、纤细而聪颖的画家。所谓现实主义“已经陈旧”了的说法（象抽象派艺术的崇拜者所认为的那样），纯粹是无稽之谈，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象在美国那样，现实主义艺术得到如此深刻而有力的发展，正是在这里，对过去优秀艺术家的继承关系没有中断，并在创新方面果实累累。肯特的艺术正是属于这一类。他的创作是美国现实主义艺术传统的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它们充满朝气并具有不可泯灭的艺术感染力，已经赢得了自己的历史地位。

肯特在美国艺坛露头角，正值二十世纪初期现实主义派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艺术的极其尖锐斗争的年代。统治阶级的艺术繁荣就是对丑恶现实的粉饰，正是在反对这种温情脉脉和虚伪的理想化的时刻，涌现出以罗伯特·亨利为首的新的一代进步画家。著名的伊肯斯的忠实继承者亨利又团结了一批年轻画家，并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大城市的现代生活，这里没有粉饰的空想。亨利是一位杰出的画家，一个具有诱惑力的人和一位优秀的老师。他教学生“不要画艺术，而是画生活”；当画家创作一幅新作时，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想用它们来说明什么？”而他自己，则要说明所处的朝代，甚至更尖锐些，要说明他的观点，因为他对生活的看法是来自时代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

这不足为奇。1908年罗伯特·亨利和他的学生一起曾在纽约举办了一个展览会，因参加者为八个人，故名为“八人派”。资产阶级报纸惊恐万状，诋毁他们为“垃圾箱派”，甚至称之为“黑色革命帮”。对亨利这样文雅的、富于诗意的画家指责，读起来都会使人感到惊奇，他的学生中最尖锐的如约翰·斯洛文、乔治·拉克斯、乔治·贝洛斯等则是真正的大师。“垃圾”正是资产阶级虚伪繁荣的内幕，而这些画家以自己的油画和版画作品毫不留情的把它们彻底揭穿了。

肯特早年就醉心于社会主义思想和艺术的崇高社会意义，在亨利的工作室这样的环境中，他的才能增长了。还是在“八人派”之前，他曾经离开纽约迁居到最北部的缅因州，住在远离海岸的大西洋中的蒙合甘小鸟的渔村里。因为不愿意依靠那并不宽裕的母亲，他决定离开家独立生活。他在蒙合甘既当渔民，又作木匠，只是空闲时候才画面。

这段时间产生了肯特第一批作品，表现蒙合甘和缅因州沿岸一带的风景：严峻陡峭的岩石、不平静的海浪、笼罩在红色落日中简朴的渔村等。其中最优秀的作品有《海上劳动者》（1907年），还有《缅因州海岬之冬》（1906年）、《西南风》以及《岛上的村庄·缅因沿岸》等等。那些年，肯特还在新英格兰其它州如翰伯西尔和马萨诸塞州画风景，如最动人的《春恋》（1908年）就是描写马萨诸塞州的另尔克施丘陵地带。

1906 - 1910年，大部分作品的特点是具有亨利或伊肯斯影响的、开阔的绘画风格，色调结构沉着，有时带些阴郁和沉重。但是，这些作品在结构上已经形成一个鲜明的空间，这是未来三十岁的肯特纪念碑式风格的基础。那时，肯特象蒙合甘的渔民一样，认为大自然是宏伟的、严肃而寒冷的，经常不给人以隐身之处，甚至对人完全怀有敌意；只是很短的时间，它才染上一抹抒情诗意的色彩（诗意最浓的要数《海上劳动者》和《春恋》）。这几年，油画家肯特的技巧还处在形成阶段，除上述两幅优秀作品外，都还没有以后那些作品所具有的独特个人风格。

肯特到罗伯特·亨利工作室工作，得到他的帮助，同时读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系。接着几年，他画建筑绘图、宣传画、广告，之后还画漫画（用笔名小霍迦斯），总之，完全脱离了油画。开始几乎是强制性地搞版画，后来，他逐渐迷上了版画。从1910年末开始，版画成为他所喜爱的重要的创作领域。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肯特思想感情引起混乱，他成为一个激烈的战争反对者，甚至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和压迫。肯特合家迁居到新法温连德岛。他力图用过去自己绘画的那种阴郁和灰暗的象征手法表现自己的精神境界，这是受英国老诗人、素描画家威廉·布莱克的强烈影响所致。这些作品，对大自然抒情诗般的感受退居到次要地位，也未能摆脱前几年绘画中的沉闷和忧郁、并带有某种紧张的情绪。可能只有一幅小画《我的女儿克拉拉》（1915年），它描绘一个熟睡中温柔、娇弱的小孩，背景是朦胧的新法温连德风景，强烈地表现出对风格化的一种追求，这幅画与大家所知道的肯特的面貌大相径庭！

为了寻求解决自己精神上的困惑，肯特携幼子于1917年到达阿拉斯加。在阿拉斯加沿岸复活海湾利斯姆岛，盖一间圆木小屋，渡过了几个月。四周稀少的居民对他们无端的来到这里过着艰难的生活感到惊讶不解。但是，肯特勤奋地工作。他画了一批阿拉斯加风景和大量素描。在这些非常不同的又互相矛盾的作品中，他日益从在新法温连德那些年的困惑和忧郁中解脱出来。他回到缅因州以后，出版了素描集。1920年，他撰写了由自己插图的第一部书《荒原集》出版了。这是一本带有文学性的阿拉斯加游记。作家肯特就这样问世了，他的形象鲜明而完美，就象画家肯特、建筑家肯特、渔民肯特或是木匠肯特一样，是一个不平凡的、丰富而又复杂的人物。这样一位性格上统一而完整的人是不可多得的！

在《荒原集》的插图中以及在一部分阿拉斯加风景画中，明显地看到昏暗的、激动的、紧张的、戏剧性的象征性语言和对现实世界的美的鲜明、安静、崇高诗意的感情。《荒原集》全书贯穿着“遁世”的主题，他思考生活的意义，陷入忧郁困惑不解之中，而他的素描是近乎图解式的，概括的，充满强烈的黑白对比。这种画风常常使人们联想起布莱克的幻想风格。但是，在运用抽象的象征的同时，还有一系列以新颖而遒劲的线条所描绘的明快清澈的、写实的阿拉斯加风景。这些风景画充满着人在生机勃勃的生活面前，在优美的大自然面前所流露的喜悦心情，嵌入画框的实是活跃的、心灵纯洁的人。该书绝妙的扉页特别引人注目，一个坐在高高的峭壁上的男孩 - 他是肯特幼子的肖像，体现了一种对生活的无忧无虑的直接的感受。并非偶然，肯特还为1955年的自传体巨著的扉页画了素描插图《这是我，啊，上帝！》它很象那幅童年的《自画像》。

本书还有一幅油画是阿拉斯加风景《利斯岛冬景》（1919年），画面的白雪覆盖的岩石与乾枯的榆树枝构成的黑色纹样形成黑白对比，艺术处理完全象版画。这一批风景画中其它的作品都比较肃穆、雄伟，但是有时也明显地流露出贯穿在描写遁世主题的那些素描中的孤独、阴郁和苦闷。

必须说明，由于阿拉斯加的旅行，肯特不仅以作家、同时也以一位旅行家闻名于世。他迫切热望周游世界。《远游之女神》吸引着肯特，这次他到达地球的另一端 - 南美的最南端。1922年抵火地岛，这次旅行画了一批宏伟的、但是荒无人烟的、甚至令人感到惶恐的作品（1922 - 1925年）。同时，写了一本与此完全相反的、鲜明而热情洋溢的书《由马格兰诺夫海峡到南方的航行》（1924年）及其鲜明而明快的素描插图。插图表现了对这个几乎是荒野的国土的赞美，表现了对居住在这里的无忧无虑的人民的尊重。肯特驾驶着小船，勇敢的围绕合恩海角航行。他更加深刻地体验到远游的浪漫性和被人的意志所征服的宇宙的森严和雄伟。在某种程度上他一边重复阿尔贝·马尔开的经验，同时又我行我素，预示着先特-爱克旧别尔和海尔盖拉，肯特把对自然的感受：广泛的、自由的接触生气勃勃的生活的迫切感情，渴望掌握脚下整个世界的感情，首先带到自己的书里，1929年又带到绘画里。

要找到一种艺术形式能与这种新情绪和对待生活的新态度相适应，是不容易的。虽然肯特如此沉浸在兴奋的浪漫主义的激情中，但是，那些表现火地岛的画幅仍然是黑暗、阴郁和枯燥的。版画（包括《由马格兰诺夫海峡到南方的航行》的素描插图）方面有较多的创新，版画优于油画这种情况延续了相当长时间，直到二十年代末期。爱尔兰的旅行（1926年）也没有使这种情况发生根本的变化。在肯特全部绘画作品中，爱尔兰的风景画（1926 - 1927年）相当概念化的图解和造作的，色彩上也不够柔和。肯特始终不断探索，但是，由于二十年代美国绘画界思想上的混乱，道路是曲折的。

肯特似乎感觉到那几年的版画比油画搞得好，于是从1927年开始埋头于版画创作，接着书籍插图。1927年创作了第一幅版画（锌版）《永不枯萎》，以象征手法体现海上的浪漫主义。此后，又创作了一套内容广泛的木刻组画（1927 - 1933年），主题是表现人对宇宙的思考。在这套组画中，有的作品是臆想的、虚构的和情绪灰暗的。而其中的优秀作品如《倚桅樯者》、《游泳者》、《成功的祝愿》、《致敬与告别》等等，虽然多少继续了《荒原集》的浪漫主义象征手法，却越来越扎根于现实的土壤。这时的版画创作大部分都更加有力地肯定生活，主张表现普通人的崇高英雄主义感情，如在版画《顶峰》中就是如此，这是永不满足、不断探索的人类精神的赞歌。

在二十年代末的书籍版画中，表现出肯特的世界观越来越坚决地摆脱了不平静的和多少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浪漫主义，而转向现实主义，转向对生活和人生的赞扬，这是费了一番努力的。他醉心于版画工作，并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数量惊人的创作。

伏尔泰的《老实人》的素描插图于1928年出版，普希金的《哈佛利里阿达》插图1929年出版，1930年为盖·麦尔维尔的纪念碑式的三卷本小说《白鲸》插图，近三百幅黑白对比强烈的钢笔素描，由芝加哥出版社的赖克萨意德·普列斯精印出版。这些书籍插图把肯特推到美国版画界第一流画家的位置，而且还不限于二十世纪。

《老实人》的风格既具有讥讽、怪诞的夸张，又有极鲜明的史诗般的宁静和理性，它与肯特当时的情绪出乎意料的合拍。肯特用流畅而清澈的钢笔素描语言把它表现出来，使之与每一页上的故事情节都配合很很得体。可以说，这些插图是成功的，只是把老实人的悲惨而极其荒谬和混乱的历史描绘得太优美、太严肃了。但是，肯特有权把这部有教益的书的主题作这样的理解，即对和平和幸福的理想以信在任何苦难面前决不屈服的意志。

肯特为《哈佛利里阿达》这部美妙的作品完成了三幅插图，它不仅是肯特书籍插图的优秀作品，而且是各国画家为普希金的作品所作大量插图中的优秀之作。肯特以常用的准确线条和匀整而柔韧、洁净而具有韵律感的结构，既表现了普希金的风格，又表现了画家新的、坚信不移的、鲜明的世界观。

为麦尔维尔的作品所作的插图，数量巨大、规模空前，作者劳动了整整三年。在长达三卷的巨著中，三百幅插图从不重复，他那丰富无比的虚构能力和变化多端的装饰本领，令人叹为观止。肯特选择了与他气质相通的书，又与他创作发展的转变时期极其适应，同时，也绝妙地揭示了美国优秀的浪漫主义作家的风格和特点以及他悲惨的却又是英雄主义的热情。故事是一条腿的船长亚哈驾驶着他的船追逐一条巨大的白抹香鲸的历史，但无论是麦尔维尔或是肯特，都把它发展成反对以鲸鱼形象所体现的世界上的来势力的一场激动人心的斗争。故事开始是海港和船上平淡无奇的生活场面，不知不觉地逐渐转入奇异的、复杂的幻想，它充满了真正反对神主宰世界的英雄史诗的高度激情。肯特深刻理解麦尔维尔赋予他浪漫主义形象的一切，懂得他是如何对待他同时代、即十九世纪中叶美国资本主义的凶残和自私。在肯特那富有悲剧性、充满活力的急剧变动和深刻描写心理的素描中，表现了麦尔维尔小说的一切社会矛盾。

肯特版画艺术的辉煌成就，在他的油画中迅速地得到反映。

需要一次新的远游。这次远游更加浪漫主义和不同凡响。1929年肯特和船长与水手一行三人，乘着小帆船向东、向北、再向北行驶，抵达格陵兰（肯特自己既当领航员又当厨师）。艰难地穿过了纽芬兰和拉布拉多海峡之间的迷雾和暗礁，小帆船到达了格陵兰岸边闭塞的漂着浮冰的戴维斯海峡。突然暴风雨降临，帆船沉没了；勇敢的航海者只好从水中爬到岸边“登陆”。肯特留下了自己的同伴，又去打捞船上剩下的东西。然后，他又沿着人烟绝迹的海岸冻土地带峻峭的岩石，寻找当地居民。经过疲劳艰辛的日日夜夜，终于遇到了驾着小划子的爱斯基摩人。他们把他带到爱斯基摩人的村落。

肯特第一次在格陵兰渡过的时间相比之下并不太长，但是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以致引起他世界观的真正变化。为了从空中最终落到地上，为了把自己的艺术献给一种信念 - 始终不渝的、英雄主义的，即相信人的聪明才智能够征服世界的信念，他把常用的抽象的象征手法远远地抛到一边。肯特在第一次格陵兰旅行中所创作的作品，并不是躲到地球边缘的逃脱，不是对积极生活的乡愁，不是对黄金世纪浪漫主义的遐想，而是用可以感受得到的现实主义手法，歌颂那些纯朴的、似乎不显眼的、生活在边缘地带人们的英雄主义的生活。肯特像弗列依汉或者拉斯木辛那样，与格陵兰的爱斯基摩人建立了友谊，对这个民族，对他们的善良、正直和高尚品德充满真挚的崇敬。

关于格陵兰的航行和那里的生活，肯特写了一部精彩的书《从东向北》。书中充满风趣、诙谐和温存的幻想，并且把最朴素、最单纯的生活真理和最崇高、不乏真实的浪漫激情巧妙地综合在一起。他为这本书装饰了很多素描插图，画得流畅、漂亮和纤细，描绘了在航行中、在海上、在冻土带、在冰山等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以及航海工具和地图等。这些鲜明有力、准确无误的线条所描绘的机智、富有诗意的幻想画幅，简直象一簇五光十色的节日焰火。

作为头一次旅行格陵兰的成果，肯特创作了一组油画，从而为他的油画创作奠定了最坚实和最重要的基础。当时，他在格陵兰南部的戈特霍布和霍尔斯特伯格。1929年，最有特色的作品有《画家在格陵兰》、《山的倒影》、《南格陵兰海峡》以及描写谢尔米利克海湾的其它作品，他为谢尔米利克周围的山恋严谨而又和谐的轮廓所迷恋。

格陵兰那样诱惑着肯特，以至他1932年再次出航。这次到达格陵兰最北部，几乎到梅尔维尔湾和图勒。他在那里住了很久，渡过夏天，又渡过冬季，和爱斯基摩人朝夕相处，同时，不是通过习作，而是直接写生进行创作。1932 - 1933年间以及以后相当长时间（至少到1944年），所创作的第二组格陵兰画幅，比第一组更加有力，更加成熟。肯特找到了严谨而朴素的现实主义语言，鲜明可信的浪漫主义手法和纪念碑式的空间结构，找到了自己的光和色彩的处理方法。肯特这时真正找到了自己的艺术语言。1926 - 1927年爱尔兰的绘画和这些北方的组画迥然不同，其间如有一道深渊。他仔细的研究并表现出色彩关系的纯洁性，银灰色、灰色、淡兰色、兰色、孔雀兰和玫瑰红的细微色调，实际上，这些色调又都是格陵兰的大地、冰雪、海洋和天空所特有的。他表现透明的天空，使最远的覆盖着冰雪的山峦更加接近观众。他大胆地表现那种笼罩着大自然的、壮丽的寂静，他赋予大自然的不是那种野蛮的、与人格格不入的气氛，而是使人感到亲切的生活气息。这一时期，肯特早期作品中那种绘画语言柔弱的缺点，在爱尔兰一批作品中还存在的艺术语言的枯燥，轮廓线不柔和，色彩过分强烈，缺少真实感等不足，全都消失了。1932年以及以后几年描绘格陵兰的大部分作品，都各自具有自己独特的情调：如不安定的、紧张的《小划子上的爱斯基摩尔》，珍珠般的、温润的《格陵兰北部的十一月》、《猎归》、《冬日》、严峻的《北方》或《坎格尔鲁阿苏克海湾的狗》，沉寂的、炽热的《死一般的沉寂》（它整个前景布满地毯般的、格陵兰短暂夏天才开放的红色花朵）等。同一风景主题常常在色调变化上无穷无尽，特别是冰和海的色调，岩石和云的那种突如其来的、精彩的、使人为之倾倒的颜色、光照、气候、季节的变化，这一切都使肯特第二批格陵兰油画充满生气和动感，使人感到现实世界的景象真是变化万千。与麻木不仁的、凝冻的冰雪覆盖的神秘世界全然不同，这里到处洋溢着朝气蓬勃的生活，。追求生活的真实，追求如实描写，最初曾使肯特的作品带有某些地图式的枯燥（主要表现在1929年作的第一批作品中），格陵兰的天空象晶体般透明，矗立在冰雪原野上的岩石所特有的不可设想的异常的色彩，要结冻的海洋的极其富于幻想的色调。那些乘喷气式飞机从巴黎飞往加拿大，自千万余米的高度俯瞰过格陵兰的人，都会相信格陵兰正是如此！

肯特的格陵兰绘画除了色彩之外，构图上也有很多优点：严谨而造型鲜明的空间处理、经过严密构思的构图层次与人物安排等。然而，这些作品的最大成就在于：优美而宏伟的大自然在肯特笔底总是有人烟的，画面上始终突出人的顽强意志。象《猎归》或《猎海豹》等作品就以其真正的、纯粹的人道主义精神使人特别感动。

格陵兰在肯特一生中，在他的思想和感情上留下深刻的烙印。一方面，他在油画和版画创作中反复表现格陵兰的主题，同时，经常创作出象1944年的《极地探险》等鲜明有力的作品。1935年出版了肯特撰写的关于格陵兰的第二本书《沙拉米那》（以书中女主人公，、美丽的爱斯基摩妇女的名字命名）。他把自己住了一辈子的阿迪龙达克山的农场用丹麦语称之为阿斯高尔，即爱达的神，意思是《阿索夫农场》。他把幼子（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送给一位爱斯基摩朋友、勇敢的猎人受教。当他两年之后再次到格陵兰时，见到的已是十六岁的猎手，是划小划子的健将，他还关于不知不觉地接近海豹，在部落里也受到人们的尊敬。

格陵兰终于成为肯特所去过的和居住过的最后的北部地区。自三十年代中期，他就停止了极地旅行，而在美国长期生活，或者到世界各地作普通的、没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旅行。在北方生活时期浸透了人生的兴趣、企求和渴望，他所自己思考和体验重心转到自己的土地 - 现代美国现实的各种社会和意识形态的矛盾之中。

1936年，他撰写一本《美国人是什么样的》，以1927年的一幅木刻《萨珂和万切琪的热忱》，他专心致力于美国的政治和思想斗争，这时正值三十年代反对弗兰克林·鲁斯维尔特的进步思想的反动势力日益抬头的时刻。曾多次到世界各地旅行（更正确说是航行）并对遥远的各国人民生活深为崇敬的肯特，对美国人民的愿望、思想、感情、日常生活当然更是倍感亲切。1940年出版了他的自传体巨著《这是属于我的》，其中谈到纯朴的美国人民艰辛而紧张的生活；全书自始贯穿着反资本主义和反法西斯的思想倾向。该书的连续插图中，综合多种多样的题材、形象和情绪，有精美的素描，象温存的抒情诗，如迎着升起的太阳的姑娘和森林中的野兽；有寓意和象征的素描，也有尖锐辛辣的漫画。正是在这本书里，包含着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或者《夏日，纪元后……》等充满愤懑和热情的卓越的木刻作品。

肯特1941年为埃斯太尔·舍伯尔德根据民间传说素材写成的《保里·本杨》所作的插图，也是属于表现人民主题和形象的范畴。该书描写了一个荒谬怪诞，但又善良直率、乐于助人的巨人。肯特在其为美国伟大诗人华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所作的卓越的插图组画中，更加坚定不移地表现他心目中的美国人民，他们是美国一切精神文化和物质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和捍卫者，肯特的智慧和艺术幻想在这里找到了特别广阔的天地。无数画家都为惠特曼这部巨著插图，但是，它动人心弦的、自由的、不屈服的诗篇，它骚动的和真正的民主主义精神，只有肯特才作了最有力和最恰当的描绘。

肯特完全沉浸在美国人民的事业和思想之中，为了团结和友谊，他以更加强烈的感情完成一系列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素描和宣传画，并以更大的义愤投入反对德国法西斯尖锐的不可调和的斗争。

肯特在战时和战后展开了勇敢的、积极的社会政治活动，他在杂志和报纸上公开发表充满政论的作品。不过，在三十年代中期和末期，也为欧洲古典文学作品创作了大型插图作品：如为莎士比亚的戏剧、长诗、十四行诗以及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分作了插图。肯特总是选择最复杂的、最有意义的世界文学名著，并在插图中力图以二十世纪人的眼光去理解文学故事，揭示那些老的艺术形象中永不褪色的力量和影响，他以极大的注意力表现为之插图的伟大作家的创作风貌和精神。

谈到《浮士德》的插图，它们在肯特所有的书籍版画中是争论较多的。或者说它们的风格有些落入俗套，这些画首先突出的是小说的故事情节，而不是心灵深处的巨大热情和悲剧力量。我则认为，在当今的时代，首先是这种力量吸引画家去体现《浮士德》的形象。

从长期的格陵兰北方旅行返回之后，即着手创作的莎士比亚的素描插图，饱含着肯特某些最重要的思想和感情，并且成为版画中体现莎士比亚人物形象最有意思的作品之一。与居于世界边远地带的冰川与海湾中那些深沉的、但是极其单调的人的生活对比，肯特在莎士比亚的插图中所展现的是一条彩虹，是一切可能存在的心绪和矛盾、变化多端的戏剧情节、性格的冲突和心理状态。全部插图似乎一气呵成，插图和文学紧密配合，它们的先后顺序、一页接一页的插图间的对比或是前后的连贯、形式处理的节奏变化等等，一切都极其尖锐地揭示了莎士比亚戏剧的形象结构。肯特一刻也不忘记观众眼前展现的是戏剧活动，是通过演员的各种姿态、手势的表演揭示莎士比亚的最深刻的生活真理。所以，所有人物都是全身的，并且放在前景，几乎没有什么背景和陪衬，使你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富于表情和内容的人物和动作上。这些尖锐的、用笔流畅的、表现似乎粗糙，不华丽的素描，常常是极其严格的。可能，为喜剧所作的那些插图就差些。在那些悲剧，特别是历史剧的插图中，有很多在形象深度和力量上都是杰作的作品（如《麦克佩斯》、《亨利四世》、《维洛那二绅士》、《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李尔王》、《暴风雨》、《亨利五世》等）。画家对这部书的插图创作值得特别仔细的研究，其中有很多重要的鲜明的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争取和平的斗争使肯特成为一个演说家、政论家和宣传家。他把自己的全部热情献给了反法西斯斗争，不论是德国法西斯或是美国法西斯。他清楚地看到在美国的希特勒的拥护者和同党。因此，他在战时和战后的政论报刊上的全部版画都是态度明确、斩钉截铁的（如《法西斯必亡》、《在十字架吊死的人》、《希特勒·傀儡戏》、《美国的鹰追逐和平鸽》等等）。在题材上与之相类似的木刻和石版画，常常带有很强的概括的寓意特点（如《火灾》、《永远警惕 - 自由的保证》、《1946年的欧洲》、《愉快的圣诞节》、《斯密斯法》等）。在这些作品里，再一次出现了肯特所偏爱的、曾经一度忘怀的、威廉·布莱克的艺术语言，即痛苦的、焦虑不安的、甚至是过于复杂的抽象的象征主义艺术语言。但是，象《荒原集》、《倚桅樯者》时期富于幻想的或是悲惨无力的浪漫手法，全部变成了暴风雨般的、积极的鼓动，让争取和平和自由的各族人民相信敌人的公开和隐蔽的活动的危险性。

这几年，肯特在埋头于大量社会工作以及赴美各州、加拿大等地讲演的同时，还进行了大量创作。战后年代，他经常进行油画创作、为古典文学插图，并且从事文学创作。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创作了大量美国风景画，主要有肯特居住过几十年的纽约州北部的阿迪龙达克山，再次画了缅因州和该州的蒙合甘岛（肯特于五十年代赎回了年轻时候在岛上亲手盖起的圆木小屋）。但是，肯特这些新的油画风景与格陵兰那些相比，完全是另一种风格。此时此刻，大自然已经成为肯特创作的中心和源泉，首先是坚定沉着、稍带恬静的抒情，远离暴风雨袭击的精神上的宁静和现实的不安或矛盾。诸如《奥塞布尔河的冬天》、《阿斯戈尔风景·红色落日》、《缅因的雾》、《兰天》等优秀风景画作品，则具有深沉而含蓄的诗意，对生活充满信心和力量。这样，就完全摆脱了灰暗、消极的旁观或是主观的偶然情绪，而赋予它虽不是英雄主义的纪念碑性，但也是直率而生动的形象结构。

战后年代，肯特所作的古典文学作品插图中，薄伽丘的《十日谈》的插图（1949年首次印刷、1955年再版）具有特别的意义，最鲜明、最光辉的体现了肯特作为版画家的特质。他并不是把薄伽丘的书视为一部引人入胜的历史著作，（《十日谈》的一些插图作者常常以此为满足）而是作为一部意大利文艺复兴精神最深刻有力的表现，对自由和生活满情信心，他描绘并赞颂了人间生活的多种多样。很多插图是可笑的、滑稽的和欢快的，很多又是严肃的、动人心弦的、悲惨的，象莎士比亚全集中的插图那样，形成一个充满运动与生活的复杂的整体。具有意大利十五世纪绘画风格特点的洁净的线条，加上沉着的和强烈的色彩，使整本书的设计显得精致而统一。

肯特的晚年，出版了两部附有丰富插图的自传《这是我，啊，上帝！》（1955年）与《山和人》（1959年）。《山和人》是一本小书，叙述1958年的欧洲之行，英国、爱尔兰和苏联之行，是肯特对苏维埃国家的深切致意。《这是我，啊，上帝！》是以黑人歌曲中的第一句命题。肯特记述了自己的一生，由出生到1950年止，真诚而坦率地叙述了他全部生活和精神上的追求、成就和错误。每一章都画了插图，描绘他的全部生活，他那不可思议的、丰富而多样的生活。这些流畅的、漂亮的素描，对于热情洋溢的、色彩绚丽的，有时讥讽、有时紧张和激烈的故事情节，或是对一个人、一个画家、作家、旅行家、社会活动家的丰富形象和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独特性格来说，简直是一个完全无瑕的写照。

（译自俄文版《罗克韦尔·肯特》一书，苏联艺术科学院出版社，1962年，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