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东图书局于1914年创办于上海，由欧阳振声任总经理，谷钟秀任总编辑。它是一家股份制出版机构，股东大部分是政学系的一些人。当时的中国效法西方国家建立议会政治体系，于是就有一些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和旧官僚，在议会内和议会外纷纷成立各种团体，形成派系，希图在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中谋取职位。

政学系的人物知道要从事政治活动必须掌握一个出版机构，以便出版自己的著作，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

泰东图书局的创设，正是出于政学系的这个意图。所以，创立之初的泰东图书局出版的书籍大多是政治方面的。“护国运动”以后，股东们都到北京做官去了，泰东图书局转由股东之一的赵南公一人主持。

赵南公沿袭了泰东早期的出版方针，继续出版具有进步社会思想和论述中国社会问题的书籍。值得注意的是，泰东图书局在当时出版这类书籍，在上海乃至全国也是不多见的，使它一下子就在新书业界赢得了良好声誉。这与泰东图书局创立时确立的出版理念有关，也与赵南公本人的政治倾向和出版个性分不开。

但是，在当时，这类书籍的社会需求量毕竟还太少，作为一个出版商，赵南公不能不顾及书局的经济利益，他开始调整出版思路，有意识地向时尚出版靠拢。那时，“礼拜六派”小说正风行一时，泰东也出了好几种“礼拜六派”的小说，如《芙蓉泪》等。1916年，他又推出了一部长篇小说《新华春梦记》，使泰东图书局“赚了一笔钱”。

对于一家出版社来说，单靠一种书的赢利是难以长久支撑经营的，更何况时代思潮的变迁带来了社会阅读需求的变化，这一切令赵南公焦虑重重。经过对社会形势和图书市场的分析，他决定放弃原有的出版领域，另行规划新的经营路线。因为他明白所谓“鸳鸯蝴蝶式”的小说书已是回光返照时代，再过下去不再会走民国三、四年的红运了。于是，他就决定放弃过去的一切，“重建理想的新泰东”。

“重建理想的新泰东”当然是时势使然，但也与赵南公的政治倾向和性格个性有关。赵南公不仅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而且还“热心于商人运动，敢于发言且富有组织能力”，他曾是上海福州路商界联合会的“主要倡导人”。先不用说“趋新”，只是“弃旧”，就需要果决的勇气。从经营的角度讲，在当时的发行体制下，泰东要“放弃过去的一切”，就意味着失掉自己原有的发行网，甘愿承担“账底”的损失。

因为要“趋新”，所以才“弃旧”，他敢于迈出这一步，正是为了泰东的新生。这是赵南公对自己固有的经营理念的彻底否定，对旧的出版文化价值观念的扬弃，也是他“意识到泰东的出版方向不能不跟着时代潮流前进”而作出的一种决断。要跟上时代潮流前进，就要以新的经营思路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和读者需求。很显然，新的经营思路最终还是要以出版物的形式体现出来。赵南公经过短期筹备，创办了两种新杂志——《新的小说》和《新人》。

《新的小说》创刊号出版于1920年3月5日。张静庐在《创刊话》中特别说明“为什么要在小说上面加‘新的’两个字”，就是要以‘新的’文化来改造旧社会，‘新的’思想来建设新道德”。这种办刊宗旨可以说确实具有与新文化先锋刊物一样的追求，但综观所发表的作品，大多思想性、艺术性都不高，销量一般在四五千册。《新的小说》已经不是“礼拜六派”一类的杂志了，创办者的初衷是想通过它担起新文学建设的重任，但是理想的效果并非只靠良好的愿望就能实现的，对此创办者有着清醒的认识，可贵的是他们并没有退缩，1921年出版的第1卷第4期上发表的《本志特别启事(一)》，表示了继续“趋新”的意向：“吾国自受西洋文学的思潮震荡后，思想界已有‘日新月异’的趋势，本志能力虽薄，也愿逐步改革，应世界文学潮流以新国人耳目，或者于新文艺前途能够尽些天职。拟自第2卷第1号起，内容从新更改……”不管改的程度如何，单是这种改革的精神就值得钦佩。

《新的小说》的改革和探索显然是得到了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强有力的支持，尽管这种支持不可能不隐含着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却正好使人不难体会赵南公义无反顾的“趋新”所透露出的迫切期待。

《新人》月刊创刊于1920年4月，以“新人”社的名义出版。杂志曾经宣传“新村主义”，也曾发表过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出过“上海淫业问题号”、“文化运动批评号”、“泰戈尔号”等。《新人》杂志与《新的小说》一样，“新”是新了，但“新”得不伦不类，总叫人感到有些别扭。这种现象对于赵南公来说，可以认为是他的急功近利导致用人不当，但却不能说这种“趋新”的文化选择有什么问题。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会在不久以后动议撤换《新的小说》主编，甚至想以郭沫若等人编的《创造》杂志取而代之。

赵南公本来对《新的小说》和《新人》寄予厚望，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他不得不更深层次地思考泰东图书局未来的发展。此时，商务印书馆已经开始了内部的改组，中国出版界带有根本性的出版理念的调整时代悄悄来临。赵南公也跃跃欲试大干一番，他与李凤亭先生商量，拟扩大泰东的编辑部，由李凤亭任法学部主编，请李石岑先生任哲学部主编，并由李凤亭推荐成仿吾先生任文学部主编。

正是赵南公的这一动议拉开了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合作的帷幕。1918年8月的一天，留学日本的郭沫若和张资平在日本福冈的博多湾海岸边邂逅，这成为了创造社成立的最初缘起。两位青年对国内的文化现状非常不满，甚至认为当时的中国没有一本可读的杂志。内心的冲动促使他们想以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这种令人不满意的现状，想找几个人出一种纯粹的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不用文艺，用白话。他们先物色人选，约定以郭沫若“为中心”，待学校开课以后，征求成仿吾和郁达夫的意见，再策进行。

但是，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同人们虽然已经“集合”起来，开过几次会，然而要实现出版杂志这个目标，对于那些贫穷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相当困难的。谁能支持他们呢?同人们推派田寿昌回国找出版社，田汉曾托在中华书局任编辑的左舜生帮忙，左舜生跑了几家出版社，然而都不肯接受。

机会终于还是来了。这个机会就是赵南公改组泰东图书局的动议。1921年3月，成仿吾接到李凤亭的来信，毅然决定放弃即将完成的学业回上海任职。他又通知郭沫若。两人约定同船回国。但是，他们到了上海以后，看到的现实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泰东编辑部的扩充计划，早已成为泡影”，因为这个泰东编辑部的扩充计划，原只是赵南公与李凤亭商量时的一种设想，要付诸实施，尚有许多问题必须先行解决。例如编辑部要有一所较大的房屋，以容纳各部编辑人员办公；必须有相当的资金以支付编辑人员的薪金；以及为实现出版计划需要的经费等等。赵南公心有余而力不足……泰东老板虽然留下了他们，却没有给他们聘书，更没有提起薪水的事。成仿吾在上海呆了两个星期后，看到书局没有容纳下他们两人的位置，就决心回长沙的一个兵工厂，把上海的事留给郭沫若。对于这次不愉快的最初接触，泰东说是“误会”，而成仿吾则认为是一场“骗局”。尽管如此，此时的泰东图书局在创造社同人眼中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出版机构，它使这群无奈的失望者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郭沫若没有离去，是因为赵南公的执意挽留。赵南公深知，要“重建理想的新泰东”就必须得到新文化精英的鼎立襄助。他把这位在新文坛上崭露头角的诗人当成了书局救星，决定由郭沫若执掌泰东的编审大权。他在7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即沫若暂返福冈，一切审定权仍归彼，月薪照旧，此间一人不留，否则宁同归于尽。”(《创造社元老与泰东图书局——关于赵南公1921年日记的研究报告》，《中华文学史料》1991年第1辑。)赵南公对郭沫若的倚重可见一斑。

郭沫若在一个半月里为泰东图书局编辑了三部书稿：一是编定诗集《女神》；二是改译《茵梦湖》；三是标点《西厢记》。这三部书的出版，引起了读者极大兴趣，特别是列为“创造社丛书”第一种的《女神》的畅销和引发的巨大社会反响，为泰东图书局闯出了一条新路。赵南公果断决策，让郭沫若继续编辑“创造社丛书”，另出一种季刊，名《创造》，专容郭沫若等人的文字。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泰东图书局的支持，就不会有创造社杂志的出版。郭沫若后来在《学生时代》一书中回忆起这件事，仍充满感激地说：“像那时还未成形的创造社，要想出杂志，在上海滩上是不可能的。在不可能之中有泰东来承印，这当然是可以感谢的事。”《创造》季刊于1922年5月1日正式出版。一年后，泰东又出版了《创造周报》。“创造社丛书”的出版一直在进行。

“泰东，是创造社的摇篮——可以这样说。泰东，在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中间，它是有过相当的劳绩的。”张静庐在其《在出版界二十年》中说的这一段话，客观而又公允地评价了泰东图书局在现代出版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