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孙子序》是唐代杜牧创作的一篇散文，出自《全唐文》。

注孙子序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为夫子之徒，实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据案听讼，械系罪人，笞死于市者，吏之所为也。驱兵数万，撅其城郭，系累其妻子，斩其罪人，亦吏之所为也。木索兵刃，无异意也；笞之与斩，无异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难制，用力多者，兵刃斩也。俱期于除去恶民，安活善人。为国家者，使教化通流，无敢辄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无他术也，无异道也，俱止于仁义忠信、智勇严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为小吏；尽得其道者，可以使之为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见也；用力多者，其吏难得也，功难就也。止此而已，无他术也，无异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

子贡颂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远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近者。”季孙问冉有曰：“子于战，学之乎？性达之也？”对曰： “学之。”季孙曰：“事孔子，恶乎学？”冉有曰：“即学之于孔子者，大圣兼该，文武并用，适闻其战法，犹未之详也。”复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曰武，离而俱行，因使搢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

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尊大儒术，有淮夷叛则出征之。夫子相鲁公，会于夹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叱辱齐侯，伏不敢动。是二大圣人，岂不知兵乎？周有齐太公，秦有王翦，两汉有韩信、赵充国、耿弇、虞诩、段颎，魏有司马懿，吴有周瑜，蜀有诸葛武侯，晋有羊祜、杜公元凯，梁有韦睿，元魏有崔浩，周有韦孝宽，隋有杨素，国朝有李靖、李绩、裴行俭、郭元振。如此人者，当此一时，其所出计划，皆考古校今，奇秘长远，策先定于内，功后成于外。彼壮健轻死善击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岂可知其由来哉。

某幼读《礼》，至于“四郊多垒，卿大夫辱也”，谓其书真不虚说。年十六时，见盗起圜二三千里，系戮将相，族诛刺史及其官属，尸塞城郭，山东崩坏，殷殷焉声振朝廷。当其时，使将兵行诛者，则必壮健善击刺者，卿大夫行列进退，一如常时，笑歌嬉游，辄不为辱。非当辱不辱，以为山东乱事，非我辈所宜当知。某自此谓幼所读《礼》，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为教。

及年二十，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十三代史书，见其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圣贤材能多闻博识之士，则必树立其国也；壮健击刺不学之徒，则必败亡其国也。然后信知为国家者，兵最为大，非贤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败灭，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虚也。因求自古以兵著书列于后世可以教于后生者，凡十数家，且百万言。其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论，大约用仁义，使机权也。

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自为序，因注解之，曰：“吾读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深矣。”然其所为注解，十不释一，此者盖非曹不能尽注解也。予寻《魏志》，见曹自作兵书十馀万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意曹自于新书中驰骤其说，自成一家事业，不欲随孙武后尽解其书，不然者，曹岂不能耶！今新书已亡，不可复知，予因取孙武书备其注，曹之所注，亦尽存之，分为上中下三卷。后之人有读武书予解者，因而学之，犹盘中走丸。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议于廊庙之上，兵形已成，然后付之于将。

汉祖言“指踪者人也，获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当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杜牧（803—852），字牧之，号樊川，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唐文宗大和二年（828）进士，曾任弘文馆校书郎、左补阙、监察御史，黄、池、睦、湖等州刺史，官终中书舍人。杜牧受祖父杜佑影响，关心国事，有政治抱负。牛李党争时期，牛李两派都赏识他的才能，但因他“刚直有奇节”（《新唐书》），不愿趋炎附势，因此两派对他都不重用，一生郁郁不得志，未能施展抱负。杜牧的诗多指陈时政之作，诗风飘逸俊爽， “雄姿英发”（刘熙载语），别具一格。杜牧擅长近体，以七言绝句最为出色，是唐代绝句大家。他又是晚唐著名散文家，代表作有《阿房宫赋》。有《樊川文集》，存诗二百余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