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公证又称强制公证或必须公证，它是就公证事项的重要性而言的，在社会生活中，某些重大的法律行为、法律事件和文书，法律明文规定为必须公证事项的，均必须进行公证，否则，将不发生法律效力。至于当事人是否去公证机构进行公证，则完全是自愿的，国家并不强迫。如果办理公证则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法律关系所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生效；如果不办理公证则要承担法律关系不生效的法律后果。这就是说，即使是法定公证也必须是由当事人自愿申请去公证的。

此问题同样也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肯定说认为，在即将出台的<公证法>中应规定法定公证的条款，其中写明法定公证的事项④。其理由是：

（1）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没有规定法定公证的条款，才造成人们对公证的模糊认识，有些人甚至认为公证是可有可无的，合同、行为、文书等不公证照样有效，多一道程序多花钱。公证的社会认知度低的现实，说明公证在现阶段仍属于幼稚的法律服务行业，法律给予一定的保护是必要的。

（2）正是由于《公证暂行条例》没有规定法定公证的条款造成在已出台的民商立法中，公证制度不被重视。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规定公证的只有《合同法》第188条、《担保法》第43条、《继承法》第20条、《招标投标法》第36条、《收养法》第15条、第21条、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但其数量少且多为选择性条款，而重要的民商立法如：民法、婚姻法、公司法、房地产管理法、土地法等都没有公证的规定。在公证立法中率先作出法定公证的规定，对我国民商立法将会起到引导作用。

（3）在公证立法中规定必须公证的条款，是中国公证能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在中国强调部门立法的状况下，公证立法中不明确法定公证事项，其它法律更难以确立这些规定。

中国立法中应确立法定公证制度，但同时认为法定公证的具体事项不能规定在《公证法》中。其理由是：

（1）《公证法》是一部兼实体和程序的法律，主要规定公证制度基本原则、公证人的权利义务、办理公证的程序等问题，对于哪些事项需要办理公证不应由该法作出规定，否则，显得不伦不类。

（2）中国公证员协会已于2003年3月14日正式加入国际拉丁公证联盟，在公证立法上，应借鉴公证制度发达国家的相关制度。象法国、德国等国家，法定公证制度主要体现在民商立法中，《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各有2283个和2385个条文，分别在70余个和80余个条款中涉及公证的事项。而法定公证制度只在公证法中只作原则规定。我国公证立法应从中得到启发，在公证法总则中对法定公证作原则规定：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办理公证的事项，当事人必须办理公证，否则，其行为无效”；而持大量的法定公证条款规定在民法、公司法、婚姻法、继承法中，以此带动公证在这些立法中得到确立。直接将法定公证事项规定在《公证法》中，有“部门争揽利益”之嫌，在表决时可能会遭到反对而难以通过。因而，公证立法不能代替民商实体立法，法定公证作为一种制度，可以在公证法中作原则规定，但不宜将具体事项列入其中。

中国立法很少有法定公证事项的规定，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4条规定：拆除依法代管的房屋，代管人是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的，补偿、安置协议必须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办理证据全。除此之外，法定公证事项再没有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地方权力机关或人民政府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有法定公证的现象，如上海市公证条例、天津市公证条例、河南省人民政府公证若干规定等等。通过比较上海、天津、北京、江苏、陕西、河南等地的地六法规或地方规章的规定及其在实践中的操作情况，参考国际拉丁公证联盟国家的通行作法，法定公证事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房屋等不动产的买卖、赠与、继承、抵押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抵押；重大工程项目的招标投标、承包抵押；抵押借款合同；公司章程、股票的发行转让；保险财产的估价或保险损失的确定；等。除此之外，应加上一个兜底条款，“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公证的事项”，以免挂一漏万。

以上这些事项属于重大的经济的行为，对于国家的经济活动起着重要作用，由国家进行适当的干预，是必要的。

综上所述，在确立法定公证原则是公证自身的性质决定的，法定公证作为一种制度应在公证法中确立下来，但其具体事项应规定在相关的民商实体法中，不宜在公证法中作具体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