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大人”的称呼，反映的是影视文化的传播强势，而非我国本土“普法宣传”的效用体现，这应当唤醒我们对司法文化传播的反思。

　西方法官形象在大众的心目中非常庄重，“法官大人”也成了西方法官的专用名词。而在基层法院从事法官的这些年，也不断有当事人称呼笔者为“法官大人”而不是审判员，并且这些当事人多是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我很惊诧于他们怎么知道这样的“洋称呼”，一次庭审后我问及一个当事人，他说：“电视里不都是这么叫的？”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称呼，背后凸显的却是影视文化传播的力量。只是这一“舶来”称呼反映的是西方司法文化的传播强势，而非我国本土“普法宣传”的效用体现。纵观我国几十年的“普法文化”，是以组织化、全民化、日常化的运动方式，将法律传播的使命窄化为“法条的全民普及”。这是一种“有信息而无文化”的传播，信息虽然大量的传播，但却无法实现交流以及在一定群体内被接受并形成共识，从而上升不到“文化”的层次，形成不了信息的文化传承。而法治的实现靠的是法律内涵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是一种文化作用，这恰恰是运动式普法无法做到的。

而在如影视剧等大众文化的传播中，法官一般只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非但如此，剧情中的法律“硬伤”更是比比皆是，比如在某电视剧中法官正襟危坐，说出来的“法言法语”却让人啼笑皆非：“下面开始法庭陈述，原告先来……”试想，连基本法律内涵都没有的文化传播，又怎么能在民众中树立起司法的权威与形象？

客观上讲，司法文化的传播有其固有的“短板”。因为司法文化作为一种“专业文化”，较强的专业性与学术性必然影响到其在民众之中的传播效果。特别是在电子传播时代，以“世俗性”和“娱乐性”为主题的大众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被称为“娱乐至死”的大众文化现象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大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挤压和占领了“精英文化”的传播场，使司法文化的传播效用受到了很大影响。

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过去我们在司法文化传播上的误区，只有将司法文化信息化与司法信息文化化结合起来，把非文化的司法信息转化为文化的司法信息，把不是信息的文化转化成一种可传播的信息，用“信息文化”使两者合为一体，从公开信息的角度阐释司法文化，从司法文化或者传统文化的角度去阐释司法信息，司法文化才能正确发挥其传播效用。

当事人“法官大人”的称呼，应当唤醒我们对司法文化传播的反思，摒弃司法文化与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突破司法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壁垒，重视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传播力量，把司法文化通过司法公开接轨到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上，借助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渗透力深入百姓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