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9日，在第19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河北出版传媒集团以签约形式重点推出“河北四侠”：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张楚。“河北四侠”的命名对于河北文坛来说是一件盛事，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张楚都是河北风头正劲的青年作家。

胡学文，1967年9月生，中国作协会员，河北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私人档案》、《红月亮》等四部，中篇小说集《麦子的盖头》、《命案高悬》、《我们为她做点儿什么吧》等六部。

曾获《小说选刊》“贞丰杯”全国优秀小说奖，《小说选刊》首届中国小说双年奖，《小说选刊》全国读者喜爱的小说奖，《小说月报》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百花奖，《十月》文学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中篇小说选刊》奖，《中国作家》首届“鄂尔多斯”奖，青年文学创作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小说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4年、2006年、2011年全国中篇小说排行榜。

刘建东，河北石家庄人，中共党员。1999年调入河北省作协，历任《长城》杂志编辑、副主编。1995年开始发表小说，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二级。

著有长篇小说《全家福》，小说集《情感的刀锋》、《午夜狂奔》，出版文学作品100多万字。短篇小说《自行车》入选“中国文学排行榜”，中篇小说《减速》获河北省第九届文艺振兴奖，长篇小说《全家福》获河北省第十届文艺振兴奖，中篇小说《羞耻之乡》登登中国小说学会“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李浩，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侧面的镜子》、《蓝试纸》、《父亲，镜子和树》、《告密者》，长篇小说《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评论集《阅读颂，虚构颂》等。

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蒲松龄全国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等，现为河北省作协专业作家。

张楚，1974年生，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周夏庄村人。毕业于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会计系。1997年毕业后在滦南县国税局工作至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

从2001年起，已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天涯》等杂志发表小说50余万字。其中《曲别针》获2003年河北省优秀作品奖和第10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长发》获2004年河北省优秀作品奖和2004年《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樱桃记》获《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细嗓门》获2007年河北省优秀作品奖，《刹那记》获2008年河北省优秀作品奖，短篇小说《良宵》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胡学文的小说有着异常坚硬的质地，其对于当代乡村儿女生存的艰难与精神的惨烈有着真实而深刻的表现。他笔下的人物大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平凡的小人物，他们常被命运裹挟着跌入深渊般的低谷，但他们倔强地与灰暗绝望的命运搏斗，哪怕头破血流也不屈服。因此，胡学文的小说虽然总体的基调是灰色的，但我们总能读到灰暗背后与人的尊严有关、与人性的美丽有关的一丝温暖。《大风起兮》中的吴卫因为课堂上与学生刘萌的一次意外冲突，整个生活全被打乱。他在家庭、学校、亲人、朋友之间左冲右突，最终被打伤入院。但吴卫的心终究是善良的，而小说最后刘雪到医院里探望吴卫的场景，也正如绝望中的希望，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芒。《目光似血》中被逼走投无路的杨文广、残忍暴虐的哑巴儿子栓子、见利忘义的村民们都令人悚然心惊，顿感灰暗而绝望，但善良、宽厚的范素珍以及杨文广酒醉后对范素珍最后的拥抱，同样能带给我们心灵巨大的震撼。此外，《逆水而行》中村长霍品最后的人性“觉醒”、《土炕和野草》中父亲荒诞行为背后巨大的精神创伤以及对母亲难以言表的情感、《在路上行走的鱼》中那个怀着希望绝望地奔走在要债路途上的杨把子也都令人心酸而感动。胡学文很少对人物进行道德评判，他重视的是人物的性格逻辑、人性逻辑以及伦理逻辑，因此他的小说充盈着在现实、伦理、人性、命运、性格之间纠缠的极为复杂的意蕴与内涵。

与胡学文对底层人生的表现不同，刘建东的小说更多聚焦的是当代都市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救赎问题。高速发展的现代都市刺激着当代人欲望的疯狂生长，在物质和欲望诱惑下人的自我迷失、人性沉沦成为一种普遍状态，刘建东的小说揭示的就是人在沉沦状态下的精神挣扎、人性困境与救赎可能性。《情感的刀锋》中游走于几个女人之间的罗立本、《我的头发》中迷失在金钱和权力欲望中的方向、《减速》中在欲望的洪流中狂奔的林间，都在自我迷失、人性沉沦的绝境中丢失了人生最宝贵、最美好的东西，只是在血淋淋的悲剧降临时才获得了某种顿悟与启示。《羞耻之乡》更是通过一个虚构的“羞耻之乡”沦为精神荒芜之地的过程，探讨了“羞耻感”重返家园以及道德救赎、精神救赎的可能性，荒诞的故事背后传达的是强烈的人文关怀。在这方面，刘建东最值得称道的作品是他的长篇小说《全家福》。小说主题具有鲜明的解构性，“父亲”的瘫痪、叹息算得上是反启蒙“弑父”传统的继续，他的权威的丧失正是启蒙者命运的一种写照。但是，在小说中，“父亲”其实又并没有失去力量，他的“飘来飘去的身影”、他的叹息都有着超现实的力量。“全家福”在小说中是一个矛盾的意象，作为一种反讽，作家的情感和态度是复杂的，解构也毫无疑问只是一种“温柔的解构”。刘建东小说具有柔软温暖的质地，他有着坚强的理念和对于人性与世界的认识，有着质疑和解构的冲动，但表现得不极端、不坚硬、不粗暴，没有伤害到他对文学纯粹性和唯美性的追求，其小说的文学性品质难能可贵。《全家福》中，我们感受到的是理性而温情的力量，对个体精神存在和内在疼痛的抚摸与触碰感人至深。在刘建东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舒缓、抒情、温暖的叙事风格，看到了新生代作家“粗暴”的外衣下温柔甚至脆弱的一面。其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审慎、犹疑和矛盾，既是对一些新生代作家简单粗暴的世界观的警惕，又使小说的思想内涵和人性内涵更浑厚、更有魅力。

比较而言，李浩是“河北四侠”中文学姿态最为前卫、风格最为强悍的一位。他从不讳言对于现实主义传统的不屑，也不讳言对于现代主义和先锋派的着迷。他的小说有着一种自信凌人的气势、有着独标一格的自信与追求。他似乎以一种不与别人和解的偏执的姿态走在他自己营造的文学梦幻之国里。他醉心于对人性丰富与复杂的发掘、对人心之幽深微妙的勘探、对人之存在可能性的寻找与发现。他是一个在小说世界里充满探险精神的作家，他乐于把小说当作一种精神、思想与艺术的探险，在探险中拓展小说的宽度与深度，在探险中创造包蕴深广的小说话语空间，也在探险中完成自我的解放与救赎。李浩写了一系列关于“父亲”的小说，“父亲”被寄予的神圣性与崇高性价值、意义、象征被解构，形象被颠覆。他笔下作为“失败者”的父亲形象暴躁、冷漠而又卑微，深深打上了灰色的印记。《英雄的挽歌》中整日游走在乡村社会生活边缘的懦弱的父亲、《蹲在鸡舍里的父亲》中因一次意外的物理伤害而精神失常整日与鸡为伴的父亲、《那支长枪》中充满了糜烂气息终日与自杀为伴的父亲、《父亲的沙漏》中以自制的“沙漏”打发生命时光的父亲、《如归旅店》中不问国事只关心自家旅店最终死于非命的父亲、《乡村诗人札记》中整日沉迷在诗歌中不能自拔的父亲，都是令人扼腕神伤、唏嘘不已的形象。李浩还是一个文学口味极庞杂的作家，他吸收的文学营养极为丰富，对文体本身也有极大的野心。他不仅在小说里对人性尽情解剖、对世界滔滔不绝，而且把小说当作了文体的实验场，传统的文学体式、表现手法与现代小说技巧在他的小说中彼此融合，多元共生，营构了一个多彩多姿、热闹非凡的文体世界。

从审美气质上来说，张楚的小说比较接近郁达夫，有一种忧郁、颓废和感伤的美学气息。他的小说主人公都是一些失败的小城边缘人。他们常常在无所事事中陷入一些日常爱与恨的纠缠中，生活的困顿、肉体的焦躁、身份的游移，使得他们与主流人群格格不入。但他们偏偏在感情、尊严等方面比主流人群更细腻、更敏感、更纯情、更执着。《七根孔雀羽毛》中的宗建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表面上，他是一个不负责任、游手好恶的混子，但他心中仍然有着非常柔软的部分。他精心珍藏的早已记不清来路的“七根孔雀羽毛”也是其内心美好记忆和希冀的象征。《夏朗的望远镜》中夏朗与方雯结婚后的短暂幸福生活很快被一地鸡毛般的琐事打乱了。岳父方有礼对女儿近乎病态的爱的争夺甚至窥视，扰乱了夏朗的心绪，两个人的感情也急转直下。夏朗只能从自己的望远镜里眺望天空，寻求对现实的超越与解脱。张楚是和李浩的出场方式颇为不同的先锋派，李浩有着坚硬的对于人、世界乃至小说文体的坚执理念，而张楚则更执着于人的内心黑暗与绝望、人性的温度以及伦理的挣扎，与其说他想解构某种人，不如说他在抚摸，抚摸笔下那些伤痕累累的人物的精神、心灵与肉体的伤痕。张楚的小说很少做道德评价，他呈现的是人的生命感受，因而无论哪一种人生都会带给我们巨大的触动。

中篇小说《命案高悬》（获《小说月报》第十二届百花奖）

中篇小说《逆水而行》（获《小说月报》第十三届百花奖）

中篇小说《像水一样柔软》（获《小说月报》第十四届百花奖）

中篇小说《从正午开始的黄昏》（获《小说月报》第十五届百花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长篇小说《红月亮》（获第二届鲁彦周文学奖）

中篇小说《羞耻之乡》（登中国小说学会“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长篇小说《一座塔》（登2012河北小说排行榜）

短篇小说《将军的部队》（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短篇小说《爷爷的“债务”》（获2011年度人民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短篇小说《良宵》（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河北四侠”的崛起堪称河北文学界的一个重要事件，“河北四侠”不仅展示新一代河北作家巨大的艺术潜力，呈现了河北文学的未来，而且重塑了河北文学的形象，赋予了河北文学传统新的生机与活力。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传统，以梁斌、徐光耀、李英儒等为代表的革命历史小说传统，以及以关仁山、何申、谈歌“三驾马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传统，构成了河北现代文学的基本线索。其中，铁凝温暖、诗性而又充满人性深度的创作既源于“荷花淀派”的传统，又实现了自我超越，堪称河北文学的一个“新传统”。铁凝之后，新一代作家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创河北文学的未来、呈现河北文学新的可能性，曾一度引发了河北文学界的广泛焦虑。“河北四侠”的出现，可以说正是对这种焦虑的释放。

“河北四侠”的文学观念、写作姿态、艺术风格都具有转折意义。他们是“后发”的现代主义者和“晚生”的先锋派，“后发”和“晚生”的优势显而易见。他们不是现代主义和先锋派的赶潮者，他们是看清和克服了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局限后的一种主动追求，他们赋予了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以个人化的内涵，他们是以现实主义作底色的现代主义，是充分展示了写实功底的先锋派。更重要的是，他们改变了人们阅读河北文学的惯性，纠正了在“现实”与“文学”关系的认识上以对“现实”意义的认定取代对“文学性”本身的要求的偏颇，确立了“文学”大于“现实”的理念。可以说，“河北四侠”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人们谈论河北文学的眼光从“现实”拉回到了“文学”本身。另一方面，从技术革命、风格革命的角度来说，“河北四侠”展示了文学感觉、技术和想象力方面的巨大优势，可以说，“河北四侠”再次展示了河北作家超强的文学感觉力、文学想象力以及叙事与语言能力。对河北文学来说，“河北四侠”身上体现的是文学观念的进步，更是文学能力的进步。他们是一棵棵个性特征鲜明的文学之树，他们更注重怎么写，更重视叙述方式和小说技巧，更注重日常化叙事背后的灵魂挖掘，更自觉追求现代主义小说技法与现实主义的结合，更成功地完成了从宏大叙事向个体叙事、集体叙事向个人叙事、本质性叙事向风格化叙事的转变，更文学化地呈现了全新的世界、全新的人物谱系。

但是，“河北四侠”又不是凭空而来，他们从传统中孕育而生，身上仍然流淌着传统的血液，传统的基因、传统的价值观仍然是他们文学世界的支撑。他们把河北文学传统中对现实的承诺，对事业、理想、精神的承诺，对人性和人情的承诺，对自然、诗意和美的承诺，完全继承了下来，并以个人化的方式进行着诠释。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既是河北文学传统的革命者，又是河北文学传统的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