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为
日本侵略者占领地区的
文学。从1937年 7月29日
北平失守，1938年10月21日
广州被占，1941年
上海完全沦陷时（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但英美、法等国控制下的上海租界地区尚未沦入日军之手，上海成为“孤岛”的文学情况见上海“孤岛”文学），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
万象》，团结了一大批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发表了大量揭露旧社会黑暗腐朽生活的具有爱国主义理想的作品，如师陀的《无望村的馆主》，
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等，苏青的《结婚十年》等。在
北平沦陷区，最突出的是
周作人的闲适小品，他的《药堂语录》等
散文集典型地表现了一个民族变节者进退失据的矛盾心灵。
它一般说来是和汉奸文人反共卖国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沦陷区文学的主要活动中心一是在
北平,一是在
上海、
南京。早在1939年下半年,
上海《中华日报》的《文艺周刊》、《华风》等副刊配合汪精卫卖国求辱的“和平运动”,鼓吹“和平文学”,攻击抗战文艺是“浮嚣浅薄”、“八股式的宣传文字”，并声称要扫除这一“文艺园地的污秽”。“和平文学”成为沦陷区汉奸文学运动的先声。稍后，沉寂了两年之久的
北平文坛，出现了综合性文艺月刊《中国文艺》。在
日本侵略者的直接扶植下，该杂志赞颂和美化侵略者刺刀维持下的“安乐”生活，鼓吹在这种“新秩序”中去建设“新的文化”。这一杂志的创刊，标志着沦陷区汉奸文学运动的正式开端。
周作人“破了两年来不说话的戒”，积极地为汉奸文学杂志撰稿，成为汉奸文学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的参与下，
华北先后成立了“华北文艺协会”（1941）、“
华北作家协会”(1942)。“华北作家协会”的宗旨之一就是要以文艺来配合“大东亚共荣圈”的进展，即迎合
日本侵略者霸占亚洲的野心。该协会一成立,就派遣作家到
华北农村,然后在报刊上宣传报道侵略者在这些地区的“治安强化功绩”。它还发起和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大征文”、“文艺奖”，以“发扬大东亚宣言”为条件，招徕汉奸文人，并加强与伪满洲国和
日本文学界的交流。相比之下，华东地区特别是
上海的汉奸文学运动则缺少组织，且大多以相对隐晦的方式进行活动。在“彰事实、明是非、求真理”（《古今》月刊发刊辞）的幌子下，为汪伪政府的“反共和平建国”造舆论。当时，比较主要的敌伪报刊杂志还有：
北平的《
华北新报》、《新进月刊》、《
艺文杂志》,
上海的《新申报》、《风雨谈》,
南京的《民国日报》、《作家》，苏州的《诗领土》等。在汉奸文人的把持下，沦陷区文学运动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状态。虽然，
华北、华东的汉奸文人也曾共同发起和组织了在
南京召开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但统一华北和华东汉奸文人的组织──“全国文学协会”却几经筹划，始终拼凑不成。汉奸文人队伍内部矛盾重重。1944年，
周作人因
日本作家片冈铁兵指责他为“反动老作家”而和片冈铁兵及汉奸文人沈启无发生的纠纷，只是这一矛盾表现的突出一例。
在小说创作方面，
华北出现了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的作品主要收入“新进作家丛书”（共10种，
北平新民印书馆出版）和“华北文艺丛书”（共 8种，华北作家协会出版）。其中虽有思想倾向反动的作家作品，如梅娘(短篇小说集《鱼》、《蟹》等)、袁犀（长篇《贝壳》等）对男女知识青年矛盾苦闷心理的刻画，在艺术上有一定特色；萧艾(短篇小说集《萍絮集》等)描绘的
北平市民阶层的生活及关承吉（短篇小说集《风僶船》等）笔下的
乡土文学，
上海作家
张爱玲《
金锁记》、《
倾城之恋》及苏青《结婚十年》等小说，以对个人方向的苦闷而名噪一时（谭正璧语）。抗战前就驰名文坛的作家师陀、罗洪等在为数不多的小说创作中，仍保持着一贯的、严峻的现实主义创作特点。
相对活跃的是
散文创作。比较有影响的
散文刊物除前述的《艺文杂志》（
北平）、《古今》(
上海)外，还有《天地》(上海)等。题材范围较多涉及文献掌故、读书札记、回忆录及游记等。
周作人广征博引、粉饰太平的读书札记开了名士小品的先河，追随、模仿者像文载道等一时兴起。周佛海、陈公博等以个人回忆为自己涂脂抹粉;樊仲云的读史随笔借历史来为汉奸行径辩护,都是明显的汉奸文学之作。
为反抗
日本侵略者的统治，进步文艺界人士在沦陷区的极其危险、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为此，
许广平被捕入狱，
陆蠡光荣牺牲。
恽逸群、关露等还打入
日本占领者内部，从事地下工作。
上海《万象》、《春秋》、《文艺春秋》等杂志，冒着风险，登载或转载了
郭沫若、
茅盾、
巴金、
何其芳等在大后方的作家作品。如在抗战胜利前夕《春秋》上
巴金的
散文《灯》和《
长夜》，充满着“灯光是不会灭的”、“漫漫的长夜逼近它的尽头了”的坚定胜利信念。类似作品却似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给沦陷区文学带来了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