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中的战斗之一。1841 年（道光二十一年）1月 7日英军乘清钦差大臣琦善裁撤海防和对外妥协的时机，向穿鼻洋的沙角、大角炮台进攻。守将陈连陞率军坚决抵抗，毙敌二百余，因援兵不至，英勇战死，炮台陷落。

道光二十年八月下旬，道光帝任命琦善(约1790―1854)为钦差大臣，赴广州与英国侵略军继续谈判。九月初八(10月3日)道光帝又革林则徐、邓廷桢职，任琦善署两广总督兼海关监督。十一月初六琦善到达广州，他这时还是主战派，增兵虎门，加强防务。英国全权代表查理·义律再次提出割让香港、赔款等各项要求被琦善拒绝后，决定动武，于十二月十五日(1月7日)上午8时突然袭击虎门第一重门户――沙角、大角炮台，以迫使琦善接受其所提条件。

英军派出水陆兵1461人，大小战船20余艘，由印度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37团陆军少校伯拉特任总指挥。海面战船分左右两支队，右支队任主攻，攻打沙角炮台，左支队攻打大角炮台。同时，由于兵力优势，英军同时向沙角、大角两岸阵地发起进攻，以14大兵船和4艘武装轮船共计462门炮向岸上炮台作正面进攻，舢板小船和轮船运载登陆部队绕至后山强行登陆。进攻沙角的英军和收买的汉奸从穿鼻登陆，以汉奸夹在其中引路，用竹梯爬上后山，向驻沙角清军阵地进攻。

当时清军三线布防，第一线警戒阵地原来驻守沙角炮台的清军共600人，后来由于琦善感到此处孤悬海外，所以派巡抚标兵200人和陆路提督标兵200人，共计400人增援，使得此处部队开战前达到1000人，火炮29门，其中12门在沙角，19门在大角。由陆军三江口协副将陈连升指挥。陈连升(1775―1841)，土家族，湖北鹤峰人，寄居恩施。行伍出身。道光十八年任广东增城营参将；十九年因抗击英舰有功升任此职。此时，他年逾花甲，仍老当益壮，斗志昂扬，亲自坐镇炮台后卫。

按英方说法，英军在无人处登陆，然后翻越4公里的山路，登上清军后方的山脊，架设火炮，几乎是以单方面屠杀射击拿下炮台，中方仅有的少数火炮因为射角问题根本无法还击。按中方说法，陈连升凭着自己丰富的战斗经验，使用扛炮及事先埋藏的地雷，使用掺杂炭屑的劣质炮弹与数倍于己的英兵作殊死战斗；并用弓箭堵击来犯之敌，英军在箭雨下被击退数次。战斗从早晨8时直至下午4时前后，守军一直顽强抵抗，但终因敌众我寡，火药已竭，无力退敌。陈连升及其所属兵勇终因兵力单薄，战术呆板，炮台侧后暴露，经不起英军正面炮击和侧后登陆包围而陷入被动。陈连升胸部中弹牺牲。其子武举陈举鹏英勇不屈，见父死，更奋勇力战，誓不投降，被英军戮数刀而死。守备张清龄也英勇奋战，直至身死。沙角炮台陷落。

英军进攻沙角炮台的同时，从海上以104门炮击大角炮台，摧毁胸墙、炮洞、山后围墙多处，火药局被烧，并延及兵房。同时，英军纠集汉奸多人从大角后山南北两侧登陆包抄炮台。守军没有交战，被迫将大炮推入海内，突围撤退。大角炮台陷落。

当时驻守二线靖远炮台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威远炮台的总兵李廷钰共有8500兵勇180门炮，但各率兵数百防守，无法前往支援。关天培深感前线兵力单薄，按兵不动，坐视海防被突破。

英军突破两角炮台后，又迫不及待的扑向第二线守备的三门口的水师，后者释放的火船在宽阔的江面上不起作用，最终英军将该地的11艘战船完全击毁，并从上面缴获82门炮。

这次作战，英军的损失不是魏源在《道光洋船征记》中道听途说的300人，也不是琦善安慰道光说的打死夷人、汉奸十数名。实际上英军一个没死，只有38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搜查过程中误中一个弹药库引起爆炸造成的，英军事后大肆抱怨清军火药库修的不符合安全原则。清军阵亡军官8人（包括陈连升父子），士兵279人，受伤军官35人，士兵428名，另军官1人，士兵4名战后不治而亡，总计损失744人，以一支1000人的军队来说，这个伤亡是惊人的，和定海战役（三个总兵阵亡，士兵大部逃跑）做对比，更是令人震惊，这说明这次抵抗至少是非常顽强的，英军也承认：“中国军队在这里比后来在这条江中的任何战役中要坚持的久些。

沙角、大角炮台虽然失陷，但守军抵抗十分顽强。陈连升父子为保卫祖国而英勇牺牲的事迹为后人所传诵。时人张维屏(1780―1859，字子树、南山)，作《三将军》颂之:“英夷犯粤寇氛恶，将军奉檄守沙角。奋前击贼贼稍却，公奋无如兵力弱。凶徒蜂拥向公扑，短兵相接乱刀落。乱刀斫公肢体分，公体虽分神则完。公子救父死阵前，父子两世忠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