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州都督府图经》（简称《图经》）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中国现存最早的唐代图经之一，对于中古时代的历史、社会、地理、中西交通、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和方志学的研究均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图经》原件现存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首尾俱残，存510行。

《图经》被发现后，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有关《图经》的写作年代问题，罗振玉最早进行考证：“此书之作，殆在开元间。虽卷中多颂扬武后语及遇大周处多跳行、空格，而无伪周之新字，且有开元之纪年。又避唐讳，如虎作武，隆作陪，基作其，四民作四人之类，均为作于唐而非周之确证。记事至开元而止，而不及天宝以后，又为非作于肃代之后之明征也。”郑炳林亦引用此证。王重民认为“实作于武后之世”。日本池田温对写卷进行了系统整理研究，认为图经是根据上元三年（676）以后数十年间成形的《沙州图经》编纂，武周证圣元年（695）大幅增补而成，开元初又有部分添插，永泰二年（766）沙州升都督府后改称为《沙州都督府图经》。李正宇亦同意此观点。周绍良以为此卷成书于武周时代[7][P27-33]。王仲荦认为“《图经》纂成，当在开元四年之后”[8][P141]。此外，伯希和[9][P519-620]饶宗颐[10]、严耕望[11]亦有相关的研究。

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图经》当中的断代信息重新详加拣选和分析，试就《图经》的详细编纂、添修时间做出较为细致的整理。

池田温将S. 2593《沙州图经卷第一》、P. 2005《图经》与P. 5034《沙州图经卷第五》（《沙州地志》）放在一起进行了研究，并参考S. 367《沙州伊州地志》，S.788《沙州图经》、向达所录《寿昌县地镜》，P. 2691《沙州城土镜》和S. 5448《敦煌录》等，据《沙州地志》中出现播仙镇、石城镇及本件《图经》中出现的石城镇名称对《图经》上限做出推论，因二镇于上元二、三年（675，676）罢安西都护府后相继划属沙州，推断《图经》上限在上元三年。

P. 5034《沙州图经卷第五》，李正宇认为体例与S. 2593《沙州图经卷第一》和P. 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之纲目式志书同，且卷中内容不涉开元、天宝年代及其以后之事，又出现武周新字‘□’（初），而又不避‘基’字，可能为武周时旧本。因而支持池田温对其作《沙州图经卷第五》的定名，以之为《沙州图经》的一部分[6][P134-135]。而笔者认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文献真迹释录》将之定名为《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12][P27]应该是较为妥帖的。另外，也有学者认为P. 5034与S.2005和P. 2695是否同为一个底本，尚无法确定[13][P131]。

S. 2593《沙州图经卷第一》第3行：“沙州下。属凉州都督府管。”《旧唐书·地理志》：“武德二年（619），平李轨，置凉州总管府，管凉、甘、瓜、肃四州……七年（624），改为都督府，督凉、肃、甘、沙、瓜、伊、芳、文八州……咸亨元年（670），为大都督府，督凉、甘、肃、伊、瓜、沙、雄七州。上元二年（675），为中都督府。”[14][P1640]同书；“沙州下。隋炖煌郡。武德二年置瓜州，五年，改为西沙州。贞观七年，去西字。”[14][P1644] 郑炳林据之认为该卷所称凉州都督府当在武德七年至咸亨元年之间，而 写卷则应著于唐贞观年间[3][P3]。而沙州升都督府的时间，据《唐会要》卷70《州县分望道》，陇右道“沙州永徽二年（651）五月升”[15][P1238]。如果《沙州图经卷第一》的下限可以断定在沙州升都督府的永徽二年之前，且池田温所说《图经》是据《沙州图经卷第一》增补而成的观点亦不误的话，那么，《图经》的上限大概在永徽二年以后似更合理。因唐代初期，政治制度稳定，律令格式规范，故图经的修纂亦当有条不紊。随着沙州行政级别的上升，图经的名称只是在续修过程中适时地变更。

沙州升都督府的时间，池田温指出《唐会要》的永徽二年为永泰二年（766）之误，且敦煌文书中出现“沙州都督府印”最早者见于《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大历四年（769）手实》，认为《图经》是永泰二年五月后更名《沙州都督府图经》[5][P34-35][16] [P351-353]。然而，从地区都督府更置的情况来看，我们以为史籍中关于沙州于永徽二年升都督府的记载与史实并不相悖。凉州总管府管区起初包括凉、甘、肃、瓜、郑、兰、河、廓、会等九州[17]。武德五年（622）析出瓜、西沙、肃等三州，别建瓜州总管府，武德七年（624）凉州总管府改称凉州都督府，同年，瓜州总管府亦改为都督府，武德八年（625）撤销瓜府，另置肃州都督府，仍管三州，贞观元年（627），罢肃府，贞元中复立瓜州都督府[14][P1642]。在此之后的一个世纪中，只有沙州永徽二年（651）升都督府的记载，直到开元十五年（727），史书中才再次出现了瓜州都督府的信息。是年吐蕃大举侵扰河西地区，“（萧）嵩又奏以建康军使河北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帅余众筑故城，板干裁立……朝廷喜其功，以瓜州为都督府，以守珪为都督。”[19][P678]国此，艾冲提出从高宗永徽二年五月沙州升都督府，直到开元十五年（727）都督府徙置瓜州后，沙州都督府才降为沙州[18][P52]。开元十五年再置瓜州都督府，是否如艾冲所说同时降沙州都督府为沙州，在史料中尚找不到根据。但须指出的是，凉州陷落后，河西节度使正是在永泰二年（766）徙镇沙州，以敦煌为大本营，展开长达16年之久的抗击吐蕃的历史[20][PP2332-164][21][P119-130]。因此很难说沙州会在永泰二年升都督府。

从以上分析大致可将《图经》的修纂时间框定在永徽二年（651）到开元初。

从《图经》中出现的避讳信息，亦可对《图经》的下限时间略做考查。统计前辈们查出和我们重新检括出的避讳有武避虎讳1次、其避基讳6次、隆字缺笔1次、人避民讳6次、代避世讳3次。

晋孙毓《七庙讳字议》据礼提出：“天子诸侯皆讳群祖，亲尽庙迁，乃舍故而讳新。”[22][P604] 隋文帝即位后，参酌南北朝旧制，自高祖以下置四亲庙，唐初也沿此制，至唐太宗建七庙，玄宗时增至九室[23][P339-340][24][P664]。文书中的避讳从虎到隆基，不包括武则天在内恰好九代，与玄宗时所定礼制相符。与《图经》记事时间范围相当，故文书中的避讳当为当代人写作之避，即使是用来誊抄存档，或后人抄写实习，其抄写时间亦不应迟于开元天宝年间。

《图经》中除了有“今年”、出现最晚的“开元”年号等明确的纪年标志外，书写格式及年号名称、军事机构名称、驿路设置、人名具衔以及军事事件和文化史迹等也提供了断代的信息。

《图经》中出现的最晚纪年为“其年（开元四年）九月”。这说明，《图经》最晚在开元四年（716）至六年（718）间中补修过。

第180行：“又奉今年二月廿七日敕，第五道中总置十驿，拟供客使等食，付王孝杰并瓜州、沙州审更检问。”按《资治通鉴》卷205：武后天册万岁元年（695）“秋七月辛酉，吐蕃寇临洮，以王孝杰为肃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之”，次年“三月壬寅，王孝杰、娄师德与吐蕃将论钦陵赞婆战于素罗汗山，唐兵大败，孝杰坐免为庶人”。严耕望将“今年二月廿七日敕”指为万岁通天元年（696），但查检年表，孝杰免官于三月壬寅，五日后方改元万岁通天元年，故实“今年”为万岁登封元年[6] [P72-73]。《图经》原本的一次确切的修纂时间当在万岁通天元年三月到十二月之间。

有了武周万岁登封元年（696）这个确定的坐标点，可知当时《图经》确曾例行修纂。《大唐六典》卷5《兵部》“职方郎中”条：“凡地图委州府，三年一造，与版籍皆上省，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委鸿护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副上省。”《唐会要》卷5“职方员外郎”：“建中元年（780）十一月廿九日请，州图每三年一送职方。今改至五年一造送。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后复故。”此外，《新唐书·百官志》、《五代会要·职方》、《续资治通鉴长编》、《乾道四明图经·序》中亦有类似记载。本卷修纂下限在开元初，应遵“三年一造”的律令。以万岁登封元年为一个确切的续修年份，再上下推出《图经》修编的其它年份，应该说比较合理。

卷中大周处多跳行、空格，且对发生在李唐的事件多在年号前冠一“唐”字，而武后至天授始改唐为周后所发生的事件前冠“周”字。如白龙条之“唐武德”、瑞石条之“唐乾封”、鱼泉驿条和白雀条之“唐咸亨”、双泉驿条之“唐仪凤”、木连理条之 “唐调露”、悬泉驿和无穷驿条之“唐永淳”、黄龙条之“唐弘道”、甘露条之“唐垂拱”、歌谣条之“唐载初”、五色鸟、日扬光、蒲昌海五色、白狼诸条中之“周天授”等。国号之使用颇为严格，毫不混乱，将唐与周区别得十分清楚，反映出这部分内容写于武周的语感和情感特征。可见，武周时，《图经》确曾不断地按例修纂。

驿路设置中，矟竿道与第五道交替使用的时间，是推断图经修纂时间的又一参考坐标。双泉驿条：“唐仪凤三年（676）十月，奉敕移矟竿道，就第五道莫贺延碛置，沙州百姓越界捉奉。如意元年（692）四月三日敕，移就矟竿道行。至证圣元年（695）正月十四日敕为沙州遭贼，改第五道来往。”按照图经的修纂规则，本条内容至少有过两次增补。一次是如意元年奉敕改道后曾补修过，另一次是证圣元年奉敕改道后补修过。一十九所驿清泉驿中有“刺史李无亏以旧路石碛山险，迂曲近贼，奏请近北安置。奉天授二年五月十八日敕移就北。”而甘草驿条则为：“前刺史李无亏为中间路远，瘘有沙卤，奏请奉敕置。”两相对照，《图经》在李无亏就任沙州刺史和卸任后均有过修纂。东泉驿条亦标明李无亏奉天授二年敕移就北，这样，东泉驿和其后“奉前敕移废”的其头驿、悬泉驿、鱼泉驿等均与清泉驿条同时补入《图经》当中。

张芝墨池条下有“昭武校尉前行西州岸头府果毅都尉上柱国张怀立”、“昭武校尉前西州岸头府左果毅都尉摄本府折冲充墨离军子将张履古”，关于西州岸头府，两《唐书·地理志》失载，罗振玉据《唐·唐神护砖志》辑入《唐折冲府考补》，云“志称西州交河县民岸头府旅帅”。唐长孺指出：“岸头府最早见于阿斯塔那二二一号墓所出《唐永徽三年（652）贤德夫马陪征碟》。”“建置自当在贞观时。”[25] [P29—103]考之有关岸头府年代最晚的一件文书则为开元十九年（731）正月西州高昌县抄目，钤有“右领军卫岸头府印”（大谷3477十3472十3475）。由此可见，张怀立、张履古均曾担任过西州岸头府官员，而此为开元年间条目中所列张氏家族族人均为健在者，正与岸头府建置的时间相符，此为《图经》纂修年代又一明证。

张芝墨池条：“游击将军守玉钤卫西州蒲昌府折冲都尉摄本卫中郎将充于阗镇守使敦煌郡开国公张怀福。”《大唐六典》卷24：“汉建安十四年魏武为丞相，相府始置中领军……隋左右领（军）府，各掌左右十二军籍帐羽卫军事……炀帝大业三年改（为）左右屯卫，皇朝因隋屯卫名置‘大将军将军’，后改为‘威卫’，又采前代领军名别置领军卫，置大将军将军员，龙朔二年（662）改为左右戎卫，咸亨元年（670）年复旧，光宅元年（684）改为左右玉钤卫，神龙元年（705）复故。[26][P444]使用玉钤卫职衔是在武则天光宅元年至唐中宗神龙元年（684-705）间。写卷中张怀福结衔右玉钤卫未加“前”字，故本条写作应在神龙元年之前。但在本条中所具开元年时间不符，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存在着矛盾，实际上这正是本卷《图经》在不同年代不断补修所留下的印迹，为本卷的鲜明特色之一。

“廿祥瑞”之“野谷”条：“右唐圣神皇帝垂拱四年。”《旧唐书·武则天皇后纪》：载初元年（689）“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同月十二日乙酉“加尊号曰圣神皇帝”。李正宇先生考证，“本条记垂拱四年（688）事，书‘圣神皇帝’则非，其时尚未加此号。因本书撰于载初之后，乃以已有之尊号称武后，而叙以人事也。”[6][P113]

“歌谣”条：“秃发狂著，侵我西土。”周绍良认为此事指《资治通鉴》卷204所载垂拱四年（688）条：“太后欲发梁、凤、巴蜑，自雅州开山通道，出击生羌，因袭吐蕃……永昌元年……五月丙辰，命文昌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击吐蕃……秋七月……韦待价军至寅识迦河，与吐蕃战，大败……乃引军还。”因而认为这部分作于垂拱四年（688）秋七月之前[7][P32]。但歌谣中紧接这句还有“皇赫斯怒，爰整其旅。荒檄之外，各安其所”，故“侵我西土”应指高宗咸亨元年（670）吐蕃侵占安西等镇事。事见《资治通鉴》卷201高宗咸亨元年“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旧唐书·吐蕃传》崔融议曰：“高宗时，有司无状，弃四镇不能有，而吐蕃逍张，入焉耆之西，长鼓右驱，逾高昌，历车师，抄常乐，绝莫贺延碛以临敦煌。”“各安其所”恰与此后长寿元年（692）大破吐蕃，收复安西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事之颂。事载《旧唐书·吐蕃传》：“长寿元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之众，克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四镇，乃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发兵镇之。”《资治通鉴》卷205有同样的记载，两事相合，正应了歌谣中的称颂。收复安西四镇，置安西都护府的时间为长寿元年（692），歌谣中重建明堂事在万岁登封元年（696）[6][P29-33][7]。因此，“歌谣”的写作不会早于此。而歌谣题款为“唐载初元年（689）四月，风俗使于百姓间采得前件歌谣具状上讫”，这在时间上又是不相合的，显然，这亦应是本卷不同年代不断补修所致。

张芝墨池条：“令修葺墨池，中立庙及张芝容。”P. 3721《瓜沙大事系年》有与本《图经》相似的详细记录，可互为参证。王重民认为：“张芝墨池一条，虽有开元四年纪事，然全卷纪事，无逾证圣以后者，且墨池条与全书体例不合，（按原文明云其池已磨灭，故老相传，池在前件所去，而标题下乃称在县东北一里云云，此行显系后人窜人，不然应叙人正文，方与全书体例一致。）自开元二年九月以下，当系后人增入，应据全书以疑此条，不应据此条以定作书年代。又记查墨池为刺史杜楚臣、县令赵智本所主使，而张氏又为敦煌右族，则事举之后，窜入图经，至为易易。”[27] [P116-117]关于这一点，我们通过前文对《图经》修纂下限时间的分析后认为，本条目应当是《图经》正式修纂时添加的。《图经》的修纂有可能因为战争或其它因素、出现暂停的现象，但在政府机构能够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停滞多年的机制仍会接续下去。

除“张芝墨池条”所记之事为开元初外，最晚纪年就是“一十九所驿”中的万岁登封元年，从万岁登封元年到开元二年（714）的18年间，没有相关事件的记录。此期间，东、西突厥的默啜汗国发展壮大并威胁着西北地区。《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云：“默啜负胜轻中国，有骄志，大抵兵与颉利略等，地纵广万里，诸蕃悉往听命。复立咄悉匐为左察，骨咄禄子默矩为右察，皆统兵二万。子匐但为小可汗，位两察上。典处木昆等十姓兵四万，号拓西可汗。”唐廷面对此严重危机的局势，忙于加强西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和完备西北军事格二局[28][P40]。另一方面，武则天被迫让位后，唐朝的政局陷于动荡局面，中宗懦弱，宫闱杀伐，到先天元年（712）睿宗让位给李隆基，动荡的局面才稳定下来。大概《图经》在这一时期的失修与此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