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1934年—），尼日利亚剧作家、诗人、小说家、评论家。他一生写了30多部作品，绝大多数讽刺非洲的社会文化风气和社会弊端。1934年出生于尼日利亚西部阿贝奥库塔约鲁巴族一个学校督学的家庭。他先在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接受教育。1954年，他二十岁时，进英国利兹大学，专攻英语。198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非洲作家。

沃莱·索因卡（Akinwande Oluwole Wole Soyinka，1934年7月13日－）于1934年7月13日生于尼日利亚。他属于雅鲁巴部落，部落丰富的传说后来成为他文学取之 不尽的泉源。在20世纪50年代末，他首次创作一些短剧、诗歌、歌曲就在这里上演或发表。1954年，他20岁时，进英国利兹大学，专攻英语，并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学位。

1958年被接纳进皇家官瑟剧院担任剧本编审、导演和演员。1960年，沃莱·索因卡作为一位戏剧研究人员回到尼日利亚。他遍游全境采风，着重考察和研究民间文艺，有意识地把西万戏剧艺术同非洲专统音乐、舞蹈、戏剧结合起来，创造出且有非洲特性的新型话剧。他还研究尼日利亚民间文艺，把西方戏剧艺术和非洲传统的音乐、舞蹈和戏剧结合起来，开创了用英语演出的西非现代戏剧，并很快就以一个具有非凡才华的剧作家、演员和导演脱颖而出。索因卡的戏剧创作从早期到成熟期大概经历了20多年。早期创作主要在1960年以前这段时间，作品有《雄狮与宝石》《沼泽地的居民》 《裘罗教士的考验》等。

在1961年，他帮助创办了尼日利亚作家和艺术家团体姆巴里俱乐部，对尼日利亚文学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索因卡一直在尼日利亚政坛较为活跃，1967年，在尼日利亚内战期间，因被指责为破坏交战双方的和平，他被雅库布·戈文（Yakubu Gowon）领导的联邦政府逮捕入狱，单独囚禁。在狱中，他创作了许多诗歌，后来全部收录在《狱中诗抄》（Poems from Prison）中出版。后因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施压，在被关押22个月后得以释放。他在狱中的经历最后写进了《此人已死：狱中笔记》（The Man Died： Prison Notes）。索因卡1960年至1970年，作品有 《孔其的收获》《森林之舞》 《疯子和专家》 《路》 《强种》等。

获释后，他就去欧洲和加纳，流亡了六年。1976年，他回到了尼日利亚，在伊费大学执教。作为剑桥大学和谢菲尔德大学的英语客座教授，他还定期前往欧洲。同时，他还是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1970年以后，突出的创作形式是宣传鼓动性的时事讽刺剧、揭露剧，代表作品是 《死亡与国王的马夫》。

总的说来，沃莱·索因卡的创作是联系非洲和尼日利亚的现实的。他自己说，他的“永久信仰是人的自由”，他也本着这个一贯的主张而从事创作活动的。正由于此，1986年因为“他以广博的文化视野创作了富有诗意的人生的戏剧”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非洲作家。

此外，索因卡也一贯以大胆直言著称，他经常批评尼日利亚的行政部门，也反对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暴政，包括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政权等。他的许多著作都有明显的反对独裁反对专政的论调，这些激进言论经常使他身处险境，但同样也令他的名声大增。尼日利亚独裁者萨尼·阿巴察（Sani Abacha）的统治期间（1993年-1998年），索因卡因被迫离开尼日利亚，流落异乡，自 1994 年以来，索因卡主要居住在美国，他曾在多所美国大学任教，包括埃默里大学、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和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移居美国后，他又写了一部戏剧《King Baabu》、诗集《Samarkand and Other Markets I Have Known》，以及回忆录《You Must Set Forth at Dawn》。1999年他接受了原伊费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奥巴费米亚沃洛沃大学（Obafemi Awolowo）名誉教授的头衔，但开出的条件是，这个大学必须禁止招收政府高级官员中的军官。

2014年7月15日，尼日利亚连日来举行各种庆祝活动，祝贺尼日利亚剧作家和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莱·索因卡80华诞。

2020年10月，宣布即将出版《地球上最快乐的人的编年史》（《Chronicles of the Happiest People on Earth》）。这是时隔将近50年来索因卡创作的第一本小说，本书将在今年年底前出版，并确认已经计划在2021年初于国际上出版此书。

在索因卡的剧作中，黑非洲文化传统中的非理性因素首先表现为根深蒂固的神话秩序、祭祀仪式。索因卡出生在约鲁巴族世代居住的阿贝奥库塔。村子旁流淌着一条以集约鲁巴族的炼铁、工艺、战争、创造和毁灭于一身的奥贡神之名命名的河流。在他的祖辈当中，也有从事巫医、祭司等职业的亲属，他们笃信鬼神、巫术和各种迥异于基督教的宗教仪式。在尼日利亚各种原始质朴的仪式几乎充满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死者的第一、第二次葬礼有特殊的仪式；新生儿的命名要有一个仪式：男性生殖割礼、生日、房屋奠基、甚至新买一部汽车者要举行一个仪式。这些古老的仪式本身就是一笔丰富的文化资源，蕴藏着巨大的创造潜力。由此，西非民族丰富的神话，复杂的信仰，繁琐的仪式在他全部的剧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运用西方文学的叙述框架，把约鲁巴神话翻译为英语.通过这种文学传递法，使非洲的神话和习俗与西方现代戏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同时也建筑了一个与西方理性思辨、工业文明迥然相异的神秘、虚幻、古老、陌生的东方神话世界。以此对抗占霸权地位的西方现代文明，消解欧美文化中心主义。

索因卡的戏剧深深植根于非洲世界和非洲文化之中，他也是一个阅读范围广泛、无疑是博学的作家和剧作家。他通晓西方文学，从希腊悲剧到贝克特和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戏剧家、诗人。在戏剧的范围以外，他还精通欧洲文学。例如，像詹姆斯·乔伊斯这样的作家就在他的小说中留下了痕迹。索因卡是一位写作时非常谨慎的作家，特别是在他的小说和诗歌中他能写得像先锋派一样深奥微妙。在战争期间，在他蹲监狱和其后的时间里，他的写作呈现了一种更为悲剧的性质。精神的、道德的和社会的冲突显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险恶。那对善与恶的记录，对破坏力和建设力的记录，也越来越含糊不清，他的戏剧变得含义模棱两可，他的戏剧以讽喻或讽刺的形式，采用了道德、社会、政治等方面的问题来进行神话式的戏剧创作。对话尖锐深刻，人物变得更富有性格，经常夸大到滑稽的程度，而且需要有个结局——戏剧的气氛热烈起来了。其活力也绝非少于早期作品——正相反：那种讽刺、幽默、怪诞的和喜剧性的成分，以及神话般的寓言制作，都栩栩如生地活了起来。索因卡对非洲的神话素材和欧洲的文学训练的使用是非常独立的。他说，他把神话用作他的创作的“艺术母体”。因而这也就不是一个民间传统的再现的问题，不是一种异国情调的再现的问题，而是一个独立的、合作的工作。神话、传统和仪式结合成一体，成为他的创作的营养，而不是一种化装舞会上穿的服装。

借助古老的神秘的文化意象、神话情节进行创作是西方现代戏剧的特点之一“借助与理性和科学背道而驰的远古神话、仪式，试图在理性的非理性之根中、意识的无意识之源中重新发现救治现代痛疾的希望，是寻求弥补技术统治与理性异化所造成的人性残缺和萎缩的良方。”不仅如此，在尼日利亚文化传统中，戏剧也是再现宗教神话和祭祀仪式的主要方式。受上述两方面原因影响，索因卡在20世纪60年代初，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在尼日利亚各地考察和研究民间戏剧，寻求将民间古老的戏剧加以现代化的途径。因此索因卡的剧作中—大部分现代悲剧都深深植根于约鲁巴人的谚语和神话，极度抒情和华丽的约鲁巴语言以及隐晦神秘的伊发神喻，从某种意义上说，索因卡的戏剧世界就是一个神话与仪式的世界。如《森林之舞》从头至尾都是建构在一个欢庆仪式下的。当中有许多约鲁巴神话传说中的意象，剧中人物不仅有现在活着的人，还有森林之王、棕桐树精、黑暗神、宝石精、河神、幽灵等，俨然就是一个神话世界。在他的剧作中，约鲁巴神话传说及仪式并不是矫揉造作的生搬硬套，而是滋润其创作的营养，直接、同步、雄辩地展现现代人的生存状况。神话像诗一样，是一种真理，或者是一种相当于真理的东西，当然，这种真理并不与历史的真理或科学的真理相抗衡，而是对它们的补充。

索因卡塑造了一系列神话、仪式秩序的牺牲品。因为神话及仪式往往被用来说明氏族成员必须遵守特定的生活方式和道德伦理规范，因此，神话及仪式具有祖训、法典的作用，成为维护某种制度、习俗、道德的权威根据。《强种》是索因卡唯一的一部严肃的悲剧。该剧也是建立在约鲁巴的一个民俗传说及仪式的基础上的。据说在非洲有这样的风俗：在新年前夕的除旧迎新的宗教仪式上，要找一个外地人作为牺牲品或替罪羊。给他灌麻醉药，在他身上涂上色粉，在半夜之前拖他穿过全村，让人人往他身上倒垃圾，扔脏物，肆意欺凌和咒骂，最后把他驱逐出城，永远不许回来，或者把他折磨至死。这样做的用意是希望在除夕把过去一年全城的罪恶、污行都“栽”到他身上让他带走。这一仪式通常被称作“净化仪式”。正直、善良的外乡人埃芒为了保护另一个外乡的白痴孩子，就这样冤死了，他没有反抗的能力，因为他活着就必须遵守神话、仪式秩序；村民们与埃芒并无冤仇，但为了自身的利益，谁也不敢打破这一神话、仪式秩序，纵然是深爱埃芒的桑玛也只能看着心上人成为替罪羊。更具悲剧意义的是，埃芒的父亲也是这一神话、仪式秩序的牺牲品。每年除夕的时候，他就在头上顶着象征性的装着垃圾的小船，为村里人把全村的“污秽”送往河里让它流走，最后为此劳累至死。埃芒的悲剧命运是因为他是一个外乡人，这是由于客观条件造成的悲剧，而埃芒的父亲作为本乡人，却因他所从事的事业而成为英雄人物。他曾骄傲的对埃芒说，他们的家族是“强种”……这就是一个主观因素导致的悲剧了。主观也好，客观也好，父子两代人都没能挣脱神话、仪式秩序的约束。“追溯共同祖先，巩固图腾、祖先的地位，强化同部族意识，强化对共同体的认同作用”，这是非洲神话仪式的一项很突出的社会功能。神话仪式通常具有丰富的文化蕴涵。在民俗学中，仪式往往是人生一个重大的关头，人们在仪式之前和仪式之后体验的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实际上，埃芒和他的父亲具有“替罪羊”原型的象征意义。“替罪羊”原型出自《圣经》中《利未记》第16章第10节：每逢赎罪日，以色列人要选出两只公山羊，交给大祭司，用抓阉的办法定出一只献给上帝，一只献给荒野中的邪灵阿撒泻勒，这后一只便是替罪羊。由大祭司把两手按在羊头上，在上帝面前承认族人的种种罪孽和过错，以示把族人的罪过全部转移到这只羊身上。随后派人把羊带到荒野放掉，表示它带走了以色列人的一切罪过。后来，“替罪羊”转喻为“代别人受过的无辜者”。“替罪羊”的自我牺牲是为了让他人或人类换来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上述两部悲剧，索因卡揭露了非洲传统文化中愚昧、野蛮、不人道的神话仪式行为。然而，自相矛盾的是，索因卡在批判的同时又寄希望于负有民族牺牲精神的当代“马弃”或“强种”。因为在索因卡看来，他们才是带领非洲人民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文化大潮的救世主。只有依靠这种神话式的“自觉”，才能营造一个社会、自然和个体灵魂绝对统一、和谐的理想社会。

索因卡认为，优秀作家应该具有“一种形而上的、超越现实的关注，而不是形而下的纯粹的叙述，揭示的是一种不可立时可得的现实，颠覆习俗的观念把社会从陈旧的历史观念或其他偏见中解放出来”的社会历史观。随着殖民者的入侵，欧洲文化渗透到了非洲大陆，非洲的本土文化受到了猛烈冲击。在严峻的非欧文化碰撞之中，有的非洲人固步自封，拒绝接受外来文化，一味美化非洲的原始文化；有的非洲人则数典忘祖，拜倒在欧洲文化的脚下，认为欧洲的月亮比非洲圆，甘愿做殖民者的奴隶。索因卡是非洲的“普罗米修斯”。他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俯视非欧文化，勇敢地盗取“天火”来焚毁非洲传统文化落后腐朽的因素，寻找了非欧文化相融合的途径，为非洲传统文化开辟了一条创新超越、走向世界之路。为此，索因卡竭力主张立足于非洲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不断挖掘和继承非洲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借鉴欧洲现代文化和重新审视、选择、调配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创造出一种“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新文学。他将西方现代戏剧的艺术技巧同西非约鲁巴部族的文化传统有机融合；在戏剧时空的处理上既吸取非洲传统艺术、又大大突破了传统写实戏剧的限制，既借鉴西方戏剧的多种手法、又大胆创新，提出独特的戏剧时空观；探求一种既不同于西方悲剧传统、又全新阐释约鲁巴传统文化意识的悲剧精神，力求在两种异质文化的二重组合中实现双向超越。

譬如，索因卡指出，在现实的经验之外，尤其是在这个“技术补偿性”的西方世界之外，存在着一个宇宙统一体，依靠一种神话式的直觉和跳跃性情绪想像，人类可以达到这个统一体。他的“宇宙整体”是相对于非洲世界和非洲思想而言的，排除了“技术补偿性”的西方世界。在他的戏剧《死亡与国王的侍从》中的欧朗弟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他有两个自我：他是一个受西方教育的人，刚从欧洲归来，这个“自我”代表着“西方”；同时他又是一个鲁巴人，这是他的传统“自我”。欧朗弟代父自杀，象征着那个西方的分裂的“自我”必须死去，以使传统的、真正的“自我”保持存在，同时保证一个传统的、和谐统一的“完整自我”得以再生。欧朗弟式的悲剧精神和悲剧性的超越精神就是索因卡的人生追求最形象的表达。他试图借神话的隐喻和古老的仪式来传达善良人性和坚强意志对于尼日利亚民族发展的重要性。

在南非，索因卡的戏剧无疑影响了黑人剧作家把神话学（包括现已成为神话的抵抗白人统治的历史人物）融汇在行使他们自己的当代生活的人民的普遍模式里”，索因卡通过文学艺术证明，“非洲心灵中被殖民主义者的宗教和哲学掩盖的东西既不必在非洲不可逆转地要介入的现代世界中被抛弃，也不必最终返回部落主义，而是可以与现代意识结合的，一如现代意识吸纳各种思想体系及其化身。奥冈的创世神话应该放置在人类思想的世界体系中”

后殖民性

索因卡描述过他在非洲一个小乡村的儿童时代。他的父亲是一位教师，他的母亲是一个社会福利工作者——都是基督教徒。但是在上一代中有一些巫医和坚信幽灵、魔力和任何非基督教事物的仪式的其他人，我们遇见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树妖、幽灵、术士和非洲的原始传统都是活跃的现实。我们还面对着一个更复杂的神话世界，它植根于一种源远流长的口头流传的非洲文化。对儿童时期的这个叙述也就给索因卡的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背景——与丰富而又复杂的非洲传统的一种亲身经验的密切联系。

索因卡是一位用英语写作的非洲作家，在接受西方语言的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与哲学。这当中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最为深刻。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拉尔斯·吉伦斯在颁奖辞中就明确指出：“他熟悉西方文学，从希腊悲剧到贝克特和布莱希特，除戏剧外，他熟知杰出的欧洲文学。”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相类似，索因卡的作品中也有许多晦涩难懂的隐喻及荒诞的情节。如为庆祝尼日利亚独立而写的剧本《森林之舞》中死者、活人、幽灵、鬼神同台亮相；《疯子与专家》满纸疯人疯语，正义与邪恶界限模糊；《路》则被认为是索因卡最具代表性的荒诞剧，艺术构思怪异，剧情荒诞不经，影射象征曲折隐晦。

反理性，鄙视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传统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索因卡虽然吸收了一些反理性的特点，但用反理性来概括他是不恰当的。明显，索因卡的创作受到了荒诞派戏剧大师贝克特、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和尼采的超人哲学的影响。但事实上，反理性不能被用在索因卡的作品上。因为当欧美人类学家致力于发现和阐释非洲黑人文化的时候，浸淫于欧风美雨之中的非洲黑人和非裔黑人精英分子也在反思非洲黑人传统文化的价值，审视它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他们并不盲目排斥其他文化，但对黑人所具有的创造精神更加深信不疑。“黑人性”理论的倡导者桑戈尔曾把自己的种族和传统文化比喻为“黑肤色的女人”，对她给予了这样的礼赞：“赤裸的女人，黑肤色的女人！你那有如生命的肤色覆盖着全身……赤裸的女人、黑肤色的女人像熟透的饱满的果实，像醉人的黑色的美酒。”他表示自己虽然受到欧洲文化的熏陶.但仍然眷恋着非洲黑人传统文化：“我那向北方的风和掠夺者开放的脑海，忘不了我的祖先和我的祖先的祖先的足迹。”索因卡亦如此。故此，索因卡作为当代后殖民语境中个性鲜明的非洲黑人作家，他的作品中表现出的“非”理性不是对西方传统理性的反叛，而是对黑非洲传统非理性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川吉伦斯也承认，索因卡的根是深深植于非洲的土地和非洲的文化之中的。把索因卡剧作的特点之一归结为非理性，这是其作品的本土性的突出表现，也是其作品的后殖民性在内容方面的表现之一。

非理性

非理性是索因卡创作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的形成是他巧妙融合非欧文化中的非理性因素的结果。20世纪60 年代以后，索因卡的创作强化了非理性文化的氛围和基调。他将非洲原始文化当作美学的基质来应用，不仅客观地再现西方的非理性文化，而且自觉地运用非洲传统的非理性思维来构架情节、塑造形象。

索因卡很早就以剧作家闻名于世。他探索这种艺术形式是意想之中的，因为它与非洲的素材和非洲语言形式以及笑剧创作联系紧密。他的戏剧频繁而又驾轻就熟地使用许多属于舞台艺术而又真正植根于非洲文化的手法——舞蹈、典礼、假面戏、哑剧、节奏和音乐、慷慨激昂的演说、戏中戏，等等。与他的后期剧作相比，他的早期剧作轻松愉快、情趣盎然——恶作剧、冷嘲热讽的场景、伴有生动诙谐对话的日常生活的画面，等等，往往以一种又悲又喜的或怪诞的生活感觉作为基调。在这些早期戏剧中值得一提的是《森林舞蹈》— 一种非洲的《仲夏夜之梦》，有树精、鬼魂、幽灵、神或半神半人。它描写创造和牺牲，神或英雄奥根就是这些业绩的一位完成者。这位奥根有像普罗米修斯的外貌——一个意志坚强且又擅长艺术的半神半人，但又精于战术和战斗，是一个兼有创造和破坏的双重人物的形象。索因卡经常涉及这个人物形象。

音乐

另外，索因卡剧作的成功很大一部分也要归功于他娴熟的语言技巧及对舞蹈，挽歌等富有韵律的音乐语言的使用。索因卡巧妙的使音乐的语言和语言的音乐融为一体。通过运用音乐（舞蹈、歌曲等）使音乐的语言和语言的音乐相互置换，令读者置身于一个音乐与语言的双重世界中。古希腊悲剧的吟唱形式不仅是非洲美学价值观的重要基础，也是非洲戏剧内在的结构形式。因此剧本中经常以轮流吟唱的形式暗示情节，推动情节的发展。如同音乐中的反复一样，剧本中重复出现的短语或动作与人物的行动同步，增强人物的行为效果.剧中抒情，柔美的舞蹈，与乐队的鼓声及合唱队的歌声一块引导观众进入一个封闭的自给的空间。这是一个非洲人民所熟悉的音乐世界，因而也是一个充满非洲乡土气息的，现实色彩浓厚的世界。

索因卡对非洲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他的非洲书写，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改变世人对非洲的印象，非洲不再是《动物世界》，不再是干旱饥荒，也不是只有种族歧视和部落冲突，而是一片现实与梦境交叠、融汇色彩斑驳与黑暗沉郁的真实的大陆，“有人简单地把这部作品看作非洲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冲突，其实它有更丰富的内涵，有诗意、讽刺、惊奇、残酷、贪欲”，包裹在非欧文化冲突之下的是丰富而真实的人性。

另外，索因卡一贯关心政治。直到现在，已逾八十的他仍在为国际人权、难民食品救济与安全、平民教育、政权贪腐、恐怖暴力事件等问题奔走呐喊，勤力不懈。为国际政治做出了不可多得的贡献。

瑞典文学院在总结沃莱·索因卡的文学成就时说：“在语言的应用上，沃莱·索因卡也以其非凡的才华而鹤立鸡群。他掌握了大量的词汇和表现手法，并把这些充分运用于机智的对话、讽刺和怪诞的描述、素雅的诗歌和闪现生命活力的散文之中。它的作品洋溢着勃勃生气，促人奋进。沃莱·索因卡的作品尽管纷繁复杂，然却条理清楚，强劲有力。”

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说：“我们非洲有很多作家把实际行动做得跟写作一样好，但索因卡是最好和最出色的例子，树立作家达到时代要求的榜样，超乎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知识分子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