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雨相（1878~1963），名树德，字霜。1899年入泮，授教蒙馆。1905年留学于日本明治大学经纬学堂安徽师范班,加入同盟会。1906年回国,考入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1909年毕业,先后任教于宿州志成师范、湖南长沙楚怡初等工业学校。1910年任明光缉熙两等小学堂堂长。1911年任柏文蔚第一军团秘书,后任安徽旅宁教育会评议部长,安徽《通俗教育报》主计兼编辑,芜湖甲种农业学校教员、校长,省立第九师范学校校长。1923年任安徽省教育厅督学,1926年任盱眙县教育局长。1932年嘉山设治后,任财委会委员长、安徽通志馆嘉山采访员,编纂出《嘉山县志手稿》。1937年去延安,后历任教员、边区政府民政厅秘书长等职。1941年被选为延安市参议员、市政府委员。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卒于北京。

汪雨相(1878年一1963年)，安徽嘉山县(今明光市)人。家庭三代佣商，自幼苦读，1899年考中秀才，1902年，开始在家乡蒙馆执教。1904年，因不满清廷腐败统治，不愿意再按科举模式教书误人子弟，经滁州知州熊鞠生介绍回盱眙县备文保送出洋留学。1905年赴省府安庆，考取赴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经纬学堂附设安徽速成师范班。留日期间，他与著名爱国志士陈天华有过交往。陈天华发现汪雨相毛笔字功底深厚，就将汪雨相举荐给孙中山，汪雨相因此成为孙中山的文书，并得到孙中山的赞许：“你的字和你的人一样英俊。”这一年，汪雨相积极参加反抗日本文部省代满清取缔留学生规则罢课运动，任本校纠察队长之一。四川籍同学李誉龙见汪雨相非常愤恨清廷，思想激进，就介绍他加入孙中山所组织的同盟会为会员（辛亥革命后转为国民党员）。1906年，汪雨相卒业。他没有留在日本东京继续从事同盟会工作，而是以“本人心慈，英勇不足”为由回国从事教育工作。这是汪雨相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选择。他选择了地方教育事业，同时也就意味着选择了艰难曲折。

在留学日本期间，汪雨相结识了一个特别人物——蒋介石。当时，蒋介石年轻气盛，用母亲变卖首饰得到的钱自费到日本学习军事，结果被军校拒之门外，很不得志。汪雨相很同情蒋介石，多方劝慰，并将蒋介石介绍给了在日本学习法律的陈其美，陈将蒋介石推荐给了孙中山，蒋介石由此受到孙中山的器重。

1906年底，汪雨相满怀激情返回家乡，带着理想和抱负前去晋见知县梁孝通，陈述日本新式教育，以图改革地方教育，振兴地方教育。可梁孝通听信劣绅挑唆，拒绝接见，并派人将汪雨相哄离县衙。汪雨相异常愤恨，借得盘缠只身前往南京两江总督府试图宣传新学，控诉盱眙官绅恶行，结果同样碰壁。至此，汪雨相彻底放弃了对清廷和地方官绅的希望。

正在此时，明光地方学者、开明士绅、汪雨相表兄李泽同来函，约请汪雨相回明光创办小学，汪雨相以学识浅陋为由婉辞，希望补习后再回明光共事。李泽同很快复信，愿意借资帮助汪雨相解决3年生活和补习费用，汪雨相非常感激，于是回到明光，与李泽同商讨了具体事宜。

1907年，汪雨相考取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数学理化分类科，1909年毕业。1910年春，他被宿州志成师范聘任为教员。后迫于电召赴“学部”复试，遭挫未果。同年秋天，赴湖南长沙任“楚怡”初等工业学校教员。不久，李泽同来信，央请汪雨相回明光襄助地方小学事宜。汪雨相饮水思源，于年底辞馆，回到明光帮忙。

1911年，汪雨相就任明光缉熙两等小学堂堂长。后得李泽同资助川资，汪雨相再次赴“学部”复试，获得奖励。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两天后消息传到小镇明光。很快，汪雨相接到故友柏文蔚来信，称自己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军部缺少文职人才，诚邀汪雨相赴浦口，共创大业。汪雨相喜出望外，当即停学，投笔从戎，到浦口参加国民革命军，任第一军柏文蔚军长秘书兼教授柏文蔚子女。

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从上海乘专列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以民国纪元。汪雨相很想通过柏文蔚引荐，拜见赏识过自己的孙中山，但孙中山太忙，未能如愿。不久，汪雨相在南京组织安徽旅宁教育会，任评议部长，当选为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教育会议代表。3月初，汪雨相收到安徽都督孙毓筠通过教育司转写给他的信，鼓励他办学从教。汪雨相觉得自己的长处是教育，于是他告诉柏文蔚，想离开军队，重返教育部门，柏文蔚一直予以挽留。几个月后，柏文蔚担任安徽都督，劝汪雨相走从政当官之路，汪雨相以愿在教育上过清贫生活为由婉言谢绝，最终离开军队，继续践行自己教育救国的梦想。1913年，汪雨相任安徽通俗教育报主计兼编辑，宣扬反对军阀，反对封建文化，抨击旧礼教旧道德。

1914至1919年，汪雨相任芜湖甲种农校理化教员。由于受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的影响，教学中，他始终坚持向学生宣传进步主张，反对尊孔读经，宣传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迷信，与学生一起响应五四运动的号召，主动参加反对卖国条约“廿一条”的集会游行等激进活动。

汪雨相一向非常关心家乡教育事业。五四运动时期，明光的文化教育还处于新旧交替状态，学生大都在放置戒尺的私塾里苦读四书五经。那时，已接受进步思潮留学日本归来的汪雨相，目睹家乡教育落后状况，决心兴办学校，开创新文化。在学校选址、兴建校舍、购置教具、延聘校长和教师等方面，汪雨相都以高度的责任感，事事躬亲。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在1919年办起了明光公立国民小学，该校有6个班，招收学生193人，其中女生58人。接着又办起了私立明光初级中学，3个班，招收学生91人，其中女生30人。这是明光教育史上一件推陈出新的大事。汪雨相任明光学务专员兼首席校董，倡议任人唯贤，借才异地，聘请校长和教员，得到一致响应。由于他办学有方，工作一丝不苟，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

1921年春，汪雨相回到芜湖甲种农校任校长。当年秋，调任滁州省立第九师范学校校长兼教员。1923年夏改任省立第十一中学校长，后调任安徽省教育厅督学。1924年，因愤恨马联甲督皖，他被解职，仍回明光襄理地方教育。

1926年，汪雨相任盱眙县教育局局长。当时，盱眙地瘠民贫，文化不兴，又值军阀混战之际，县内匪患严重，社会动荡不安。汪雨相受命于危难之中，不辞艰辛，以振兴该县教育为己任，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旧道德，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和影响青年一代。在此3年任期内，他大力组织整理教育款产，力主经济公开，印发教育产款收支实录，反对贪污腐化不遗余力，招致贪官污吏仇视。一些地痞、流氓在贪官劣绅的授意下，蜂拥闯入教育局，捣毁什物，殴伤汪雨相背部。是年夏，汪雨相赴省会充任建设会议代表，坚决向安徽省民政厅、教育厅两厅辞职，得到允许，并由汪雨相举荐人选取代自己。

1927年，北伐军北上，蒋介石特地将铁甲专车停靠在津浦线明光车站，接见帮助过自己的故友汪雨相。为欢迎北伐军，汪雨相组织了几百人前往车站。蒋介石当场发表了讲话，傲气霸气十足，令汪雨相大失所望。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汪雨相带领和影响一批国民党党员集体退出国民党，彻底断绝了与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切关系。

1929年，汪雨相应朋友之约，任山东省教育厅科员，因政见不合，3个月后辞职返回明光。1930年，应朋友之约，任浙江海盐县政府秘书，又因政见不合，1个月便辞职归里。

1932年冬，嘉山县建立，区划大部分来自于盱眙，汪雨相被任命为嘉山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到任后，他致力于打击土豪劣绅侵吞公产，结果受到当局排挤而去职。从1933年开始，汪雨相出于对家乡的热爱，专心致力于嘉山县志的采访和编纂事务。在查阅大量历史文献基础上，县内的一山一水，一桥一路，他都亲往观察记录，然后广征博采，详加考订，终于以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积数年之力写出极其珍贵的第一部《嘉山县志》手稿18本20余万字。此后汪雨相将县志手稿带在身边，即使在战乱时期也一直珍藏着。1959年，当他得知家乡要修新县志消息后，非常激动，毅然将自己保存多年的《嘉山县志》手稿赠送给嘉山县人民政府。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沿沪宁线北进，即将攻陷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明光也危在旦夕，无法再待下去，决定自身和家族命运的时刻已迫在眉睫。对此，汪雨相已早有准备，等到秋收结束后，他借得旅费，抛弃一切房屋财产，于12月10日毅然率领家眷及亲友青年男女共28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参加抗日。六旬老人举家投身革命，实属罕见之事，一时被传为佳话。汪雨相一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938年到达延安。很快，其长子汪道涵（原名汪导淮，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海协会会长）、次子汪导江又由延安出发，参加新四军，走上抗日前线，打回老家嘉山县。汪雨相则留在陕北做抗日工作，先后任陕甘宁边区医院文化教员、安塞小学教员及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秘书长等职。1941年被选为延安市参议员（驻会议员）、市政府委员。他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于1948年6月15日被批准入党。后汪雨相因年迈退休，1949年迁北京居住，1963年2月逝世，享年85岁。

汪雨相由清末的一位秀才，到同盟会员，不断追求光明和真理，终于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最终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一生面临多次重大人生选择。他抛弃封建孔孟思想后，开始信奉孙中山旧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后来信奉孙中山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辅助农工”。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雨相果断退出国民党，坚定地加入了反蒋队伍。这些都是汪雨相人生的重大选择。而最关键最艰难的一次就是选择共产党。

一开始，汪雨相对共产党知之甚少，他选择共产党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程。1921年共产党成立时，汪雨相就听说了，但他一直没有主动接触共产党，也并不真正了解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长子汪道涵。1933年春，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汪道涵（当时叫汪导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11月初，在上海外滩组织的一次“飞行集会”中被国民党警察逮捕，好在汪道涵的共产党员身份没有暴露。汪雨相得知后，通过亲族合力筹款，利用早年朋友等各种关系，终于将汪道涵营救出来。汪道涵出狱后，拒绝在国民党《紧要启示》抄写件上签字，让汪雨相看到在共产党影响下的进步革命青年的凛然正气，儿子有如此骨气，令他非常欣慰，但他并不知道儿子本人就是共产党员。

汪道涵出狱后回到明光，继续从事党的活动，与李纯儒等爱国青年组织“二三读书会”，学习社会科学理论，讨论国家大事，传播进步文化，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号召进步青年积极投身抗日活动，并将《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通讯》等进步书刊送给汪雨相阅读，使得苦苦思索中的汪雨相心中渐渐明朗，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完整的认识。

抗战爆发不久，汪道涵在家中与秦其谷、李纯儒、李星北等明光进步青年筹备组织“明光抗日救亡青年战时服务团”，随后又发动明光进步青年组织“抗日救亡剧团”，同时，他们还创办了《抗日快报》，积极宣传抗日。此时，汪雨相已意识到汪道涵等进步青年可能就是共产党，于是更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真正认识到“共产党是抗日最坚决彻底的，非共产党是不能救国的”，于是才有了举家投奔延安的决心和空前壮举。在国家、民族、家庭、人生最关键时刻，他没有选择陪都重庆，而是选择边区延安；没有选择故友国民党统帅蒋介石，而是选择素不相识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没有选择当时自称强大的国民党，而是选择艰难发展中的共产党。

1940年，汪雨相在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工作学习了一个时期，“益信共产党所倡议新民主主义才能抗日必胜，救国必成功，是真正为人民服务，彻底解放民族的”，于是汪雨相商得共产党员李景林介绍，表示“我虽年老极愿加入共产党终身为人民服务”，正式提出入党请求。后得李景林答复：“年老身衰，组织上的严格生活过不来，即不入党也是同样看待。”汪雨相“自愧条件不够，只好做一个忠实的同情共产主义者”。

1941年当选为延安市参议员政府委员后，汪雨相感到很荣幸，第二次向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和新当选为延安市市长的李景林口头上提出要求入党，但“未敢冒昧作坚决之要求”。虽没有得到允许，但汪雨相一直严格要求自己，不懈努力，坚持为党工作。

7年后，古稀之年汪雨相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对共产党的崇敬心情，于1948年5月1日，直接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递交入党申请书，“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独裁蒋介石集团必然灭亡”之信念，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党一切政策而奋斗”，“再行坚决呈明志愿要求加入共产党做一名共产党员”。同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吸收他入党。中组部在给他的信上说：“汪雨相同志：关于你入党申请，业经中央批准，正式吸收为我党党员。党龄从1948年5月23日算起，无候补期。中组部6月15日。”汪雨相在70岁时终于实现了他一生的最大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