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若霖，字时甫，河南光州(今潢川县)人，晚明官员，父汪治，官保定知府。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授行人。官至礼科都给事中。因屡次谏言得罪当朝权贵，谪颍州判官，郁郁而终。

二十八年选为给事中，万历三十三年，擢拔为户科给事中。是年五月朔，天空下起大雨雹，汪若霖说这是“用人不广”。万历三十四年升礼科都给事中，万历三十六年，奉命巡视库藏，见老库止银八万，外库荡然无存，诸边拖欠的军饷已达百余万。因建言谪颍州判官，不久卒。

汪若霖（1569—？），字时甫，明朝光州（今河南省潢川县）人。英迈多才，博学能文，于坟、索、洛书无不窥究。19岁时，与父汪治同中举，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授行人，后官至礼科都给事中。因屡次谏言得罪当朝权贵，谪颍州判官，郁郁而终。

明万历朝中后期，朝廷腐败，徭役繁重，民不聊生。每次治河均征民夫几十万，从事繁重的劳动，而朝廷拨发的粮食经过层层克扣，到民夫口中已所剩无几。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加之医药缺乏，大役过后，民夫伤亡过半。对此，初涉官场的汪若霖毅然上疏《存恤河工疏》，陈述河工种种弊端，大声疾呼：“天下之愚，莫大乎迫用其民。”建议让民夫有劳有逸，“使其踊跃从事”，而不“迫胁晨昏，徒令速毙”，发内帑万金，太仓粟数万石，数万民夫得以幸活。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汪若霖任户科给事中。不久，便上疏朝廷：“有司贪残，率从轻论，非律；边吏竭脂膏，外媚敌，内媚要津，而京军十万半虚冒，非计。”矛头直指兵部尚书萧大亨，贪赃枉法，通敌媚外，冒领军饷。萧应声落马，但萧树大根深，吏部久拖不决，欲采取冷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汪若霖寸步不让，据理力争。

当时云南监税官杨荣，滥用权力，欺压百姓，草菅人命，蓄意杖杀抗税百姓数千人，激起民变，杨荣被杀。杨荣死后，朝廷听信小人谗言，任命四川监税官丘乘云兼任云南监税官。丘到任后继续搜刮民财，与杨荣有过之而无不及。汪若霖不顾个人安危，连续上疏朝廷，反对丘乘云的任命，陈请罢税，减轻百姓负担，朝廷一直没有采纳。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汪若霖改任礼科右给事中。当时南京户部和工部缺尚书，礼部缺侍郎，权臣推荐故尚书徐元泰、贵州巡抚郭子章、故詹事范醇敬。汪若霖认为这三个人品行低劣，各方面能力也不足以胜任，坚决反对，并要求恢复古时的官吏保举连坐的法律规定，被保举的官员枉法，保举人同样要受到处罚：“三人不足任，且举者不能无私。请自今廷推勿以一人主持，众皆画诺。宜籍举主姓名，复祖宗连坐之法。”万历皇帝采纳了汪若霖的建议，否决了三人的任命。

大学士朱赓的女婿张汝霖典试山东，考中的举人出现文章抄袭事件，汪若霖了解情况后，立即疏劾张汝霖典试舞弊，应当严惩。张汝霖因此被停俸。

他还曾率同僚揭露京都宦官杨致中强掠民财、草菅人命等十大罪状，要求“将致中革去职衔，敕下法司，从公鞫问”。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当朝宰辅朱赓，时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兼东阁大学士，独掌国政，称独相。其时朱赓已七十二岁，年迈昏聩，朝政日弛，“赓疏揭月数上，但十不能一。”对此，汪若霖坦言上疏，竭力阐明用人、择相、刷新吏治的紧迫性，主张选任贤相，改弦更张，挽救危局。朱赓见此情形，只好主动请求皇帝充实内阁人员，提高行政效率，万历帝不从。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汪若霖巡视库藏，见老库止银八万，外库荡然无存，诸边拖欠的军饷已达百余万。再建言，朝廷依然没有采纳。汪若霖又上《政本单弱规切时相疏》，希望皇帝能广选台谏，最终激怒了当朝权贵，他们集体反击，汪若霖被责以“首倡烦言”，谪为颍州判官，逐出京城。汪若霖回到老家光州，日夜饮酒赋诗，以著作自误，不久，报国无门的汪若霖含恨离世。

在明代中后期的官场中，儒家政治文化的为官本义已经丧失殆尽，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士大夫们或消极逃避，或陷入朋党之争，“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面对积弊日深的官场病态，汪若霖痛心疾首，大声疾呼：“方今纲纪极坏，政事极壅，人才极厄，官职极耗，物力极穷，边防极弊，宦竖极横，反侧极多，士大夫几无廉耻礼仪，而民间愁苦冤痛之声彻于国门。”一位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铮铮谏臣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