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宗翰，号栗庵，湖北省通山县汪家畈人，据《汪氏宗谱》记载：“宗翰，光绪己卯（1879）科举人，拣选知县大挑二等；庚寅（1900）科会试，中第九十二名进士，钦点主事签分吏部。供职三年，改选甘肃镇县知县，加同知衔。辛丑（1902）乡试同考官，调补敦煌县知县。甲辰（1904）大计卓异，赏戴花翎。戊申（1908）调署华亭县事，接补张掖县知县，诰封奉政大夫，晋封中宪大夫。”

1902年，汪宗翰任敦煌县令时，对保护莫高窟藏经洞的文物和文献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他学识渊博，对古代文献有较深的认识，上任敦煌县令后，对当地的风土人情颇具兴趣，曾在当地搜集一些汉简和文物来欣赏研究。当敦煌道士王圆箓送来敦煌经卷时，他十分赞赏，旋即报于上级。

1900年，同为湖北（麻城）人敦煌道士王圆箓发现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王道士选了一些书法精良的敦煌卷子送给当时的敦煌县令严泽，希望能得到赏赐和嘉奖，可严泽不好此道，也就没有引起他的重视。王道士认为藏经洞里的经卷非常宝贵，就不辞劳苦跑到甘肃道台廷栋那里报告，廷栋认为卷子上的书法还不如自己的好，也没给予重视。一年后，湖南人邬绪棣接任县令，对王道士的报告也不在意，1902年3月，汪宗翰调任敦煌县令，王道士向汪宗翰报告了此事，得到了汪宗翰的高度重视，他旋即向甘肃省教育长官学政叶昌炽写了书面报告，但得到的回答是“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守。”汪宗翰奉命赶到莫高窟藏经洞，与王道士一起细心检点封存文物和文献，责成王道士看管，等候上级处理。他在送给叶昌炽的敦煌绢画上题写了“光绪三十年四月朔奉檄检点经卷画像”等报告文书。遗憾的是，汪宗翰在1906年2月就被调离敦煌县，未能继续保护敦煌文物，但之前对敦煌文物的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离任后，还多次建议新任县令要竭力保护好藏经洞。他在职期间，大力帮助改善百姓生活，深为百姓拥戴，在他前后5任县令中，他建树最高，名声最好。

汪宗翰是一介清官，宣统辛亥年（1911），67岁在九江彭泽退休，在僚友资助下才顺利回到故乡。回到故乡汪家畈后，他还是老骥伏枥，不忘家乡兴衰，大力推广教育，教化村民，深得当地官府称赞。他于民国九年（1920）病逝，终年76岁，葬于通山县闯王镇汪家畈后山，墓碑上记载了汪宗翰生卒年月和仕途履历。在考察中发现，汪宗翰的故居和坟墓与平民无异，可见他确实是一代清官。

汪宗翰，是第一位真正发现、并懂得敦煌藏经洞中经卷、画像重大文物价值的清朝官员，是第一位对敦煌藏经洞中经卷、画像文物价值进行过研究的学者，也是最先对敦煌藏经洞中经卷、画像作出了了保护、封存贡献的人，更是首先真实向清朝政府汇报敦煌藏经洞文物古迹、并申请清廷政府妥善保管的官员。就是汪宗翰调往京城后，也一直没有忘记敦煌藏经洞中珍贵的经卷、画像，努力说服朝廷拨资金将文物运往京城妥善保管，通过汪宗翰等人的不懈奔波与努力下，终天不负有心人，于1910年，仅剩的一万卷经文、画像得以运京。汪宗翰为敦煌藏经洞中经卷、画像的封存、上报、最终说服朝廷运京，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试想一下，若是汪宗翰没调往京城任官，不努力奔波说服主要的官员，那些经文、画像又还能保留下多少在国内？）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罗华庆在《发现藏经洞》一书中，有写到时任敦煌县令的汪宗翰。原文为：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这是为敦煌带来辉煌与劫难的日子。住敦煌莫高窟下寺的王道士所雇佣的贫士杨某在磕烟锅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封闭800多年的密室，大批中世纪的稀世珍宝重见天日。这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使敦煌成为世人瞩目的焦事点。

我们又大量调阅了其他人写的相关著作与文章。王道士本名圆箓，一作元录，是湖北麻城人。王道士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王道士只好碰壁而返。

兰州，黄万春（云南省保山人）、王家彦、张乃诚等新县令上任之后，就一直私自将画像、经卷盗卖给斯坦因等人。就这样，王道士不断地将这些珍贵文物卖往法国、英国、沙俄、日本等国的购买者，宣统二年（1910年），在敦煌文物运京保管之际，他又私藏若干。这批文物在运送途中，不断遭受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洗劫！在这个过程中，汪宗翰发现其文物的珍贵价值，也以实物和书信的方式上报了藏经洞的情况，在任期间，做到了“就地封存”。汪宗翰为发现文物价值、真实上报文物价值、妥善保管封存文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04年秋，敦煌欠收，民众作乱，县令汪宗翰一方面出售自己的画作、书法等作品，还说服当地富庶人家捐钱捐粮，以助灾民度过困境，一方面又号召当地百姓秋种自救等。汪宗翰并不因为由吏部贬职地方县令而意冷，而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因汪宗翰救灾政治有方，护文物有功，朝廷赏其戴花翎五品衔。1906调兰州，戊申（1908）调署华亭县事，接补张掖县知县。后复调吏部，晋封中宪大夫（正四品），又官至吏部待郎、内阁学士等，诰封奉政大夫（从二品）。

清朝敦煌县令汪宗翰故居和坟墓在湖北通山被发现！

湖北日报讯 （记者汪明、通讯员雪雁鸣）2013年12月6日，清朝敦煌县令汪宗翰的故居和坟墓在通山闯王镇汪家畈被发现。

清朝敦煌县令汪宗翰的故居和坟墓在通山县闯王镇汪家畈被发现。我省文化名人、湖北日报群工部主任、高级记者杨耕耘，汪宗翰第五代孙汪汉斌，县党校常务副校长孔帆升，咸宁周刊、通山周刊、通山作协等记者作家到该地采访汪宗翰的生平事迹，在村支部和村民的帮助下，找到了汪宗翰的故居，并在故居后山发现了汪宗翰的坟墓。

1900年，湖北麻城人王圆箓（道士）发现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1902年3月，汪宗翰调任敦煌县令，王道士向汪宗翰报告了此事，汪宗翰随即向甘肃学政叶昌炽写了书面报告，得到的答复是：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守。汪宗翰随后赶到藏经洞，组织人员清点封存文物，对莫高窟文物保护起到了一定作用。

关于敦煌县令汪宗翰故居

位于湖北省通山县闯王镇汪家畈的老屋。老屋乡亲们对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非常热情，来到汪宗翰县令老屋。只见老屋青砖灰瓦，重门深锁；屋前屋后，荒草凄凄；断垣残壁，破败不堪。从老屋占地面积仍能看到当年辉煌过，热闹过，人气旺盛过。我们站在老屋前长满杂草的空场上，等待拿锁匙的人，村主任告诉我们，这空场本是老屋的正堂，遭日本人烧毁了，土改年间分给了当地居民居住，直到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汪汉斌的父亲出钱重新把老屋买了回来。几番寻找仍没找到开锁人，经汪汉斌同意，由村主任用石头砸开后门。

当门被砸开的瞬间，一股凉气袭来，与冬日暖阳混合交汇，这一交汇，使历史重门大开，让一段破落残缺的过往展现在我们眼前。大伙让汪汉斌先进屋，我们尾随着汪宗翰的第五代长孙，踏进曾经有汪宗翰生活起居的空间里，踩在瓦砾声声，却千百年不变的土地上。在皇天之下，厚土之上，寻找先人的踪迹，找寻曾经的寻常百姓生活，曾经的悲欢与离合……屋内随处是瓦砾，随处是断梁腐柱，高处的砖瓦与大小雕画横梁，挤挤挨挨，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墙壁上残留有“打土豪分田地”等带着时代烙印的标语。这一切，仿佛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颤微微地依门远望，等待远方的归人……

关于敦煌县令汪宗翰坟墓

从老屋出来，直接上到后山，也就是家谱里说到的“葬住屋上首月梳形地，辰戌兼异乾向有碑。”当丛林里一座杂草丛生，碑残冢荒的坟茔出现在眼前时，所有人有些惊慌遗憾地说，完了，碑没有了！有老人说，坟前的大碑前几年让收文物的人买去了，是黑色大理石的，很大很多字。那个让人买走的碑牌，当是前边我们在家谱里读到的“栗庵汪老先生神道碑”。

正当我们不知所措时，汪汉斌走到坟头前，搬起一个残破的白色大理石碑，只见上边有字，大伙从失望转为兴奋。汪汉斌用双手拂去碑上的泥土，有字清晰起来，碑中间的字是汪宗翰与夫人方氏名字同刻碑上：“清点吏部主政赐进士出生诰授朝义大夫贡考汪公官声宗翰府君寿成，汪母方氏寿域佳城”。右侧文字是父母生殁年间，左侧是立碑时间：“民国八年岁次未秋月吉旦”及立碑子孙的名字。看到这些时，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此坟此碑以及前边看到的汪氏家谱，足以证明汪宗翰为官时和告老还乡后的事实，那段有关他的历史，通过我们的寻找，通过这些文献的记载，在世人眼前清澈明朗开来，不再是人云亦云或不知所云的猜想。

闯王镇一文一武，武有闯王李自成，文有汪宗翰，如果能够把汪宗翰的故居重新修葺，结合汪氏宗祠一起开发旅游，告诉世人，在敦煌藏经洞发现史上，汪宗翰当任县令时所做的，以及他少年苦读和告老还乡后的故事，都是可以挖掘的历史文化，以此教育后人……

闯王镇党委书记王晖表示，一定做好汪宗翰故居和坟墓的保护工作，尽快修复好故居，努力打造好“敦煌县令汪宗翰故居”这一旅游品牌，为闯王镇除了闯王陵外再添一景点。同时也为通山旅游再添一新的旅游景观。

题记：湖北通山县政协启动撰写《通山古民居》工作，我的任务有汪宗翰故居。前不久，市政协文史委主任王亲贤，在县政协王贤旨副主席、文史委主任方近东等陪同下，考察了闯王镇汪家畈汪宗翰故居。今日先发一篇写于2013年关于汪宗翰的旧作，以便读者了解汪宗翰其人其事……

汪宗翰，字栗庵，湖北通山人，与王道士算是“老乡”。汪宗翰谙熟历史文化，在敦煌县令任上，曾搜集过当地的一些汉简。汪不愧为光绪十六年（1890）的进士，当他见到王道士送来的经卷后，立即判断出了这些经卷的不同一般，1903年冬天，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了兰州的甘肃学政叶昌炽。

（一）

那天，久识的杨老师打来电话，说次日来通山，陪汪宗翰的第五代长孙与我相见。除了高兴，更多的是感激，感激一位媒体文化人对历史的认真和负责。

我与杨老师相识于2012年8月份湖北作家采风团一同去新疆。在参观敦煌的时候，我为杨老师讲述了10年前，即2001年我独行西北到敦煌，在相关历史文献中了解到，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向时任敦煌县县令送过经卷，大约是3年后汪宗翰任县令，王道士也向他递献过经卷，汪县令判断经卷为重要文物，并书面向兰州学政叶昌炽汇报过此事。当我非常认真地告诉杨老师，汪县令是我们通山人时，杨老师说：“只知道与敦煌被发现的两个重要当事人，王道士与汪县令都是湖北人，没想到汪来自你们通山。”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那年，敦煌县令是严泽。一年后由湖南沅江人氏邬绪棣接任。敦煌的地方官员和士绅有许多人接受过王道士的经卷赠品，有的施主也得到过。但都没有作为一件大事上报。1902年3月，汪宗翰出任敦煌县县令时，也得到了王道士送来的经卷和绢画。

刘诗平、孟宪实著《敦煌百年》记载：汪宗翰，字栗庵，湖北通山人，与王道士算是“老乡”。汪宗翰谙熟历史文化，在敦煌县令任上，曾搜集过当地的一些汉简。汪不愧为光绪十六年（1890）的进士，当他见到王道士送来的经卷后，立即判断出了这些经卷的不同一般，1903年冬天，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了兰州的甘肃学政叶昌炽。

而这一上报，才让世界知道了这一文化奇迹。

我只是触景生情地为杨老师讲述了这么一位人物，在浩瀚沧桑的敦煌史上，汪县令是淹没在历史尘埃里鲜为人知的角色，他甚至不及王道士的名气，毕竟王道士背负的骂名和沉重更多，而这位当朝县令，正是他以体制官员的身份，以上书的形式，向朝廷官员汇报了这惊天动地的大发现。然而，清朝政府的腐败和麻木，一样没有引起重视，百年敦煌，成了中华民族苦难心灵的历程。

杨老师不但是资深媒体人，更是有心人。我讲的故事，有意无意地，留在他的心里。一次同学聚会时，各自讲到自己的祖人，发小同学汪汉斌说家族里出过一位清朝进士，在敦煌任过县令。因为不了解他任县令其间是否与敦煌藏品的流失有无关系，反而一直不敢言说。杨老师非常敏感地问这位县令叫什么，当他说出汪宗翰三个字时，杨老师马上为他讲了我写《敦煌感伤》等文中提到的汪县令，正是汪汉斌的太祖父。这一发现，让汪汉斌也坐不住了，所以才有了杨老师电话联系我。

虽然出生在沙洋，汪汉斌自小就知道自己是通山宝石乡（现更名为闯王镇）汪家畈人，太祖爷爷的勤学苦读一直是父亲教育他的榜样。1982年，父亲把他送回通山，托付给亲戚到通山一中读高三，并以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在汪家畈还有一间祖上留下的老屋，抗战时曾是通山县政府所驻，被侵华日军烧去了一半，土改时分给了当地人居住。1982年父亲送他回通山读书时，又花钱把老屋买了回来，但一直锁在那里没有整修过。一晃，近20年没有回来过了，90岁的老父更是惦念老屋是否垮掉，汪汉斌这些年忙于事业，无暇回祖屋看看。

茫茫人海，本是通山人的汪汉斌，却因为我与杨老师的相识与牵引才得以相见。我做梦也不曾想，与杨老师的相遇，在敦煌为他讲的故事，是老天埋下的伏笔。这一伏笔，在上帝的挥手之间，掀开一段不为人知的，有关敦煌、有关汪宗翰的，那段尘封在历史深处的往事。难道，这是天意？难道，汪县令在天有灵？

（二）

当杨老师带着汪汉斌出现在我眼前时，我努力在他身上寻找先祖汪宗翰的影子。我曾经这样描写汪县令：“我想象中的汪县令，是儒雅而漫不经心的，是饱读诗书又有些许忠厚的。”握手之间，只见他低头含笑，憨厚少言，连声道“惭愧”。并说，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写过关于家族这位一直引以为骄傲的太祖，而我这个外人却写过他太祖不少文字。我笑说这是缘分，我始终相信，冥冥中我和你太祖是有缘的，总是感觉他在天之灵嘱托我什么似的。2001年，独行西北，正是发现了汪县令，才让我写下《敦煌感伤》；2009年写《一蓑风雨百年情》，是读过《敦煌感伤》的朋友在闯王镇芭蕉湾发现了汪县令送给姑母80寿辰的牌匾；2010年再写《用文字带你回家乡》，那时没有更详实的资料汪县令了解更多，只听人说他出任敦煌县令后没有回过故乡，写这一篇时我甚至伤感流泪，总是感觉有一双忧郁的眼在天上看着我；去年，从新疆回来后写下的《佛国》一文也写到他……

汪汉斌的沉默让人有些沉重。刹那，我似乎看到了汪宗翰的身影，漫不经心，忧郁寡言，内敛沉稳。听我滔滔之后，含笑道：太祖在67岁时告老还乡，而且他的坟墓就在汪家畈。这话让我大吃一惊！甚至些许兴奋，但还是将信将疑。毕竟他自己也有几十年没有回了，他的话能算数吗？他太祖的坟墓还会存在吗？汪汉斌看出了我的疑惑，于是告诉我他有个在横石医院（现更名为九宫山镇卫生院）退休的表哥，叫陶祖旭，他知道的更多。那么，揭开历史的面纱，了解更多的汪宗翰，得从这位叫陶祖旭的汪汉斌的表哥开始！

车子出发了，电话联系上了汪汉斌的表哥，让他在卫生院等我们。从县城到九宫山镇30分钟的路程，见到表哥陶祖旭，这位老中医，干净干练中透着文气，见面便斥责汪汉斌：你太祖的坟几十年不回来祭拜，让它杂草丛生，石碑残破，修谱也没有回音，祖宗祠修建落成族人找不到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忘本呢？汪汉斌面对表哥的斥责，沉默不语。

车子再次出发，向不远处的汪家畈而去。车内，我和陶祖旭老人聊了起来。老人说他和汉斌是舅母亲，陶父是汪汉斌的嫡亲舅舅，汪的母亲是他的亲姑母。我迫不及待地问，汪宗翰当年确实是告老还乡了的吗？老人爽朗地大声道：是的！回来时67岁，90岁的老娘还在，当67岁的儿子在堂上拜老娘时，受拜后的老娘竟安详地走了。老人多有福啊！水有源木有根，说汪宗翰，还得从他的母亲说起……于是，老人开始为我们讲述那些不为人知的，汪家家族的如烟往事……

（三）

汪宗翰的母亲叫巧姑娘，为什么叫巧姑娘，这里边有传奇故事。巧姑娘出生时，已是家里的第八个女儿，这个女儿的出生，为已经生出七个女儿未盼来儿子的母亲痛心和不齿，于是狠心用双手把女儿掐死。就在山上挖好了坑埋葬这个不幸生命的那一刻，已经没有呼吸的女婴突然哭出声来。于是，这个不招人喜欢的生命顽强地活了下来，并取名为巧姑娘。

巧姑娘长大后嫁给汪宗翰的父亲，育有三个儿子。汪父是生意人，以贩卖茶叶苎麻挣得一份不薄的家业，经常走南闯北的父亲，因为生意上的事，有一次在上海住了一年多，和江边上的一位寡妇好上了，并答应将来有一天会带她回老家做二房。在汪父离开上海回老家时，寡妇变卖部分家产，贴补汪父把生意做大，可是汪父回老家后却再也没有回到上海。面对一去不复返的男人，寡妇在悲愤交加中，一索悬梁结果了性命。后来，寡妇的屋子开始闹鬼，没人敢住。传说一位来自湖北通山的水客（跑码头的生意人），因不怕鬼而住进了寡妇的屋子，迷糊中做一梦，梦见一女子问他是否是湖北通山人，是否知道有个叫汪家畈的地方，并让他带她回汪家畈。水客问如何带她，女子说，只要过河上船下码头时叫一声她的名字即可，并以一枚金钗致谢。水客醒来，看到桌上真有一枚金钗。于是在回家的时候，只要遇到上船过码头总会叫上女子的名字，直至到当年的宝石乡汪家畈。

奇怪的事发生了！汪宗翰一兄一弟不明原因暴死，父亲一夜之间半疯半癫。面对致命的打击，巧姑娘痛问丈夫是否做了恶事。在汪父去世前，突然清醒地把妻子和儿子汪宗翰叫到身边，告诉妻儿他曾经在上海的那段姻缘，并要妻子答应，不但要教育儿子为人正派好好读书诸恶不做，同时要她把儿子写给（过继）上海那位女子为儿子，给她名份，说两个儿子的离世就是遭的报应。

丈夫去世后，巧姑娘带着儿子，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用尽全力供养儿子汪宗翰读书。汪宗翰不负母望，用心苦读，而且读书天份很高。夏天为了躲避蚊子的叮咬，把双脚泡在水桶里读书；冬天为了节约柴火和避寒，常常到对面山上宋朝建的一座叫“云梯寺”的寺庙用功学习。传说中汪宗翰记忆力超强，看人卖肉，谁买了几斤几两，一头猪卖了多少客，共卖出多少肉，收银钱多少，他都能一一背得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光绪十六年（1890），汪宗翰考上了进士。巧姑娘教子有方和汪宗翰苦读的故事，在当地，至今被传为佳话。值得一提的是，自汪宗翰之后到汪汉斌，汪家一直是一子单传。

陶老人真实的讲述，把我们带进汪家百年前风雨飘摇，悲欢离合的往事深深处，不能释怀。听完祖人的故事，只见汪汉斌更加沉默了。很快，落回现实，回到眼前，气派恢弘的汪家祠堂已在眼前……

（四）

记得2009年寻找汪宗翰的踪迹时，只剩门楼，屋内书声朗朗的祠堂，如今却气势宏伟，飞檐翘角，焕然一新。一对高大的石狮子雄居门前，正门两侧柱子上的对联，还是我09年看到的那一幅：“绿水环门锦涨潭花三月暖，丹炉列嶂香飘烟树五云高”。陶老说这是前年修建的新祠堂，并对此联倒背如流。闻讯赶来的村主任告诉我们，2011年正月十五，由汪济世支书发起，并要求他远在苏州做生意的弟弟汪义芳出资100万元做首建资金，及各汪姓乡民集资建成，并说门前的对联仍是1888年间栗庵发起建祠堂时亲自拟作，并请书法家王凤池书写。不竟感叹，那年看得书声朗朗的旧祠堂，有多少汪宗翰运筹帷幄的操劳身影。如今盛世大好，子孙们重建祠堂，合理保留了先祖初始的精神和文化，延续这份血脉。汪县令虽已作古，他所吟诵的精神点画仍在。这，当是文化传承的力量。

从侧门跨进祠堂，面积大而宽阔得令人惊异赞叹，不愧是湖北第一宗祠。只见戏台楼阁，楹联字赋，渐次递进；雕梁画栋，色彩艳丽；廓回柱立，天井见日；门框格子，曲尺诉古；一进几重，金碧辉煌，气派十分。既保持了复古风格，又透着现代文明的气息。“望思、忠孝堂、文高天下、祭如在”等这些传颂着民俗古风的文化，当让祖先欣慰怡然。在祠堂最里端的屋内，依次放着汪氏祖人的牌位，红绸垂吊，龙凤呈祥，端庄肃穆。个个牌位是列祖列宗的存在，存于天地之间，存于子孙万代的心灵深处，从而延续香火，教育后人。听说汪宗翰的后人回来了，附近的乡民一个个赶来问长问短，感叹唏嘘。村主任对汪汉斌说，建宗祠时找过你们多次，都没有联系上。汪汉斌点燃香火，神情凝重地参拜。虽然这一柱香这一拜来得太迟，毕竟是来了。寻根问祖拜先人，无论你身在何方，无论你官居何职，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没有人敢说自己没有根没有源，没有萦绕心间的乡愁。

这时，有人拿来了《汪氏宗谱》上下卷，我们有些兴奋地开始翻阅，只见谱上有关汪宗翰的文字记载这样写道：“会相，润公次子。字步武，号栗庵，原名耀祖，更名宗翰，晚年自号垅溪，又号退思老人。十九岁冠县军，入邑庠。光绪已卯科举人，拣选知县，已丑科大挑二等，以教职用。庚寅科会试，中九十二名进士，钦点主事，剑（佥）分吏部稽勋司兼考公（功）司行走。在部供职三年，改归截取，选甘肃镇原县知县，加同知县（衔）。辛丑，入内廉（入充甘肃）同考官，调补敦煌县知县，壬寅三月到任。甲辰，大计卓异，赏戴花翔。丙午二月交卸，晋省充法政学堂教务长差。戊申，调署华亭县事，又调补张掖，改选口口。在任十数年，行无川费，大府筹款口之，至汉毕（中）。民国军起，绕道回籍，求读门不问外事，年六十有七矣。生于道光二十五年乙已七月二十九日辰时，殁于民国九年庚申六月二十七日卯时。葬住屋上首月梳形地，辰戌兼异乾向，有碑。娶方氏，生子一，维覃，煌。生女一，早殇。复娶余氏。”短短几百字，攘刮了汪宗翰不平凡的一生。

翻看家谱时，一位老妇人赶来，看着汪汉斌说，我们汪家有这祠堂还得感谢你家先祖，是他最初发起才有了我们汪姓的发展，他的功德我们世世代代记得呢。当年重建的时候，族里派人到处找你们，不仅是要你回家认祖，更是对你太祖的世代不忘。一位姓汪的退休副镇长说，我们不辞辛劳地找你，是因为你才是我们汪家畈首建祠堂者的正宗嫡孙。汪汉斌听了连连点头称是。这些好感与谢意，是因为汪宗翰首建汪家祠堂的功德。这份功德，在乡民的心里，不仅是记住，更多的是把这份敬重转移到了眼前这个正宗嫡孙身上。可见汪宗翰对家族和后人的深远影响。相比起表哥的斥责，村里人对这位嫡孙更多的是宽厚。

谱文里不但有汪宗翰的出生、读书、考功名、娶妻生子等记载，也有他为节妇、孺人等人撰写的序跋。更难得的是，还有他任敦煌县令时，民众写给他的信，相当于现在的“感谢信”，最后落款是“敦煌合邑士民同妻首拜”。同时有“栗庵汪老先生神道碑”。杨老师连声道，这太珍贵了！边说边择段而读：“……壬寅，调补敦煌。甫下车，适东乡水溢，方百里皆成泽国，饥民待哺，请赈未遂。公乃自捐巨款，代筹生计，以苏民困；造堤梁，修社仓，以兴民利；设义塾、建书院、以牖民智。教化大行，风俗丕变。岁癸卯，邻邑苦蝗，公祷于天，蝗越境而飞，群鸦逐其后，遂不为灾，人咸谓有神功助。敦民颂以‘胸罗星海，心印月泉；慈同千佛，春度两关’。及‘乐只君子，寿考不忘’牌、伞……”洋洋洒洒的千字碑文，最后落款“翰林院编修年如弟莲溪吴怀清拜撰。前清岁贡生门人舒祖芬篆额。大冶司法官外孙成清琴书丹”。所有这些珍贵资料后边皆注有“选自湖北通山《汪氏宗谱·忠孝堂》民国丁丑年重修本”。杨老师一边读一边为我们释义。那些越百年之久的字里行间，再现了汪宗翰的生平事迹，透着他的品行高德，让后人高山仰止。

（五）

从祠堂出来，来到汪家老屋。只见老屋青砖灰瓦，重门深锁；屋前屋后，荒草凄凄；断垣残壁，破败不堪。从老屋占地面积仍能看到当年辉煌过，热闹过，人气旺盛过。我们站在老屋前长满杂草的空场上，等待拿锁匙的人，村主任告诉我们，这空场本是老屋的正堂，遭日本人烧毁了，土改年间分给了当地居民居住，直到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汪汉斌的父亲出钱重新把老屋买了回来。几番寻找仍没找到开锁人，经汪汉斌同意，由村主任用石头砸开后门。

当门被砸开的瞬间，一股凉气袭来，与冬日暖阳混合交汇，这一交汇，使历史重门大开，让一段破落残缺的过往展现在我们眼前。大伙让汪汉斌先进屋，我们尾随着汪宗翰的第五代长孙，踏进曾经有汪宗翰生活起居的空间里，踩在瓦砾声声，却千百年不变的土地上。在皇天之下，厚土之上，寻找先人的踪迹，找寻曾经的寻常百姓生活，曾经的悲欢与离合……屋内随处是瓦砾，随处是断梁腐柱，高处的砖瓦与大小雕画横梁，挤挤挨挨，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墙壁上残留有“打土豪分田地”等带着时代烙印的标语。这一切，仿佛一位

风烛残年的老人，颤微微地依门远望，等待远方的归人……

从老屋出来，直接上到后山，也就是家谱里说到的“葬住屋上首月梳形地，辰戌兼异乾向有碑。”当丛林里一座杂草丛生，碑残冢荒的坟茔出现在眼前时，所有人有些惊慌遗憾地说，完了，碑没有了！有老人说，坟前的大碑前几年让收文物的人买去了，是黑色大理石的，很大很多字。那个让人买走的碑牌，当是前边我们在家谱里读到的“栗庵汪老先生神道碑”。

正当我们不知所措时，汪汉斌走到坟头前，搬起一个残破的白色大理石碑，只见上边有字，大伙从失望转为兴奋。汪汉斌用双手拂去碑上的泥土，有字清晰起来，碑中间的字是汪宗翰与夫人方氏名字同刻碑上：“清点吏部主政赐进士出生诰授朝义大夫贡考汪公官声宗翰府君寿成，汪母方氏寿域佳城”。右侧文字是父母生殁年间，左侧是立碑时间：“民国八年岁次未秋月吉旦”及立碑子孙的名字。看到这些时，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此坟此碑以及前边看到的汪氏家谱，足以证明汪宗翰为官时和告老还乡后的事实，那段有关他的历史，通过我们的寻找，通过这些文献的记载，在世人眼前清澈明朗开来，不再是人云亦云或不知所云的猜想。

抚正石碑，汪汉斌痴痴地在碑前蹲了许久，然后非常肃穆地跪了下来，深情三拜。这三拜，也让我这个旁观者泪湿衣襟……

（六）

寻找有了结果，我们来到闯王镇政府。

小会议室内，面对闯王镇的书记和镇长对汪宗翰这个人物的一脸茫然，在杨老师和我作过简单介绍后，才了知所以然。杨老师说，闯王镇一文一武，武有闯王，文有汪宗翰，如果能够把汪宗翰的故居重新修葺，结合汪氏宗祠一起开发旅游，告诉世人，在敦煌藏经洞发现史上，汪宗翰当任县令时所做的，以及他少年苦读和告老还乡后的故事，都是可以挖掘的历史文化，以此教育后人……

汪宗翰这个名字，于我，前前后后十多年，还会更长久地存于心间。一天寻访过后，万千感慨，挥之不去。从2001年我到敦煌发现汪宗翰任县令的这段历史，到今天和他的曾孙一起随行寻找，整整13年，十多年在历史长河只是水一滴，可又是那么长。那一刻，我想到的，是以历史散文见长的著名作家曾纪鑫老师的一句话：许多时候，历史真的就是一种缘分。

原文作者：倪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