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数学学士（1982年），中国科学院理学硕士（1984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1990年）。1997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期以来倡导“个体生命的自由”。在公共领域内所持的矛盾态度：批判主流，关注思想，拒绝媒体。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同时兼任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新世纪》周刊学术顾问和《财经》杂志学术顾问。

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与社会选择理论、演化社会科学——演化认识论与演化道德哲学

汪丁丁的写作，往往带有很浓厚的哲学思考味。他说：“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是批判社会，不如此就一定要感觉可耻。”比如，某甲说“我是流氓我怕谁”，其实是追问使某甲沦为流氓的社会原因。汪丁丁研究“新政治经济学”，常有所批判，他探讨“生活品质”，首先追究社会原因。汪认为，精致的生活品质取决于两大因素：是否有挑剔的消费者群体，是否有敬业的生产者群体。中国教育失败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同时缺少这两种群体。可是，中国人的平均收入确实达到了对精致生活有所需求或有很大需求的阶段。在企业家看来，这就是巨大的商业机会。“北京也确实出现了几家专业递送各类‘令人放心’食品的企业。但能生存多久？是一个问题。在没有挑剔的消费者群体(足够大从而能支持这类企业)，‘猪食’和‘美食’无差异的社会，怎么可能有美食传统？更何况，造假成习俗，我们也缺少敬业的生产者。精致的生活用品，信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有很强的不对称性。不敬业或造假成为产业惯例之后，精致的消费者要么退化为粗糙的消费者，要么加入国外的精致消费群体。”（资深媒体人、青年学者潘启雯评）

十多年来，汪丁丁教授一直在思考经济发展与道德重建这两件事，前者有关短期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后者则有关长期内社会和谐发展。

汪丁丁引导我们反思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来审视问题。上世纪50年代斯诺提出“两种文化”之说以后，很多学者都试图走一条综合“科学”与“人文”的“第三条道路”，汪丁丁正是怀揣如此抱负，开始研读脑科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现象学。

余世存：我多次想起汪丁丁，唐人“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说法总是油然产生，而五四时“我的朋友胡适之”的现象用在汪丁丁身上也庶几相类。

他曾经这样评价中国的教育，“中国教育的失败，在表层上的症结是伪善。伪善是集权社会的产物，因为民主社会首先求真，每个人都有说出真相的权利。伪善是在集权下最容易发展的，正如哈耶克所说的逆淘汰过程，阶位越高的官员越伪善，然后他自己也人格分裂——自杀的自杀，进监狱的进监狱。这就是中国教育的症结。”

2008年的燃油税改方案提出之后，汪丁丁等十位教授联名向温总理写信，认为该方案所提出的燃油税税率过低，建议从节能减排的高度出发，大幅上调燃油税税率，每升3元-4元最合适。

2013年10月6日，汪丁丁在其博客撰文谈到：每年长假的损失，保守估测大约折合2000亿元。每年两次长假，假前假后的低效率、心态调整，大约等于每年损失10个完整工作日。长假旅游，主要是年轻人，其中劳动力约两亿人日。全国损失20亿人日。据2012年城市人均产值数据，劳动生产率以每天百元计，即2000亿元。若问损失上限，可达2万亿元，主要是基础设施和旅游景点的低质投资及超额损耗、消费品质的降低、环境污染等成本。人口老龄化，劳动工资快速增长，于是长假的“机会成本”快速增长，因此他建议进一步取消三天以上的法定长假，争取两年之后普及弹性休假制度。

在中国这样的东方社会，官僚主义最容易与私意结合，故而最容易演变为对公意的遮蔽。有鉴于此，费正清在1949年预言：将来压垮政权的，不是别的，正是延续千年的官僚主义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