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惠荪（1900年2月28日—1966年11月20日），又名汤锡福，上海市崇明县人；他从事农业教育和科研工作20多年，后致力于研究地政学及土改理论，推行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主张，他是农业经济专家，又是地政学专家；1949年后他在台湾推行“三七五”减租、实施土地改革中贡献良多。

汤惠荪（1900年2月28日—1966年11月20日），又名汤锡福，名锡福，字惠荪，上海市崇明县庙镇合作村人；中国农学家、农业经济学家、农业教育家。

汤惠荪7岁读私塾，10岁入本邑西乡小学，13岁毕业于该校高等小学，旋即考入南京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毕业后留校担任农业化学助教。

1917年冬赴日本深造。1918年春考入日本鹿儿岛高等农业学校，并于1921年毕业。回国后担任浙江省立农事试验场种艺科科长，不久担任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教员兼农场主任，同时兼任芜湖安徽省立农业学校教员兼农科主任。1923年9月转任山东农业专门学校教员。1926年被聘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兼农场主任。1927年9月充任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前身）农学院教授兼推广部主任。1929年春被邀请赴西北担任河南、陕西、甘肃三省农务处处长，3月回到杭州，出任浙江省建设厅合作事业室主任。1930年春回到国立浙江大学任教，同年秋天被派往德国留学，初入柏林农科大学农业经济研究院，后转往丹麦、比利时、荷兰、瑞士、法国、英国等国考察农业。在英国期间，他到牛津大学农业经济研究所进修一学期。1932年10月回国后，他继续在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执教。

1933年夏，他任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1934年转任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教授兼研究室主任。1936年兼任江苏省立南通学院农科主任一年。1939年被聘为国立云南大学农学院首任院长。1943年赴重庆担任中国地政研究所副所长，嗣后又任中国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经济专门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中央政治学校地政系主任。1947年2月，他被聘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地政署副署长，6月又担任国民政府地政部常务次长，7月继任政务次长。1948年冬任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土地组组长。

1949年赴台湾。1950年2月兼任台湾省土地银行董事。1963年6月出任台湾省立中兴大学校长。此外，他还曾兼任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农民组组长。

1966年11月20日，他在巡视造林工作时，心脏病突发，以身殉职。

为纪念汤惠荪，中兴大学将大礼堂改名为惠荪堂、能高林场改名为惠荪林场，并于林场内殉职地点树立汤公碑，途中设立汤公亭，在台北法商学院（今国立台北大学）另建有惠荪南楼及惠荪北楼。

汤惠荪家世代务农，在他出生前，长兄18岁夭折，父母十分痛惜。他出世后，容貌体能酷如长兄，亲友都称是他大哥转世，甚得全家钟爱。汤惠荪4岁时，父亲早逝，次兄及两个姐姐均未成年，全靠母亲克勤克俭含辛茹苦抚养成长。汤惠荪7岁入私塾，10岁入西乡小学，13岁高小毕业。他有志农学，考入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在农校4年中，他对农业化学很有兴趣，学习成绩最佳，毕业后留校任农业化学助教。一年后，他深感学历不足，于1917年东渡日本留学，考入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农科。这所学校对中国留学生特别苛刻，汤惠荪入学后，计划专攻农业化学，但校方不许，只能改习普通作物，重点是稻科。1921年毕业后，他遍历日本各地，考察日本农业试验场所及农业科学设施。

汤惠荪学成回国，受聘为浙江省立农业试验场种艺科长。半年后，回母校江苏第一农校任教兼农场主任。学校特设稻作试验场，他搜集国内稻种百数十种、成为国内推行稻作育种之先声，同时他在芜湖安徽省立农业学校兼任教师及农科主任，教学研究均以稻作为主。未及两年，校长更易、又因东西学派之争，他苦心经营的稻作试验场被毁，辛苦策划的稻作育种被迫放弃，不得不离开母校，转往济南山东省立农业学校任教三年。山东地处北方，不宜种稻，便不再从事稻作研究，授课以农业化学、农业经济为主，他在授课之余，转而研究农业经济。

1926年，汤惠荪担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兼农场主任。翌年9月，南返杭州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兼推广部主任。

1929年春，汤惠荪聘任为河南、陕西、甘肃三省农务处处长，为改良中原农业生产，他在河南设立大型农场，从事各种作物实验，推广实验成果，时仅数月，因战乱前功尽弃。1930春，回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是年秋季，奉校方派遣赴欧洲考察，他请求延长留欧期限，以便在德国进修，留德期间，汤惠荪先入柏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研究院，师从艾力贝教授研究农业经营学，并在德国农业经营实验场实习，后转往丹麦、荷兰、瑞士、法国，英国考察农业。在英国时，他到牛津大学农业经济研究所听讲一学期，以加深新兴科学的研究。期间，他代表中国出席了在捷克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农业会议。1932年10月，考察期满返回浙江农学院执教，致力于农业经营学研究。

1933年夏，汤惠荪出任农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兼任农业科主任，他采用记帐方法研究历年中国农业经济。翌年，汤惠荪任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教授兼研究室主任，从此开始土地经济的研究，并发起成立中国土地问题讨论会，次年改为中国地政学会，主要研究各项土地问题，阐明“平均地权”政策。

1934年夏，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派汤惠荪赴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考察。翌年冬，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及中央农业实验所又派汤惠荪赴四川、贵州、云南三省调查农业及地政状况，藉以了解西北与西南各省的异同，进而研究农业发展方针。

1938年初，汤惠荪在云南主持建水县羊街坝垦区，并应聘为云南大学农学院首任院长，在农学院主讲地政学，他兼顾垦区与学校工作达5年之久。

1943年，汤惠荪在重庆任中国地政研究所副所长，兼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及中央政治学校地政系主任。这期间，他以专家身份参与研究政府各项土地改革措施，以及对土地法令的修订。他在成立中国土地改革协会，制订和推行《土地改革方案》等方面，都作出了一份贡献。

1945年抗日胜利，汤惠荪任行政院地政署副所长。1947年地政部成立，汤惠荪 继任常务次长、政务次长，规划战后土地整理及减租、扶植自耕农政策，并赴华北各省推行。

1948年冬，汤惠荪改任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土地组组长，奔波于四川、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协助地方政府推行减租、实施土地改革。他在西南地区推行“二五”减租，在福建龙岩县实施扶植自耕政策，都很有成效。

1949年，汤惠荪随农复会到台湾，被聘为“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协助台湾省政府推行土地改革。他深入到台湾各个乡村考察，认为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50年之久，无论土地经营及人们的思想都有严重的附庸性，而且台湾地主对佃农的剥削十分残酷，据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台东、花莲7个县43个乡镇调查，原佃农缴租量占当年收获量平均为56.8%，在新竹一带佃农租额要高达70%，还有一种所谓钱地租，无论有无天灾，收成好坏，佃农必须按约缴租，此外地主对佃农还有繁多的额外苛索，因此台湾的土地改革首先要改变佃租制度，实行“三七五”减租。

汤惠荪参与了《耕地“三七五”减租方案》的草拟，后改为《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1951年5月25日公布施行。汤惠荪草拟的《耕地“三七五”减租方案》原稿，至今还保存在台南市私立瀛海中学惠荪科学纪念馆内。“三七五”减租的具体方案是：在农地年收入总量中扣除25%为生产成本，余下由租佃双方对分，原租额都必须调整为37.5%标准。佃农在年收获量中得62.5%，地主得37.5%，地主和佃农双方订立书面租约，租期不得少于6年。为顺利推行耕地“三七五”减租，汤惠荪协助省政府成立督导或辅导机构，培训工作人员，在全岛督导推行“三七五”减租。通过“三七五”减租，改善了佃农生活，约有26万公顷的出租耕地订立了新的耕地租约，受益佃农达29万户，使农村经济得到恢复，也为实行“耕者有其田”铺平了道路。

台湾实行“三七五”减租以后，接着实施土地改革的第二步公地放领。就是当地政府把从日本人手里没收的公有耕地，出售给耕地不足的雇农、佃农。承领人大都是原来承租公地的现耕农，地价为耕地全年收入的两倍半，分10年还清，即获得土地证，使公地变为私地，雇农、佃农成为自耕农。公地放领为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做出了示范。

为扶植自耕农，汤惠荪以专家身份和省政府有关部门一起草拟《台湾省扶植自耕农条例草案》，后来该条例草案修正为《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1953年1月26日公布施行。

台湾土地改革的第三步，是实施“耕者有其田”。按《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规定，一个地主最多允许保留3顷中等稻田或相当于此土地，超过3顷的土地，由政府购买征收，均以实物土地债券、公营事业股票作为征地的补偿，再转放给雇农、佃农，使雇农、佃农成为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征收地价和承领地价相等，都按耕地全年收获量二倍半计算，承领农民于10年之内分期缴清。在具体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原有的地籍资料很不完整，土地权属状况不清楚。为此，汤惠荪协助省政府设计推行“农地总归户”，就是实施土地普查工作，组织动员3万多工作人员，对全岛土地权属状况进行归户登记，将同一所有权人的土地，归入一户名下，通过遂块土地核实登记，整理编制出地藉卡和归户卡，使每个地主的土地，不论在何处都有明白记载，一目了然。“地藉总归户”工作，不仅弄清了地权分属状况，摸清了耕地使用权用状况，也有效地防止地主隐瞒耕地，堵绝遗漏。这样对地主土地的征收和对农民的放领都有了准确的依据，加快了实施“耕者有其田”的进度。

台湾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较大程度地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为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繁荣农村经济奠定了基础。这是经济的需要也是政治的需要，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也存在着“平均地权”不彻底等改良主义的局限和弊端。如自耕农小土地私有制的建立，加速了分散的小块土地的细碎性，影响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农业效率的提高。为补救这些不足，汤惠荪主张学习世界先进国家经验，推行农地重划，将不规则或畸零分散的土地划零为整，在重划的土地上修建成标准化农村道路和排水系统，使每块农地连接水路，便于灌溉，连接农路，便于农产品运送，提高机械化的操作性，这样不仅地尽其利，又能扩大耕地面积。但农地重划涉及面广，牵涉到工程事项，农民的财力负担和意愿。1958年，汤惠荪在省政府和农复会支持下，亲自在台南县仁德乡和屏东县万丹乡进行试点，举办农地重划示范区。这两个示范区后来成为台湾大规模实施农地重划的先导，全岛农地重划工作从1960年开始全面推行，一直延续到80年代，当局还颁布了《农地重划条例》，使台湾成功地完成了数十万顷的农地重划，改善了农业结构，扩大了耕地面积，改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缩小了城乡差别，它对台湾农业的发展功不可没。

汤惠荪在台湾土地改革的后期，赴金门地区督导推行“农地总归户”，实施“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以及扶植自耕者方面都取得了卓著成效。汤惠荪的农业及土地改革方面的著作，散见于各报章杂志，他1954年10月编著《台湾之土地改革》一书，深为世界重视。

1959年，汤惠荪在农复会土地组功成身退，转任农复会农民组织组组长，辅导成立台湾省农会系统，积极协助扩展农会、水利会及渔会农民团体业务，为增进农民福利而奔走。是年，被推选为台南市私立瀛海中学首任董事长。

1963年，汤惠荪出任台湾省立中兴大学校长。他遵循“在安定中求进步，在平实中求发展”的方针，为改进校务，不遗余力。1965年1月当选为台北崇明同乡会监事。

1966年11月20日，他在视察中兴大学能高山实验林场造林工作时，突然昏厥逝世，享年67岁。

1967年5月12日，蒋介石颁发“总统令”暨《汤惠荪事略》，对汤惠荪明令褒扬，以昭令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