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子敬(1860—1943年)，字培，号厚珍，临川人。民国时期重庆著名工商业家。幼时家贫，清同治十三年(1874)入川学徒，光绪二十五年(1899)独自开店。凭着丰富的商业经验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先后在重庆开设“源远长”、“正大昌”钱庄，“聚福厚”、“德大昌”、“聚福长”等布匹、棉纱、山货店。民国时期，将山货店改为“聚福洋行”，并投资经营盐业和房地产，成为蜀中巨富，人称汤百万、汤财神、汤半城。

汤子敬，字培，号厚珍，江西抚州临川人七里岗乡酉塘村人，出生于江西临川。

1874年到重庆，在谢亿泰布店做学徒，先后任谢亿泰布店管账、办内事、跑街，逐渐熟悉了经商秘诀，成为谢艺诚的重要助手。1890年娶谢艺诚之女为妻。1896年先后在重庆开设了“同生福钱庄”和“聚福商号”“同生福钱庄”亦成为中国最早的钱庄。1899年离开谢亿太布店，分得银子八万两。1909年在重庆已拥有源长钱庄、正大昌钱庄、德大家钱庄、正大永钱庄，聚福厚布店、德大合布店、裕生厚布店，大昌祥盐号，聚福长山货号，协太原朱丹粉作坊及永美厚银行，世誉其为“汤十号”。

1917年采取以日货换国货的经营方式，一举创利40余万元，使其逐渐成为重庆商界的泰斗，时称其为“汤百万”。1925年走出重庆向长江下游发展，携带百万两现金至下江，在汉口、沙市、上海等大城市，先后创办了七家永美厚银行分行，使其成为江南首屈一指的金融大亨而名闻遐迩。然而下江人地生疏，所放出的款项多陷于呆滞，使其无法周转渐渐陷入困境。1927年套购了大量的国库卷欲图重振，但国库卷一日数贬，结果损失180万两，永美厚七家银行相继倒闭；并牵连重庆同生福钱庄亏损40万元，只得收兵败返重庆。1928年汤子出巨资协助四川军刘湘将重庆镇改建为重庆市，这一贡献，在重庆市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1932年汤子敬的德丰、德泰两号正在汉口贩运烟土突遇水灾，并牵连了号称重庆第二市场的“裕生厚商号”亏损20余万元。在事业上连续失败，使其心灰意懒，则将外事交与儿子汤志修、汤壹峤去处理，自己闭门思过不闻外事。1936年与四川袍哥老大范绍增联合创办了“四川商业银行”，由汤子敬出任银行总经理。汤子敬欲独揽重庆铜元局，与刘航深共创“川康殖业银行”，由其子汤壹峤出任经理，并将四川商业银行并入川康殖业银行。川康殖业银行在汤子敬的有效管理中日益兴旺，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经济支柱。

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颁发的法币大幅度贬值，汤子敬的同生福钱庄在此动荡时期，受到法币贬值的影响，亏的只剩1万元资金。1939年汤子敬见大势已去，被迫将同生福钱庄牌照易人。抗战时期民国政府迁至重庆市，官商企业及内地的商界巨头陆续迁至重庆，面对这些拥有雄厚资本的大财团，汤子敬已无力竞争，在外部经济势力的侵压下他的企业先后倒闭易人。1942年年汤子敬的商号仅剩下三家，他将这三家商号分给儿女，自己闭门养忧，同年9月24日西南商界巨擘汤子敬病逝。

他的第一个企业是袖笼里的聚福厚，他的第一个钱庄是同生福。自从他离开谢亿太布店后，就坐镇同生福钱庄，全面指挥筹划所有的企业活动，同时利用聚福厚大力经营正头棉纱业务。这时候的聚福厚，凭着它的联号多的优越条件，在上海进货靠德大昌等申庄代办，宜昌转货靠各联号宜庄代办，重庆销货也由联号代办或者亲自处理，基本上仍然是“一人班”。这时正当日货大量倾销重庆，成本较低，而质量又和英国货不相上下，只是销路尚未打开，于是他就采取“调换商标”的手法，从中搜取厚利，这样就积累了相当多的资金，推进了他在市场上的经济活动。

汤子敬在江西帮、定头棉纱帮中，都有一定的地位和声望，因此，同生福钱庄在他们中间就显得非常活跃，他们靠同生福钱庄支持周转，同生福钱庄也靠他们吸收存款，从而也支持了汤家各联号的商业投机活动。这样同生福钱庄在汤家各联号中间，就形成为一个轴心，各企业的重要负责人每天都要到同生福汇报情况和策划经营动向，无形中便形成了一种“上衔门”的制度。

汤子敬一直把同生福看为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发财致富的基础。他为了向那些为他立过汗马功劳而已不在人世的人报答恩情，规定每年旧历七月十五日，要在同生福给这些死人举行“烧包”仪式，以示纪念，而其用心所在，还在于借此笼络职工，表示他的“厚道”，以掩盖其剥削之实质，使所有在店职工更能忠实地为他效劳。同时，这也是因为同生福在经营过程中，虽然也和其他企业一样，有惊有喜，有起有落，但总的来说，它是节节胜利的，而且在一些紧要关头上，对汤家各联号起了较大的扶助作用。开头，它为汤家的企业奠了根基，银子堆满室，每逢过年过节，先生和学徒都要留在号里看守银子，那时，它活跃了汤家的一切经营，以后，它又孕育了一些钱庄，对这些钱庄和其他企业的互相支持与共同发展，它都担负着指挥和联系的重任。它对于做得好的企业充分予以支持，使其资金雄厚，周转灵活，对于做得差的企业，又调动资金，予以扶持，以保全本身和各联号投资均不致遭受损失，充分起到了支持和保护的作用。所以就是到了汤子敬在汉口经营受了挫折，元气大伤，同生福也陷进去三、四十万两的巨额银子，已经露出捉襟见肘的客态的时候，它也还能在重整旗鼓，调整力量以后，又一次特别旺盛起来。

1932年9月半间，他的一家字号“民记”因受汉口昌和王庄的，商业紧缩资金，影响周转不灵，倒账美丰、聚兴诚两家银行趁机对汤家进行攻击，专门成立宣传机构，扬言汤字号的企业经营失利，亏损顾大，行将倒闭，企图造成风潮，使“民记”的往来户都去下架子，逼汤家塔台，但是同生福早有准备，应付裕如的撑持了这个局面，不但平息了倒风，反而通过“嘴广告”的宣传，使同生福的业务更形旺盛，连一些家庭妇女的私房钱，都找上门来存放。这时，加以它所出的划条，又可在市面上流通，增加了资金的流转，填补了自己的头寸，因而，同生福在社会上真是信用昭著，在钱帮同业中也威信增高，举足轻重。抗战以后，伪法币不断贬值，同生福的实力也急剧下降，一万二千元的资本及十几万元的公积金几乎化为乌有，也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虽然百般筹商办法，最后改组易人添资，但在反动政权的摧残下，却也无法再挣扎起来，于是到了1944年，他也只得将这块几十年的老招牌出卖给别人经营了。

汤子敬鉴于重庆是西南的门户，西南各地的土特产，都要从这里转运出口，极便于经营进出口业务，所以早在1904年，他就开设了聚福长山货号，以经营牛羊皮出口为主，兼做定头棉纱的进口业务。这个企业，深入到叙府、泸州、内江、南充等地产区，铺山扎营，直接从农民手中收购。在经营初期，由于买办阶级的捉弄和封建反动势力的层层谁诈勒索，营业始终不振。但汤子敬又舍不得放弃这块还没有上嘴的肥肉，最后便甘心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同日商新利洋行私自办好手续，以挂日本旗为条件，将聚福长改名为“日商聚福洋行”。

聚福长自披上这张老虎皮子以后，也确实起了纸老虎的吓人作用，无论是在产区采购或在川江运输的途程上，“膏药旗”和“洋行”招牌都给汤子敬所经营的业务带来了不少的便利和好处，使聚福洋行的发展异常迅速顺畅，所赚的钱，远远超过汤子敬每年孝敬给东洋人的数目，汤子敬当然是喜出望外了。

聚福洋行在汤家的企业中，虽然并没有摆在首要地位，可是它曾经不止一次给汤家挽救过危局，出过大力。头一次是1909年，汤家各联号，都有亏折情形，商场上议论纷纷，传说汤家要倒号，那正是聚福长改组后一年的结算期间，汤子敬为了表现其盈余的真实情况，便破例地在定头帮同庆公所大宴宾客，唱堂戏，当场公开算账，于是汤家各企业乃得渡过了危局；第二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牛羊皮滞销，产区价格锐跌，聚福洋行特其资金雄厚，大量收购圈积，大战结束，各帝国主义又竞相抢购原料，牛羊皮加番上涨，使得聚福洋行反在大战结束那年，以百两左右一件（100市斤）买进的牛羊皮涨到三百多两一件售出，1次盈利即达40余万两，连经理彭斌臣，都为这个意想不到的横财而眉飞色舞了。到了1921年（民国10年）彭斌臣由于本人所占股额已达四成以上，盈亏责任较大，同时，他认为盈利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这种盛况难保持久远，因此不愿再干下去，汤子敬这时，也正迷恋于金融业的高利贷收入和商业上的稳妥可靠的经营，加上另无适当的人足以信托，对于这个发了横财的出口业务，也就忍痛抽脚歇业，将巨额资金，转向其他企业使用，而且还把彭斌臣的钱也以长期存款的办法吸收来作为自己经营活动的资金，以壮大各联号的实力。

汤子敬原是经营定头棉纱字号，对于定头棉纱的买卖，可以说是幼而学，具有丰富的业务经验，所以，他在离开谢亿太布店后，先后开设了德大昌、聚福厚、大昌祥、裕生厚等定头棉纱字号。这些企业直接成为汤家赚钱的阵地，同时又是汤家钱庄赚钱的对象。他的钱庄用低利吸收来的存款，以高利放在这些企业里，赚了第一道利钱，而这些企业便用钱庄投放的钱，买进货物，赚取利润。他利用自己的钱庄来支持商业上的投机活动，主要是因为商业活动必须拥有充裕的资金以供周转，才能谈得上“善贾”。以往，每年旧历四、七、十月银根照例吃紧，一般商人往往难筹措充足资金，结果影响了该买的货无力购进，不该卖的货又不得不忍痛出售求现，这样，春牌、洪水、秋关等三大销售季节的经营规律就根本无法掌握，真是“吊起腊肉吃白饭”，干着急，莫奈何。可是汤家的字号却依靠他的钱庄在银根吃紧之前，就给各家字号准备了丰裕的周转资金，各字号也就可以如愿以偿地买预货和畅销货，无论在购进或销售上，都从不坐失良机，因而能够稳稳当当地赚钱，业务也越来越茂盛。聚福厚、正大昌、大昌祥、裕生厚等字号，在其旺盛时期，进口定头棉纱，每次总在一千件或者八百件以上，对重庆市场，无形中起到了操纵和控制的作用。加上他经营的钱庄，在当时其经济实力约占重庆资金流转总额的三分之一，兼以汤家联号多，师兄师弟、伙家伙计，遍布全帮，调动头寸又方便，在经营中自然是十拿九稳，百发百中。由于这种种原因，所以当时重庆商场上较有实力的汪、魏、杨、黄各家，都知道汤子敬的实力大，不敢和他硬碰。汤子敬在定头棉纱帮虽然占了上风，可是仍不能满足他的利欲，过去使用的“改头换面”、“无名肿毒”等手法，仍照样用来牟取暴利，因此，他的资金积累，就形成直线上升的形势。由于汤家在足头棉纱帮中联号多，所以逐渐又形成了以裕生厚为轴心的经营活动。当时，银钱业赶场的人们也以裕生厚为第二市场，业务来往，托买托卖，把裕生厚挤得水泄不通。这时候的裕生厚，活动资金经常维持在四、五十万两左右，在全帮来说，和同生福在金融业中的地位一样，已是首屈一指，成为顶红的招牌了。但是好景不常，到了1932年，因外受市面经济衰落的影响，内受地方反动政府的摊派过重，资金陷于停滞，加以捐税繁重，市场日益调嫩，兼受申汇投机又遭失败，以及金融风潮之冲击，同时裕生厚又受到联号德丰、丰太所兼营的烟土在汉口遭到水灾被连累，损失了20多万元的资金，终于无力补救，最后被迫停业。

汤子敬和所有的资本家一样，对于金钱从来是贪得无厌的，总希望把社会上所有的赚钱门路都一一把守住，所以他在发展金融业、商业的同时，在房地产买卖上也不放松。

早在满清末年，他就利用“鳌头神”给他串买破滥房屋，然后换上几根梁柱，或者加上一、两层楼，便整旧如新，再以五、六分利的租金佣出去，或者机会来时高价出卖。他经营房地产买卖也是不择手段的，一般都是先串买一、两间，再勾结“鳌头神”千方百计的去扩展，在手段上总是先以济人之急为名，把产业当给自己，然后有意识地逐年增加当额，到了当额高到一定程度时，就把产业轻而易举的收在自己名下。这样，由蚕食到鲸吞，年年增加和扩张，逐渐地重庆各主要街道，几乎都有他的房产，其中规模大的，已经连成了一条街巷，如有名的“四公馆”。于是，当时的人们又赠给他一个“汤半城”的“美名”。

这种经营，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大利可图，实际上是赚钱不现皮的生意。同时，他还给汤子敬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以房地产来抵自己的一切开支，达到不动用其他企业分文老本的目的。他对于妻妾们的生活安排，也都是以一个小院或一幢房子的租金收入作开支费用，而不再从腰包里拿出分文。

至于购置房地产以后，有意拖延或不缴税款的事，是司空见惯。他这样做，是想以税款放利息或者做生意，翻几个觔斗，就相当可观，即或挨罚也划得来，何况还可勾结税史，通同作弊，付出少量代价而取得更大的利益。他的这个如意算盘，当时虽然有很多人都对他表示钦佩，可是在旧社会里，年年为房地产而发生的纠纷不知有好多起，上法庭也就成为他的家常便饭了。

在经营棉纱和金融业务上的节节胜利，使汤子敬感到在重庆已没有他的对手，而他愈积愈多的资金已使他感到必须另谋出路。当时在重庆市场上可以大量投资的还有盐业。因为经营盐业的首要条件是资金充裕，有了资金，包了口岸，那就可以放心大胆得到专利，同业没有丝毫侵犯的可能。汤子敬看准了这一着，首先就将经营定头棉纱的大昌祥字号转移方向，逐渐经营盐业以建立阵地，同时对“金十万”所经营的企业——同亿义盐号也有意识地多和他打往来。逢同亿义由于积税、积债、积盐，资金呆滞，调动不灵，势将倒闭，汤子敬为了进一步在盐业上控制地盘，加以同亿义和汤家各联号来往较多，债务较巨，如果听任同亿义倒闭，自己也必然受到不小的损失，所以他就以扶救同亿义为名，叫各联号债权转期，又另拨给同亿义五万两所谓搬稍存款，这样，同亿义经过改组，企业也救活了。企业改组以后，原来的东家“金十万”拆伙，由汤家独资经营，经理刘绍禹，也受到“汤财神”的“厚爱”，转过头来为汤家效劳。

当时，重庆盐业，为四家盐号所控制，因此，有“四大盐号”之称。大昌祥和同亿义就是“四大盐号”中的两个，所以汤子敬也就控制了重庆盐业的一半。这两个企业，除经营盐业以外，大昌祥仍兼营着原来的定头棉纱业务，同亿义则兼营以“义记南上”为商标的云南鸦片业务，畅销汉口一带。两个企业都曾经盛极一时。

汤子敬经营的各项业务的不断发展和日益纷繁，使他愈来愈感到应付不暇，必须建立一个统一计划安排的管理机构。永美厚银号就这样应运而生。这个银号有它自己的特殊使命和任务，所以它不是专以对外营业为主，而是把重点摆在汤家各联号身上。他把个人的大部分活动资金和所有企业赚的钱都集中在这里，以这个银号为他个人的总账房和发号施令的基地，成为汤家的经营活动的大本营。

永美厚的编制除他本人以外，另有三个人，总共四个人中，有两个熟悉定头棉纱，有两个熟悉金融，就这样全面展开了永美厚经营活动。接着，又在沙市、汉口、上海等地设立分号，分别在渝申线上联系汤家各埠企业的活动，起着一种监督的作用。汤家全部企业，都由这根线贯串了起来，上下呼应，如臂使指，可以说相当地巩固了。那知到了1925年由于汤子敬向往汉口利息比重庆高，有转移资金另辟市场的企图，又适逢其弟媳借未分家为词，串通军阀进行敲诈勒素，因而他就只好避退，随带现金一百多万两，孤身搭轮夜奔汉口。满以为汉口也一定是重庆第二，可以大发横财，所以首先就在汉口开设钱庄六、七家，又渐次地在进出口业务上建立据点，并且想在工业上染指。可是，这在那旧社会勾心斗角的恶劣环境下，他图高利，别人则企图拉到手再说，这样一刀杀下去，就抽不回来了。一百万的巨款也就呆滞在那里，无法活动。1927年又遇军阀唐生智在武汉封锁现金而发行的“国库券”，一日数市，不断贬值，由1,000两补水二，三百两，最后更跌到对折以下流通使用，形势十分严重。那时候，一般商人深怕亏累，都抢先了一些汇出去，可是汤子敬仍然稳坐钓鱼台，株守余栋臣起义的投机经验，认为市面总要恢复，到时又可出奇制胜，于是按兵（钱）不动，一个钱都没有汇出，结果一百八十余万两的现金，全部化为乌有。不仅如此，汉口各号还逼他了结善后，偿还债务，汤子敬至此已元气大伤，感到无法可想，最后才支使其子汤自修出面向各往来行号协商解决，他本人又夜奔重庆。永美厚在汉口失败以后，堂底已经空虚，倒风余波又影响沙市一带，汤家接连失利，开始走向下坡路。这时汤子敬在表面上仍处之泰然，而以“前生之尊”四字来了结这一场风波，而这块堂哉皇哉的永美厚银号招牌，终于在1943年出卖给别人。

在汉口的失败，使汤子敬的经济基础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汉口、沙市--带沿途各庄，大部分都先后缩小经营或者停止经营，他本人也因此受了较大的刺激，勇气锐减，情绪悲观，所以回重庆以后，曾经一度想“缩小活动，闭门不再问闻”。可是图利的思想，对一个资产阶级分子来说，无论如何是不会轻易放弃的，而且从他的失败教训中，他认识到有钱的人不结交儿个有势的大老板是站不住脚的，于是以往连告示都不愿多看一眼的汤子敬，这时，在经营活动上来了个改易敏的大转弯，通过他的儿子汤壶崎和四川军阀官像刘湘、王陵基、刘航璨、范绍增等勾结起来，企图东山再起，恢复往日的盛况。初先，他同范绍增开设四川商业银行，亲自坐上总经理的宝座，以范绍增从冠扣军饱中挪来的40万元作资本，以汤子敬这块“财神”招牌作广告，既有靠山，又有声望，经营当然顺利，接着，为了争夺铜元局的铜生意为独家经营，和刘航琛交换条件，慷慨担负了刘航琛上任刘湘财务处长的百分之四十的登台费，进而又和刘湘、刘航璨等勾结开设川康殖业银行，汤家各联号负责人都担任了川康殖业银行的发起人，以示大力支持。银行成立以后，汤壶峤任经理，主要角色亦都是与汤家有关。这时汤子敬认为汤壶峤联络有方，经营精干，是汤家的杰出后代，他本人亦自以为聪明绝顶，手腕高明，连凶悍的军阀们都已控制在他的手中，因而沾沾自喜，自鸣得意，满以为可以在企业中独揽大权，重振家业了。可是结果事与愿违，军阀们利用他父子两人，只是为了自己过渡，正如俗话所说：“被窝铺好了，睡觉的却不是自己”。最后，汤壶崎在孤立无援遭受排挤的局面下，自动退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