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国良（1917.03-2010.05.11），离休干部（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广州市政府党组原副书记、原副市长。

斯人已逝，浩气长存，他的夫人于显昭同志写下长篇纪念文字，记录下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

他从童工成长为钢铁战士

第一次见到国良，是1946年底在山东临沂。那一年，我不满21岁，国良29岁，担任新四军华东军区兵站部二中队队长。当时，组织上分配我到二中队当文化秘书。报到那天，我见到国良，敬了一个军礼，国良还了军礼，问我：“路上累不累？吃了饭没有？”他和蔼有礼，我一下子对他产生了好感。

工作接触多了以后，知道他于1917年农历二月十八出生在江苏高邮县汤庄镇缦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穷，国良不满13岁便当上了童工。1936年，国良参加了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国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国良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撤往解放区。国良出生入死，赴汤蹈火，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

我们在临沂相识不久，内战全面爆发，国良奉命留守原地。我调回兵站部。他二话不说，开来吉普车一定要送我，我心里很感动。分别时，彼此都有一些恋恋不舍。

1947年底，全国战争形势好转，部队开展查阶级成分、查思想作风、查工作态度的“三查三整”整风运动，我和国良在此时再次相聚。他是“三查三整”整风运动的学习大队长。整风运动结束后，国良被调到华东企业总公司潍坊公司当经理，我也到了华东企业总公司工作。一次，我外出执行任务，开到潍坊时汽车坏了，我去找国良帮忙。他二话不说，带着工具赶来，帮我们把车修好了。告别时，我们互敬军礼，手也没握一下。多年以后，我们回忆这段往事，国良笑着说：“当年要不是汽车坏了，你路过潍坊也不会来找我吧？”

1949年3月，我军乘胜南下，势不可挡，全国解放在即。在华东军区召开的南下动员大会上，我们又走到一起了。国良被任命为青州总队第二大队队长，我在第八大队当队员。我们随着陈毅大军挥师南下，根本无暇顾及个人的感情，直到解放大上海。

1950年初，组织上找我谈话，准备选送我先到工农速成中学学习一两年，然后到北京读大学。这一回，我又主动去找国良，把组织上的决定告诉他，然后说：“我要走了。”他沉默了好一会儿，很诚恳地对我说：“你走以后，我会跟你联系的。只要你一天不结婚，我是不会结婚的，我等着你。”不料，当年2月6日，发生了国民党特务爆炸上海发电厂事件，组织上决定让我进驻上海电力公司参加军管工作。这样，我上大学的安排便取消了。

1952年3月，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有人写了匿名信，诬告国良贪污，他被调回中央交通部海运总局任科长，接受审查。得知此事，我非常气愤。我了解国良，他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根本视钱财如粪土。就在他无端遭受诬陷的时候，我们毅然定下了终身大事。1952年底，对国良的审查结束了，结论是纯属诬告。他被安排到交通部天津筑港工程局任副局长。

1953年，我们在天津结婚。不久调往大连。不到一年，又被调往遥远的广州，负责筹建广州造船厂。在他和干部职工的辛勤努力下，几年后广州迅速崛起了一个现代化规模的造船基地。

1958年7月，周总理在省委书记陶铸、市委工业书记曾志的陪同下，到广州造船厂视察。头天晚上，国良准备材料，彻夜未眠。

在厂部会议室里，国良详细地向领导同志汇报了广船艰苦奋斗的发展历程和前景。国良的汇报结束后，周总理非常满意，高兴地说：“你们干得很好！等你们的大船造好以后，我还要到广船来！”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工业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仍然奋斗在第一线的国良，年过花甲，干劲不减当年。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带领下，国良组织实施了以发展轻纺工业为重点的广州工业结构调整，全市集中抓好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电风扇、干电池、力车胎、中西成药等十大拳头产品。同时，又大胆地领导了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改革，组织引进和建设了一批重点项目。如黄埔发电厂、华南计算机公司、万宝电器集团、广美食品有限公司、广州合成纤维厂、珠江啤酒厂、广州造纸厂第二期工程、广州电梯厂、广州标致汽车公司等一大批新项目，为广州工业的腾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8年12月，国良从市政府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办理了离休手续，此时，已经71岁了。我替老伴松了一口气，希望他好好休息。他却说：“不行啊，市里要我组建广州工业经济协会。”此后，他又像年轻人一样地投入工作，亲手创建了市工业经济协会，并坚持工作了15年之久。2003年，当他辞去工业经济协会会长职务时，已是86岁了。不久，便病倒住进了医院。

家居简陋从不装修

年逾八旬为妻缝衣

国良一辈子，始终抱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

几十年来，我们家一直是国良最好的接待站。他的许多老领导、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出差到广州，国良总是在家热情接待。从不用公款请客，而是由我和我的父母自掏腰包买菜做饭、包饺子，大家开开心心边吃边谈。

任职期间，国良没有带我外出旅游过。按政策，离休干部可以享受一次回老家探亲的待遇。可他忙于组建工业经济协会，一直无法成行。后来，因为积劳成疾，体质每况愈下，就给耽搁下来了。番禺、从化、花都、增城多次邀我们去休养，国良总是说：“我们去了，人家就得陪我们，还要花钱招待我们，何必呢？”直到他去世，一次也没去过。唯一的例外，是2000年北京西单广州大厦建成时，市政府邀请了7位老市长夫妇前往参观，我们在北京住了一个星期。

国良一直强调：家属不许坐他的车。就算是刮风下雨，我都骑自行车上下班。孩子小时候需要看病，也总是由我带到医院去。国良原则性强，是对党和人民负责，但他对家人非常关爱。有一次，我得了急病在工人医院（现广医一院）做手术，国良知道后很担心。恰好那天是星期天，他自己乘坐公共汽车到医院看我，不料，一上车就被人偷了钱包和工作证，他也顾不得那么多，到医院看到我精神还好，才稍微放宽了心。

我们多次搬家，从没搞过装修。一次，谢士华副市长登门谈工作，看到我家太简陋，便安排了施工队要来装修。可是国良坚决不同意。事实上，每当我家的门窗、马桶、电器坏了，都是国良自己动手修理的。晚年离休后，年逾8旬的他还踩着缝纫机给我做衣服，亲手缝制给刚出生的孙儿穿的小衣服，做工精巧细腻，见者无不惊叹。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广州市政府党组原副书记、原副市长、离休干部汤国良同志（享受副省长级医疗待遇），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11日上午8时50分不幸在广州逝世，享年93年。

汤国良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5月20日（星期四）下午4时在广州殡仪馆青松厅举行。